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心颐指”的李东阳（2）

其一是关于《孝宗实录》。焦芳入阁以后，由《孝宗实录》副总裁晋升为总裁，操纵书写历史的大权，假公济私，挟带个人恩怨，任意褒贬。天下所推许的正直人士如何乔新、彭韶、谢迁，他在实录中大肆诋诬，反而把自己吹嘘为正直人士。内阁首辅李东阳作为他的上司，本应该予以批评，却畏惧他的卑劣手腕，更慑于他的后台刘瑾，不敢表示不同意见。在向皇帝呈报《孝宗实录》的奏疏中，模棱两可，尽是些“传疑”“传信”“庶以备于将来”等含糊其辞的判断。《明通鉴》的编者夏燮严厉地谴责李东阳，说他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成为焦芳“改窜实录之张本”，为焦芳大开方便之门。

其二是关于《通鉴纂要》。李东阳奉命编《历代通鉴纂要》，刘瑾为了给李东阳一点颜色看看，派人逐字逐句吹毛求疵，寻找差错。李东阳大为惶恐，连忙请求臭名昭著的焦芳、张彩帮忙缓解，希望刘瑾手下留情。

正德五年，刘瑾案发，被捕入狱，皇帝念及旧情，从轻发落，流放其到凤阳皇陵当差。李东阳对当权的太监说：假如他再度复出，怎么办？“八虎”之一的张永拍着胸脯说：有我在，不必顾虑。不久，刘瑾给皇帝写信，说自己被捕时赤身裸体，乞求给予一两件衣服蔽体。皇帝看了信，动了怜悯之心，命有关部门给他旧衣服一百件。原先无所畏惧的张永顿时感到恐惧，与李东阳计谋，怂恿言官联手弹劾刘瑾。言官们不明就里，在弹劾奏疏中牵连了许多文武大臣。张永拿了奏疏到左顺门对言官们说：刘瑾专权时，连我辈都不敢讲话，何况文武两班官员！奏疏必须修改，只弹劾刘瑾一人。最后定案时，受牵连的只有文臣张彩、武臣杨玉等六人而已。张彩当然不服，大量揭发李东阳阿谀奉承刘瑾的事实。结果，张彩突然暴毙于狱中，个中缘由不言自明。

刘瑾伏法抄家，查抄出来的不仅有金银珠宝、违禁物品，还有各级官员写给他的书信。秦王府永寿王为刘瑾庆贺寿辰所写的诗和序，过于卑颜谄媚，皇帝看了大怒，下旨严厉谴责，并且要彻查所有的书信，看一看谄媚者的嘴脸。李东阳一反常态，执意反对，用他的生花妙笔写了一份长长的奏疏，说道：自古以来惩治乱臣贼子，正名定罪，仅仅诛戮本人。从前汉光武帝平定王郎反叛，查获官民与他交往的文书几千件，下令付之一炬，他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给追随他的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使之安心效劳朝廷。先前刘瑾专权乱政之时，假托朝廷威福，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朝廷内外的官员，谁不屈意待之？他们的细故小过，希望皇上曲赐包容。如果降旨严厉追查，那么凡是有书信馈送的人，一定惊骇得不能自安。臣愿意看到皇上心胸广大，涵养深厚，把所有文书无论是否涉及叛逆事情，全部焚毁，消灭痕迹。皇帝觉得有理，欣然同意。

李东阳的建议具有政治家风度，不使打击面过于扩大，可以稳定人心。这是他作为内阁首辅的职责。但细细揣摩，其中也不乏私心——他自己也是书信馈送者之一，“毁尸灭迹”的话，就可以使自己的谄媚不被曝光，实在是政治谋略的高招，既可以自保，又可以使天下太平。

谷应泰谈到刘瑾“流毒五年”，集中到一点——“士大夫悉为曲学阿世”，可谓入木三分！李东阳虽然不愿意同流合污，但也不能免于“曲学阿世”之讥。孟森在《明史讲义》中说：“刘、李、谢三相同心辅政，皆为贤相，刘、谢去位，李稍依违，遂为同时所诟病。阉党以尽逐阁员为有所却顾，乐得一不甚激烈者姑留之。其后李遂久为首相，誉之者谓其留以保全善类，善类之赖保全者诚有之，要其不与刘、谢同退之初，未必遂为将来之善类计也，故嘲之者曰‘伴食’，曰‘恋栈’，未尝无理。”孟氏责备他“伴食”“恋栈”，似乎过于苛刻。在当时的情况下，那实在是他不得已的选择，明朝人对此还是理解的。孝宗病危，在御榻前召见刘健、谢迁和李东阳，亲口把少主托付给三位顾命大臣。后来刘瑾专权，迫使刘健、谢迁辞宫而去，独留李东阳。史家焦竑是这样解释的：假使李东阳也一走了之，“则国家之事将至于不可言，宁不有负先帝之托耶！文正义不可去，有万万不得已者。西涯晚年，有人及此，则痛哭不能已”。对于他委曲求全的内心痛苦，焦竑有着同情的理解，是很难得的境界。

李东阳毕竟不是佞臣，他谨慎、和气、忠厚，文学造诣又冠绝一时，著作《怀麓堂集》，令后人敬仰不已，人们也就不再苛求他的委曲求全了。况且很多事情他也无可奈何，一介文人要应对险恶的政治斗争，免不了顾此失彼。人们对他是宽容、谅解的，焦竑《玉堂丛语》对他的评价颇有代表性：

刘瑾威权日盛，狎视公卿，惟见东阳则改容起敬。时焦芳与东阳同官，又助瑾煽虐，东阳随事弥缝，去其太甚，或疏论廷辩，无所避忌。所以解纾调剂，潜消默夺之功居多，否则衣冠之祸不知何所止也。或者乃以其依违隐忍不决去非之，过矣。

《明史·李东阳传》的基调也是宽容、谅解的：“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既罢政居家，请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颇资以给朝夕。”他致仕回乡，两袖清风，以致要依靠书法的润资来贴补家用。有时他感到厌倦，不想动笔，夫人笑着说：今日有客人来，难道可以让桌上没有鱼菜吗？于是他又欣然命笔，写了几个时辰才停歇。这时的李东阳无牵无挂，俨然一个随遇而安的老人。

李东阳仕宦五十余年，担任阁老也有十多年，致仕后过着清贫生活，友人到他家拜访，但见四壁萧然，全部家当还抵不上严嵩一桌酒席的花费。他去世后居然没有钱治丧，还是门人故吏解囊相助，才得以安葬。焦竑因此感叹道：“彼时权珰狂猘，公卿鲜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于公。公岂有权术牢笼之哉！毋亦贞操洁履，有以服其心耳。”

李东阳还是值得人们敬重的，毕竟他“清节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