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着“锦衣卫”的幌子（2）

明朝著名文人王世贞的《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七，收了他写的《锦衣志》，结论也是如此：“上时时有所诛杀，或下镇抚司杂治，取诏行，得毋经法曹，其禄秩名号无以越异诸军也，乃势则奕奕，不啻过之。”锦衣卫初设于明太祖时，是内廷亲军，皇帝的私人卫队，不隶属于都督府。其下有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负责本卫内部刑法，北镇抚司专门掌管诏狱，可以直接凭借皇帝诏令行事，不必经过外廷三法司的法律手续。

清朝官方编纂的《明史》中的《刑法志》有不少篇幅涉及锦衣卫，它说：“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师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当时令人噤若寒蝉的“胡惟庸党案”“李善长党案”“蓝玉党案”，先后杀戮四万多人，就是锦衣卫一手操办的。后来这位太祖高皇帝大概意识到，“法外用刑”并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便下令撤销镇抚司诏狱，烧毁刑具，囚犯移送刑部处理。

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发动军事政变，把建文帝赶下台，自己当上皇帝，由于名不正言不顺，遭到建文旧臣的强烈反对。为了肃清政敌，钳制舆论，他恢复了镇抚司诏狱。永乐初年，重现洪武年间的恐怖气氛，由“诛九族”发展到“诛十族”，受株连而处死的不仅有直系亲属、旁系亲属，还外加朋友、门生一族；而且出现了“瓜蔓抄”，把案犯家乡的村庄化作废墟，没有一人得以幸免。这些都是锦衣卫的杰作。迁都北京以后，朱棣另外建立了一个由亲信太监掌控的东厂，目的是“刺臣民隐事”，并且负有监督锦衣卫的使命。

锦衣卫的头目，在《明史》中有小传的，不是列入《佞幸传》，就是列入《阉党传》。在《佞幸传》的有纪纲、门达、逯杲、江彬、钱宁、陆炳，在《阉党传》的有田尔耕、许显纯。这些人都是宵小之徒，靠卧底、告密而发迹，不遗余力地为皇帝惩治不同政见者，加官进爵之后，气焰嚣张，收受贿赂，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关于锦衣卫或者厂卫的斑斑劣迹，可以说贯穿于整个明朝，而且愈演愈烈。到了熹宗天启年间，厂卫横行达于巅峰，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兼任东厂总督，利用明熹宗朱由校的昏庸，专权乱政，他手下的十员干将，号称“五虎”“五彪”。所谓“五虎”，是中央朝廷的文职高官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为魏忠贤出谋划策。所谓“五彪”，是具有军职的高官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充当魏忠贤的打手与屠夫。

田尔耕是前兵部尚书田乐的孙子，依靠祖荫，仕途一帆风顺，一直晋升为军职最高官阶——正一品的左都督，天启四年投靠魏忠贤，掌管锦衣卫。此人狡黠阴贼，与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结为莫逆之交。魏忠贤为了镇压“东林党人”，屡兴大狱，如“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田尔耕把锦衣卫的侦缉人员派往各地，把不同政见者逮入镇抚司诏狱，严刑逼供，入狱者大都死于非命。由于他和魏忠贤、魏良卿的特殊关系，不少官员都奔走于他的门下，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甚至与他缔结姻亲。当时京都有“大儿田尔耕”的说法，意思是，他是魏忠贤的干儿义子中的老大。这个老大是名副其实的，魏忠贤特别看重他，以皇帝的名义授予他少师兼太子太师的荣誉头衔，他的亲属多人获得锦衣卫世袭职务，逢年过节赏赐不断。

许显纯是前驸马都尉许从诚的孙子，一路升迁，成为都指挥佥事，天启四年出掌镇抚司。此人粗通文墨，性情残酷，在镇抚司诏狱中，用各种酷刑折磨反对魏忠贤的正直官员。率先弹劾魏忠贤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在镇抚司诏狱中被拷打得皮开肉绽，牙齿全部脱落，最后被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活活折磨死。支持杨涟的左光斗、魏大中等官员都被拷打得面目焦烂，筋骨断裂，皮肉溃烂，布满蛆虫，最终死于狱中。

当时人描写的镇抚司诏狱的酷刑，令人毛骨悚然。进入诏狱，首先就是“拷问”，分三个档次：轻的叫作“打着问”，重的叫作“好生打着问”，更重的叫作“好生着实打着问”。接下来是用酷刑逼取口供，每次用刑“一套”，包括十八种，如械、镣、棍、拶、夹棍等。六君子之一的魏大中进入镇抚司诏狱，许显纯迎合魏忠贤的心意，严刑逼供，“一拶敲一百，穿梭一夹，敲五十杠子，打四十棍，惨酷备至”。一套刑用下来，无不血肉溃烂，凄厉的呼号声一阵紧似一阵。诏狱里面的牢房，是地下室，墙壁厚达几尺，室内鬼哭狼嚎，隔壁听不到一点声音。拘押在诏狱的顾大章，把镇抚司诏狱与刑部监狱相比，竟然认为有地狱与天堂的差别。

明末文人黄煜写了一本《碧血录》，逐日记录“六君子”入狱后遭受严刑拷打的惨状：入狱当天，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下，夹棍五十下。提出审讯时，由两名狱卒挟持左右，佝偻而行，“一步一忍痛，声甚酸楚”。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都用“全刑”，杨涟“大号而无回声”，左光斗“声呦呦如小儿啼”。左光斗的门生史可法化装潜入狱中探望，左光斗已经面目焦烂，难以辨认，左膝以下筋骨全部断裂。完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的尸体，用被褥、苇席包裹，从诏狱后门拖出，尸体腐烂，“臭遍街衢，尸虫跕跕坠地”。

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后，严惩魏忠贤及其阉党，魏忠贤畏罪自缢，他的爪牙田尔耕、许显纯等也被押上断头台。

拨乱反正之后，厂卫横行依然如故。崇祯四年，言官许国荣向皇帝上疏，希望对厂卫有所制裁。他说：原先厂卫负责侦缉，对付“巨奸大逆”，偶一为之。后来演变为常例，失去立法的本意，而近于告密。他感叹道：“告密非盛世风也！”接着他分析厂卫横行的弊端：皇上或许以为有了厂卫，“天下无遁情”，臣却以为“天下从此政多隐情”；皇上或许以为“秘访所致，得于独闻”，臣却以为厂卫“借此为招摇之榜样，纳贿之便门”。况且只有厂卫可以侦缉他人，而没有其他人可以侦缉厂卫；他们能够颠倒是非，而无人敢于评判他们的是非，以致厂卫肆无忌惮、恣意妄为。流毒泛滥至今，一些流氓无赖打着“厂卫”的幌子，敲诈勒索，谋取私利。他举例说：绸商刘文斗运货到京城，奸徒恶棍赵瞎子等口称“厂卫”，以偷税漏税相讹诈，把他绑架到崇文门东小桥庙内，搜查他的账簿，发现和他有生意往来的商户罗绍所、李德怀等十余家，一并拿下拷问，总共敲诈白银两千余两。

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厂卫”已成为政治毒瘤，伴随明王朝走向末路。

以上所说不过是几个片段，已经足够发人深省。了解了这些，再去看电影《锦衣卫》，恐怕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