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显学的社会价值

儒、墨显学无论是从队伍的壮大、思想的深刻、社会的认同角度看，还是从当时的社会价值和日后的历史发展影响视角看，影响都是极为巨大的。可以说，正是儒、墨两大学派的互补，完整地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在春秋之世的诸多学术流派中，儒、墨两个大家的学术队伍是最庞大的，阵容也是最整齐可观的。《吕氏春秋·有度》写道：“孔墨弟子徒属，充满天下。”这不是虚言。所谓“充满天下”，是说在天下的各诸侯国中，到处都有儒、墨门徒的身影。在春秋时代，像孔子、墨子这样弟子队伍如此庞大的，除此两家外，再没有哪家可以与之匹敌了。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这是对孔门弟子状况的概述。从实际考虑，孔子从三十岁开始招收学生，到七十三岁病殁，在这四十余年间，从来没有停止过教学活动。三千学生之数，有过之而无不及。孔子办学的总的原则是“有教无类”。你只要好学、想学，就“有教”，至于你原先和现今的情况怎样，是不必过问的，那叫“无类”。从出身上讲，颜回居陋巷，原宪贫于穷闾，仲弓之父为贱人，子贡身为商贾，孟懿子身袭大夫，上层下层都有。从资质上看，“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论语·先进》），各不相同。从性格上讲，子路性鄙，司马牛多言而躁，颜回温顺随和，各有特点；就是外貌也很不一样，有的相貌堂堂，有的长不盈五尺，且状貌甚恶。总之，孔子的学生，从出身到个人的生理、心理条件都是不同的，但出于“有教无类”的教学准则，孔子对他们是一视同仁的。孔子的学生来自列国，在国别上无歧视。可以说孔门私学是标准的“国际学校”。他的学生中有的是鲁国人，如颜渊、曾参；有的是卫国人，如子贡；有的是陈国人，如颛孙师；有的是齐人，如公冶长；有的是宋人，如司马牛；有的是楚人，如公孙龙；有的是吴人，如言偃、燕思；有的是秦人，如秦祖、壤驷。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没有去过南方的吴国和西方的秦国，但也有学生慕名而至。后世教学都分出年龄段，而孔门私学，在年龄上也是“有教无类”的。

事实上，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划分年龄段进行教学。在孔门学子中，有的差不多是孔子同龄人，如有一个名叫秦商的学生，只比孔子小四岁。还有子路，只小孔子九岁，也基本上是同龄人。有的则是孔子的儿孙辈，小二十到三十岁不等，比较著名的有颜回、闵子骞、子羽等。还有一大批人小孔子四十到五十岁，甚至小五十岁还多，那是“孙”字辈人物了，如子思小孔子三十六岁，子游、子夏小孔子四十五岁，曾参小孔子四十六岁，子张小孔子四十八岁，子鲁、子循、子析都小孔子五十岁，公孙龙小孔子五十三岁。他们共学于一堂，教学的科目也差不多，当然深浅是不一样的。

墨家的师生队伍也十分庞大。就社会基础而言，墨家是最广大的，它涵盖了农、工阶级的广大层面，也就是说他在手工业者、农民中广收门徒。“子遍从人而说之，何其劳也！”（《墨子·公孟》）为了发展学员，墨子甚至亲自出马到农、工者中去“说之”，这是何等劳神的事。墨子之徒的“充满天下”“显荣于天下”可能是实际的情况。“止楚攻宋”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悲壮动人的一幕。当听到楚军准备出动去灭宋时，墨子带领三百弟子，徒步十天十夜，赶去见公输般和楚王，一是晓之以理，二是动之以情，三是演之以艺，最后终于让楚国放弃了灭宋的念头。这里要说的是，墨子一下子就让三百弟子实施止楚攻宋，如果说墨家弟子十倍于此的话，那就是三千弟子，这个推理该是合理的吧！从方授楚先生梳理出的《墨学传授表》看，春秋时期墨家已传三代以上，还有众多的墨者“钜子”，由此可见其学派队伍一定是很浩大的。

当然，墨学作为一种显学，最可贵的还不在于队伍的庞大，而是在于思想观念的深刻，足以成为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从一定意义上说，夏、商、周“三代”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之源，而儒、墨文化正好从不同侧面承继和发展了“三代”文化。

墨子文化代表的是典型的夏文化，甚至可以说是涵盖了夏之前的五帝文化。在墨子的身上，有着太多的古圣人尧、舜、禹的思想印记。在墨子的心目中，甚至在不少史家的心目中，尧、舜、禹也是“墨子”。尧自己就是个制陶的能手，因此号为“陶唐”，同时，他还带领大家制定历法，治理洪水，视察四方，是个“墨子”那是毫无疑问的了。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史记·五帝本纪》）“舜黴黑”（《淮南子·修务训》），“黴”通“霉”，就是脸上长满了疮斑、布满了伤痕，而且黑苍苍的。可见，舜是个标准的“墨子”。而墨家重点学习的是禹道，禹更是以黑闻名。禹是一个“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史记·夏本纪》）的人，不只脸黑，怕是周身都黑透了吧！墨子要学的，正是简朴、勤劳、刻苦、勇敢的夏文化精神。

孔子文化则是典型的商、周文化。商、周文化与夏文化是血脉相连的，但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孔子常说，“吾殷人也”，“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是商、周文化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孔子在齐国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听韶乐，达到了“三月不知肉味”的痴迷程度。他并不爱齐国这个国家，但是他从齐地保存的韶乐中透视到了周文化的信息。他说过：“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里说的“道”，与老子说的“道”完全是两码事。他要的是周道，也就是在周王朝初期实现的那种具体而微的礼治之道，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种周密而严格的等级之道。在“孔子西行”的十四年中，他把卫国定为出游的第一站，又把卫国定为出游的终点站，那是因为卫国是个足以“追迹三代之礼”的文明之所。这是殷商旧址的一部分，被周征服后，由于主政的周公采取原先殷民宗族不变的统治手法，这里有着比较浓郁的殷商的文明传统，同时又深深地烙上了周文化的印记，即所谓的“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四年》）。相对而言，卫可能是更“足征”商文化与周文化结合的所在。同时，卫国比较繁荣、富足，比较容易对民众进行教育。“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很明显，孔子到卫国去是想对人口众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三者的关系做一番深入的考察，从而弄懂周代“郁郁乎文哉”的由来。

从历史的流程来看，体现夏文化的墨学有墨学的长处，它的简朴、勤奋、勇敢永远是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而体现殷、周文化的儒学也自有自己的长处，井井有条的礼仪制度、尊卑分明的等级观念、彬彬有礼的和平气象，这些也是社会安定所需要的。问题是怎样把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

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文传统和科学技术是民族文化的两翼，缺少了哪方面都不行。在这点上，儒、墨又刚好是互补的。

在孔子的身上，可以说处处闪耀着人文精神。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文质彬彬”，就是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他的内部气质要相当。在出游过程中，孔子考虑得最多的也是文化。孔子把卫国之旅看作是一次文化之旅。史有“卫多君子”（《史记·吴太公世家》）之说。孔子利用住在蘧伯玉家的机会，广泛接触卫国的君子，了解他们的思想、品性和生活习俗。孔子与卫邑的仪封人交谈，双方谈得很开心，临别，仪封人称孔子为警世的“木铎”。孔子甚至对卫公子荆的“善居室”做出自己的判断，津津乐道，谈兴颇浓。孔子对卫大夫史鱼做出了“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的高度评价。孔子还从卫国的一些历史人物身上吸取了思想养料。卫大夫孔文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的精神，对孔子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孔子还利用卫国之旅，广泛接触了那里的农夫、渔民、樵者、士大夫、隐者，这对了解那里的民情风俗是有很大好处的。

在墨子身上却是另一番情状。墨子身上当然有人文气质，但是，在他身上更多的是科学胸怀和科学素养。墨子的教育对象是普通劳动者，因此传授的当是实用的知识和技能，自然科学技术成为教育内容的主体。在《墨子》一书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备城门》等十余篇文稿中，包含了天文、化学、数学、物理学、机械学等方面的丰富知识。比如，在数学方面，书中论及几何学的基本定义，论及有穷与无穷的问题，论及点、线、面、体等几何概念；在物理学上，论及力学、光学、热学等问题。墨子私学所创造的科技知识和实验的教学内容、方法，开创了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先河，在当时世界教育领域中也是先进的。

社会的文明进步需要科学与人文的联姻。中国社会客观上需要儒学与墨学的互渗互融，这是一个民族发展所必需的。曾经显赫一时的墨学，秦汉以降却突然变得沉寂了。这一沉寂就是两千余年。原先的“显学”，一下沦为“绝学”。墨学的传人不见于史乘，墨学的经典难登大雅之堂。墨学的中绝，太史公说“俭而难遵”，可能就是一因。当然，“绝学”不绝，它的余韵犹在——在民众的心目中，在劳苦大众的践行中。墨子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以及墨子的守护之道，怎么“绝”得了？到近世，墨学否极泰来，走上了再生之路。当今之世，墨学的现代价值更是让人动心不已。正如胡德平先生所说：“墨子是一位最不应该被今天的劳动大众和企业家们所遗忘的卓越人物……把爱和利统一起来的伦理观，在我国的经济思想史上是罕见的。”

梁启超先生说得好，中国社会既需要“孔家店”，又需要“墨家店”，如果二者能得以联姻，互补短长，那一定是大大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