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4）

找到良药之后，屠呦呦并未停止工作。她认为必须要用现代的科技方法，查明青蒿提取物中那种有效单体的化学结构，这样才能以化工的手段规模生产。同样是在1972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用当时最先进的“X-衍射法”，帮助屠呦呦确定了青蒿提取物的分子式为C15H22O5。

1973年，屠呦呦研发出青蒿素第一个衍生物双氢青蒿素，抗疟的疗效一下子提高了10倍。至此，她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她的重任。同年，青蒿结晶的抗疟功效在云南地区得到证实，“523办公室”决定，将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作为新药进行研发。

回顾当时的探索，屠呦呦说，那时候大家工作都很努力。“我们的工资待遇都挺低的，大家也不考虑这些，自觉来加班，争取快速推进工作。那时候没有名利之心，大家经常汇报各自的进展，齐心合力争取更快出成果。”她感叹，建设创新型国家一定要多提倡原创发明。“你有原创的东西，在国际上就会被另眼相看，能说服人。”

1976年，项目组得到某国科学家正在分离蒿属植物类似物质的信息，以为与我国研究的青蒿素相同。在我国当年没有专利及知识产权保护法规的情况下，为了表明青蒿素是中国人的发明，1977年由屠呦呦所在的中国中医研究院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的名义在《科学通报》第22卷第3期首次发表了有关青蒿素化学结构及相对构型的论文《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引起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

1978年，“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的名字。当年大协作的“523”项目以“胜利完成”而告终。1984年，科学家们终于实现了青蒿素的人工合成。此后，中国科学家如接力赛一样，取得一批围绕青蒿素的重大科研成果。“那时候没有考虑到什么奖。国家需要做什么，就努力去做好。”屠呦呦坦陈，“我是搞研究的，只想老老实实做学问，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课题做好，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想别的。”

1981年10月，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世界卫生组织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第一次在日内瓦总部以外召开的会议，是专为我国发明的抗疟药青蒿素及其衍生物进行全面评价和制定发展规划的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学术会议报告了7篇论文，均由我方代表宣读。其中，屠呦呦代表中国研究人员作了题为《青蒿素的化学研究》的报告。

从实验室到临床，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我国颁发的一类新药证书。一项特殊历史时期的任务，最终转化成全人类对抗疾病的武器，拯救了数不清的生命。2009年，屠呦呦编写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在多年研究生涯里，屠呦呦一贯保持低调。她对记者的提问很少作正面回答，常常说去看她的那本书就够了。作为科学家的屠呦呦，爱用这本260页厚的学术著作来与世界对话，对于其他方面她似乎不想谈得过多。在屠呦呦家里，可以看到厚厚的卷册已被翻得起了毛边。其中有一页印制粗糙的新药证书复印件，那是中国新药审批办法实施以来的第一个新药证书——卫药证字X-01号。这份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申报获批的证书上，并没有屠呦呦的名字。1996年，该研究小组又荣获“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屠呦呦在得奖人名排序中位居第七位。

作为“中国神药”，青蒿素在世界各地抗击疟疾中显示了奇效。2004年5月，世卫组织正式将青蒿素复方药物列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英国权威医学刊物《柳叶刀》的统计显示，青蒿素复方药物对恶性疟疾的治愈率达到97，据此，世卫组织当年就要求在疟疾高发的非洲地区采购和分发100万剂青蒿素复方药物，同时不再采购无效药。世界卫生组织说，坦桑尼亚、赞比亚等非洲国家近年来疟疾死亡率显著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泛分发青蒿素复方药物。

中国援助多哥医疗队队长王维忠介绍说，青蒿素药品治疗疟疾见效快、副作用小，用药后95以上的病人都能治愈。王维忠还说，青蒿素不仅价格较奎宁低，而且使用方便，多哥当地人非常肯定青蒿素的疗效，尤其是口服药。据多哥洛美地区中心医院一位主管副院长介绍，青蒿素药物是该院治疗疟疾的首选，每年中国政府都会援助多哥青蒿琥酯抗疟药物，并对当地医务人员进行疟疾防治知识技能的培训和指导。

在肯尼亚的疟疾重灾区奇苏姆省，用中国重庆产的青蒿素药物“科泰新”治愈的一名患疟疾的孕妇，给生下的孩子取名“科泰新”；在南非的夸祖鲁-纳塔尔省，中国的复方蒿甲醚使疟疾患病人数减少了78，死亡人数下降了88；在西非的贝宁，当地民众把中国医疗队给他们使用的这种疗效明显、价格便宜的中国药称为“来自遥远东方的神药”……在屠呦呦眼里，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传统医学给人类的一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