石油时间（1）

根据全国第五次石油工作会议部署，张忠良赶赴四川局上任，准备捋起袖子，在四川寻找到“中国巴库”，力争实现抱一个康世恩时常挂在嘴边的“大金娃娃”时，新中国的石油工业之战打响已有四年多了。

回望异常艰辛却砥砺前行、不断开拓的艰难的四年多时光，也许要从1949年9月28日，即距开国大典只剩两天的那个下午说起。

那天下午，西北高原的太阳即将西沉，中国石油灵魂人物之一的康世恩与肩负着特殊使命的随员一起，行色匆匆地来到甘肃玉门。

从某种意义来说，“9月28日”这个日子，应该是属于新中国所有“石油人”的“中国石油时间”！

康世恩一行放下行李，便在矿区广场上召开了玉门油矿职工大会。

面对4000多名坚持留下来欢迎康世恩一行的油矿工人，西北野战军第三军军长黄新亭也没客套，直截了当，充满自豪地代表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高声宣布：“玉门油矿解放了！原国民党的中国石油公司甘肃分公司不存在了，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中国石油公司甘青分公司军事管制委员会今天成立了！”

在此前的8月22日，西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共5个军10万人，在彭德怀指挥下占领兰州。之后，在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经济部部长孙越崎，油矿协理邹明等爱国人士和大批爱矿、护矿工人的协助下，黄新亭带领西北野战军的装甲团，于9月26日挺进玉门，在工人们的夹道欢迎中，开着轰鸣的战车，占领了被彭德怀赞誉有加的“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玉门油矿！

黄新亭面如朗月，是西北野战军高级将领中的“美男子”之一。他宣布玉门油矿被中国共产党实行军管之后，面带胜利的喜悦，又宣布了甘青军管会正式接收玉门油矿的命令。

在这份体现了中央和军方意志的公文中，康世恩出任军事总代表，兰州军管会领导干部焦力人、张俊任副总军代表，刘南、职若愚、詹石、杨文彬和雪凡等人出任军代表。

黄新亭将命令宣布完毕，玉门油矿办公楼门前的小广场上，长时间地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黄新亭站在主席台上，满面春风地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向大家介绍了一位年轻人，只见他“瘦个头，长方脸，两道浓眉，一副眼镜，干练而又朴实”。

他就是34岁的康世恩。

根据党中央接管国民党政府城市和工矿企业的政策，在坚持军事接管玉门油矿，尽快恢复生产的首要原则下，康世恩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来接收玉门油矿，不但不会打乱企业原有的组织机构，原职原薪地计发每个人的工资，而且还特别欢迎玉门油矿的知识分子、管理人员、技术骨干和我们一同参加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建设，共同创造美好未来！”

康世恩的讲话言简意赅，引起了强烈共鸣。

玉门油矿经历了新旧政权更迭之初的不安及惶惑，很快人心安定，秩序井然，各项生产得到了恢复。

黄新亭的装甲团与西北野战军的后勤车队，在玉门加完新中国石油工人开采、提炼的新鲜油品后，朝着进军新疆的目标继续前进。

为尽快落实彭德怀“要把玉门建成我国石油工业摇篮”的指示，军管会面临的当务之急，就是发动职工紧急行动起来，为大部队进军新疆提供油品保障。为此，他们在部队运力不足时，还派出了一支紧急拼凑、快速组建起来的运输车队。

当时，玉门油矿的炼油设施只有常压蒸馏和减压蒸馏等三套设备，生产的油品无法满足进疆部队越来越大的需求。康世恩发动全矿上下，在三套装置超负荷运转时，就如何增加炼油量的问题想办法。

工人和技术人员提出，库房里有一套设备还可以用。康世恩一问，才知道那是前几年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从美国进口的达布斯热裂化装置。当年，这套设备冲破日军的狂轰滥炸，经“史迪威公路”一路辗转，好不容易才运抵玉门，不想却被堆在仓库里，一直没有派上用场。

康世恩去仓库看了那套设备时，眼睛为之一亮，同意马上安装。

炼油厂厂长熊尚元、总工程师龙显列二话没说，带领工人，负责了从设计施工到开车运行的全程工作。

许多年以后，当年在玉门担任军代表的杨文彬老人回忆起来，安装达布斯热裂化装置的情形还历历在目：“那时，玉门虽然刚刚获得新生，但以前为国民党政府干活的工人积极性很高，他们打心里支持我们的工作。叫王宝森和杜秀全的老职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的技术特别好，无论是铆焊活还是钳工活，样样干得都很出色，哪里有困难就在哪里出现，根本不讲价钱。他们是调试安装达布斯装置的主力干将！

“像干这种具有相当难度的技术活，以往都是在美国工程师的指导下，按图纸由专业技术人员来干。没想到他们刚当上新中国的石油工人，往年的‘崇美症’一下子就克服了！

“康世恩知道情况后，还专门召开群众大会，对他们进行了表扬，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那时，新中国的第一代‘石油人’为了抢时间，赶进度，每天像打仗一样连轴转。没过多久，达布斯热裂化装置就建成了，并且一次开车试产成功，柴油、汽油炼油量和品质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国家用人之际，康世恩之所以能在百万大军中脱颖而出，于开国大典的前夜，从西北野战军第三军第九师政治部主任任上转战新中国石油战线，成为领导中国石油工业的一员干将，除了革故鼎新的大时代赋予他的特殊机遇，还有知识、经验、能力和个人素质的综合考量。

康世恩还是个察哈尔少年时，就带着对国民党对日政策的不满，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北平高中。这所中学原名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后改名北平中学。这所学校是一所因参与五四运动，火烧北洋政府早年高官、新交通系首领曹汝霖私宅而闻名的中学。

在北平高中，康世恩与“蓝衣社”成员、校长焦实斋发生了冲突。他因不服从军训军官对学生们的宣传约束，号召大家与校方对抗，后因参加“一二·九”运动，遭到校方开除与警方通缉。

在上海避难时，他发奋读书，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地质系。该系由著名地质学家、民国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创办。当时，“地质系只招收两名学生，而报考者多达130多人。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康世恩即告别同学离开上海，只身一人乘船北上天津，转赴北平。在船上，他遇到中共清华大学党组织负责人蒋南翔。蒋南翔早就听说过康世恩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并被警方通缉的情况，很喜欢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两人一路谈得十分投机，到了清华大学，蒋南翔帮康世恩办好入学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