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四书”出于此（2）

孟子封圣

不过那个时候的朱熹，并不太在意是陆九渊正确还是自己正确，他一门心思想要为儒家寻找到一个“终极真理”。在投身佛教的儒者们看来，先秦的圣贤们固然伟大，但他们的眼光只盯着当下的社会，分析当下的社会如何不好，如何恢复古制度让社会“返璞归真”。比如孔子一直宣扬着克己复礼，而孟子也到处宣扬恢复井田制的好处。

在春秋战国时期，那种思想固然有其存在的价值。然而一千年过去，那时候的封建制早已变成了中央集权制，曾经的大家族小社会已经变成了小家族大社会。因此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有所下降，士大夫不再像孔孟一样把全部心血都放在心怀天下上，也会思考一下自己个人的修行。

那孔孟给出的准则是什么？很简单：成为为了道义可以奋不顾身的君子。

这个标准说来容易做来难，但这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坚持这些原则？这些原则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好处呢？这些问题孔孟就没办法回答了，他们只能回答：“此乃先王之道也。”为什么先王之道就应该坚持呢？他们会说，因为周朝初期施行先王之道，国泰民安。

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一点，其实并非人们心中的道德变了，而是社会结构变了。他们遵循的礼法，却依然处于一成不变中。传统儒家理论仅仅停留在政治和伦理层面，对“终极真理”悬置不论，而佛教、道教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在朱熹迷茫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孟子》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也给了他很大启迪——性善论。

人有四种与生俱来的善心：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它们分别是仁、义、礼、智的萌芽，即善的根源，也就是要修行儒家之道的原因。

如果有人再问儒家：“为什么要修善？”就可以回答：“因为天理至善。”

“那为什么又有恶？”“人性一分为二，有天命之性，有气质之性。前者来自天理，也就是自然存在的规律和心灵本身，所以善；后者来自肉身和后天形成的欲望，所以恶。”

那应该怎么做？朱熹回答：“存天理，灭人欲。”而具体的修行方法，朱熹在编修《大学》的时候总结出来了。

所谓的大学，就是大人之学，也就是统治之学。《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很明确，“大学之道”一共只有这三项：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可以统称为“三纲领”。接下来分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共八项，统称为“八条目”。《大学》所谓“三纲八目”，指的就是这些。

而在原本的《大学》中，“三纲八目”除了格物、致知这两条，均没有相应的解释，而朱熹这时候把它补充完整了。“格物致知”就是说探究事物的本质来获得知识，也就是所谓的追寻天理。

同时朱熹又像韩愈一样，从佛教中抽调出概念，点出儒家的“道统”，表示儒家之所以没落是因为董仲舒及其之后的儒家对孔孟进行曲解。朱熹阐述的这些内容，恰恰是宋朝儒家最需要的。性善论为儒家落实了终极依据，“三纲八目”的修行方法，填补了儒家实操方面的空白。这套方法被重新包装出来，完全可以和佛、道两家的修行功夫抗衡。

绍熙元年，六十岁的朱熹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做了注解，后人把它们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影响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程朱理学就此成形。儒学的理论框架，达到有史以来最完善的地步。儒家也慢慢地回归“正统”，再次成为官方的显学。

晚年的凄凉

庆元二年十二月，六十多岁的朱熹早已还居家乡。时任监察御史的沈继祖因反对朱熹的学说，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而曾经被触及利益的朝廷权贵，对程朱理学掀起了一场大清洗，诬陷它为“伪学”。他们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

朱门子弟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严重打击。三年后，朱熹被各种疾病困扰，他感到自己大限将至。然而，他的理学著作还差一些才能完成，于是他不顾疾病挑灯著述。

第二年春天，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失明。朱熹仍然坚持自己此生惯行的愿望——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是年三月初九，七十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虽然当时当权者明令禁止为朱熹大办葬礼，然而他的信徒从四方赶来，为他举行了大规模的会葬，参与的人数竟有千人。

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十七年以后，宋理宗才算是为朱熹正名，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封徽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