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言：“弃市”的首辅（1）

嘉靖二十七年十月，皇帝下旨，将已经罢官的夏言“弃市”——绑赴西市斩首。堂堂内阁首辅以这样一种方式谢世，震惊朝野。难道他有叛国谋反罪吗？没有。他是十恶不赦的奸臣吗？不是。夏言是嘉靖时期政坛高层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大臣，性格机警敏捷，有才干，善于雄辩，写得一手好文章，由一个小小的言官晋升为礼部尚书，继而以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不久升任内阁首辅。飞黄腾达的根本原因，端在于皇帝的宠信。然而此人锋芒毕露，行事无所顾忌，后逐渐失宠。他遭到内阁同僚——江西同乡严嵩诬陷，终于招致“弃市”的命运。

这幕悲剧的来龙去脉，是颇堪回味的。

嘉靖初年，夏言任兵科给事中，又升任兵科都给事中，在与宠臣张璁的较量中，逐渐崭露头角，为皇帝所赏识。嘉靖皇帝因为“大礼议”而宠信张璁，使之官运亨通，但也察觉此人“自伐其能，恃宠不让”，很想有一个人来制衡他。这个人就是夏言。

夏言引起皇帝注意是有一个过程的。皇帝刚即位时，夏言就上疏，希望皇帝上朝以后在文华殿批阅奏疏的同时，召见阁臣当面作出决定，“不宜谋及亵近，径发中旨”。这个建议得到了皇帝的“嘉纳”。此后他又七次上疏，建议改革“后宫附郭庄田”，限制后宫及皇亲国戚的利益，文章写得掷地有声，为朝野所传诵。不过真正引起皇帝另眼相看的，是嘉靖九年他关于“更定祀典”的态度，迎合了皇帝的心意。夏言由“祀典”而获得眷顾，很类似张璁与“大礼议”的关系，其不二法门一言以蔽之，就是投其所好。这位皇帝由于“大礼议”而怨恨与他对着干的群臣，很想改革礼仪制度，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看到夏言建议改变祖宗旧制，分别祭祀天、地、日、月，正中下怀。但是很多大臣表示反对，权势显赫的张璁也在反对者之列，还指使詹事霍韬极力诋毁夏言。

霍韬是张璁的同党，眼见皇上对夏言眷顾方深，不敢公开较量，私下里写信给夏言，痛骂一顿，并且把私信的底稿送给三法司。夏言愤然向皇帝告状：霍韬是朝廷近臣，同在“议礼”之列，既有定见，自当明言，何必给臣私信，又把它送交三法司，居心险恶。皇帝大怒，把霍韬关入都察院监狱，命三法司从重治罪。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他破格嘉奖夏言，赏赐四品官服、俸禄，用以表彰他“不党”的忠心。史书说：“言自是大蒙帝眷。”这确实是一个转折点，骤然得宠的夏言，由吏科都给事中兼任侍读学士、经筵讲官，再升为少詹事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经筵讲官。

夏言其人气度不凡，眉目疏朗，胸前美髯飘拂，嗓音洪亮，吐字清晰，而且不带乡音，每次经筵开讲，皇帝都全神贯注，十分欣赏，流露出“欲大用”的意思。这样，他与早已得宠的张璁之间的嫌隙逐渐明朗化，张璁出于妒忌，策划亲信构陷夏言。经司法衙门审理，真相大白，言官纷纷弹劾张璁。皇帝罢免张璁，提升夏言为礼部左侍郎，一个月后，晋升为礼部尚书。后来虽然张璁再度入阁，但是宠信渐衰，正如《明史·张璁传》所说：“不能专恣如曩时矣！”而夏言的声誉却与日俱增，一方面，当时士大夫厌恶张璁，希望凭借夏言与之抗衡；另一方面，夏言得到皇帝宠信后，依然折节下士，赢得了口碑。

夏言心中明白，若要持续获得宠信，必须不断揣摩皇帝的心意。皇帝每次写诗，都送给夏言，夏言不但写诗应和，还把皇帝的诗作制成碑刻送还。这个马屁拍得相当成功，博得了皇帝的欢心。为了继续博得欢心，他卖力工作，“奏对应制倚待立办”，而且事事处处都仰承帝意，咨议政事“善窥帝旨”。于是乎，皇帝赏赐这位宠臣一枚银质印章，上面刻着“学博才优”四字，用来“密封言事”——奏疏加盖印章密封直接送达皇帝。

随着张璁、方献夫相继离去，以及皇子的诞生，皇帝对夏言更加倚重，给他太子太保、少傅兼太子太傅的荣誉头衔。嘉靖十五年闰十二月，夏言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李时虽为首辅，但决策大权操于夏言之手，此后入阁的顾鼎臣，一向以“柔美”著称，不敢对夏言持异议，不过“充位”而已。嘉靖十七年十二月，李时去世，夏言升任首辅。

世宗皇帝自有他的用人标准，那就是“不欲臣下党比”，夏言揣摩到了这一点，专门和因“大礼议”而大红大紫的新贵对抗。皇帝极为欣赏他的“不党”风格，使他得以平步青云，到达权力的巅峰——少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然而，巅峰也就是下坡路的开始，他身后有一个竞争对手严嵩，正在虎视眈眈地觊觎首辅的位子。

夏言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凭恃皇帝的恩宠而心高气傲，家中贵客盈门，应接不暇。官卑职微的官员常常等候道旁不敢进门，好不容易进了门，不过一揖而退。当时人讽刺道：“不见费宏不知相大，不见夏言不知相尊。”他逐渐有点得意忘形，老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傲视同僚，即使对待严嵩这样厉害的角色，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