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2008年冬，应《时代周报》编辑李晓婷女士的邀请，为该报的文化版开一个专栏，题目就叫作“明史谈屑”。后来李女士调离，与我联系的先是凌越先生，后是曾园先生、吴筱羽先生。在他们的支持下，这个专栏至今还在继续。前后共发表了几十篇文章。

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对此很关注，希望我能结集出版。盛情难却，我接下了这个任务。所谓结集出版，看起来很容易，其实并非如此。原因很多，其中之一，这个专栏还未写完，至少还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没有写，必须提前写出几篇来平衡全书的结构。其中之二，当初报纸方面的约定是写“千字文”，即篇幅以一千字为宜，后来稍有放宽——不超过一千五百字。对于报纸来说，这样的文章已经不算太短了，但是对于写历史题材，仍有“削足适履”的感觉，即使叙述一个人或一件事，都无法畅所欲言。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尝试把一篇文章写到三千字，然后一分为二，作为上下篇分开刊登。因为这样的关系，此次结集时，相当一部分文章需要重写，扩充篇幅，增加内容；另一部分文章先前由于篇幅限制，文字极度精简，需要润饰，需要舒展。

关于题目，要做一点说明。出版社编辑希望醒目一点，我则愿意含蓄一点，仍旧用专栏的名称为题。为了兼顾“醒目”，加上一个副标题，就成了这样：《明史谈屑——专制政治面面观》。当初用“谈屑”两字，就有谈些琐屑的细节之意，无论写人写事，尽量注意细节和情节。因为报纸是面向大众的，必须摆脱学术味，有可读性，有吸引力。既要生动有趣，又不能“戏说”；既要言必有据，又要用引人入胜的方式表达出来。至于副标题，是我选题时隐而不显的思考，通过一个人、一件事来揭示专制政治的某个侧面。所写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帝王还是大臣，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宵小之徒，他们的命运都和专制政治密切相关，或者说，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专制政治究竟意味着什么。

复旦大学出版社认为，这样的标题虽然名实相符，却过于刻板。他们反复推敲后，拟定了一个标题：《明朝大人物：皇帝、权臣与佞幸》。在我看来，副标题七个字难以涵盖书中所有文章。于是改成“皇帝、权臣、佞幸及其他”。

这些话都是现在为了“解题”而说的，实际写作时只把它当作“潜台词”，注重“用事实说话”。因为“用事实说话”是讲述历史最为有力的手段，无需发什么议论，人们已经知道作者想要议论什么。当然并不意味着绝对没有议论，偶有议论，点到为止而已。留下想象的空间给读者，岂不更好！我向各位讲述历史人物的跌宕命运，展现历史事件的无穷变幻，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

对于“讲故事”需要说明两点。一是，“讲故事”绝不意味着可以胡编乱造，必须严格遵循学术规范，言必有据，每一句话都要有史料依据。最近有的人扬言：历史的细节与对话可以虚构。完全是一派胡言！二是，不要停留于为讲故事而讲故事，努力把它蕴涵的深意挖掘出来，引发人们思索，如何看待过去和现在，这样的“讲故事”才有意思。

本书四十六篇文章，写的是几百年前的事情，无疑是陈年旧事，但不等于“炒冷饭”，每篇文章的选题、立论、叙述都力图有新意，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我的意图是，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用大手笔写小文章。至于做得如何，那得由读者来评说了。我用认真的态度来写轻松的文章，希望读者轻松地阅读，不至于带来沉重的感觉。

本书的大部分文章刊登在《时代周报》上，少部分刊登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的文章是上述文章的延伸，所以收集在一起。需要说明的是，文章是零星发表的，上下前后或许有一些重复，但各篇文章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读史的感悟也有所不同，看起来还是饶有兴味的。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樊树志2010年8月初稿2011年3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