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南北人”

春秋列国兼并，战乱频仍，造成人员的大流动。这种大流动本身就是打破氏族观念、促进民族融合的一大动因。没有这样一个人口的大迁徙、大流动，中华民族大家庭是不可能形成的。同时，除了被时势驱赶着流离失所地到处走动的人流大潮外，春秋之世还出现了另一种人流潮——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类似孔子这样为了拯救天下苍生而主动奔走四方的人们。

这种主动奔走四方的人，在历史上被称为“东西南北人”。

这些被称为“东西南北人”的人中，有一大批士人。这些人有文化，有识见，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有自己的治国方略。孔子就是这些人中的杰出代表。他说“知者动”，也就是说，只有在活动中，一个人的智慧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他率先提出应破除中国人原有的恋家陋习，强调指出“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意思是，如果一个士人，依恋于家室乡里之安，那就算不得是真正的士人了。他还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意思是，目光远大的君子走到哪里总是怀揣着仁德，只有那些小人才拘于自己的乡土。孔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孔子西行不到秦”，除了秦地没去之外，他跑遍了中华大地，为的是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母亲死了，他很伤心，但还是按照“墓而不坟”的古礼葬了，但要求建墓的人在墓前做一个特殊的标记，大家感到很奇怪，孔子说：“我是个‘东西南北人’，此一去还不知哪天能重回墓地看望亡母呢，如果不做个特殊的标记，怕将来回来找不到母亲的墓了。”他真是“栖栖一代中”啊！孔子周游列国，碰了许多钉子，可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奔波了七八年，先后到过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楚国，最后回到鲁国，把精力放到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和教育学生上面。

大学者、大圣人墨子也是个了不起的奔走四方的人。他在《墨经》中写道：“东、西、家、南、北。”乍一读会不知他在说什么，实际上他是在说，士人有一个“家”，这是生命的中心点，但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士人必须离开这个“家”，外出周游，闯荡江湖。士人应该从家出发，走向东，走向西，走向南，走向北，这就是“东、西、家、南、北”一语的真谛。墨子的一生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他为了阻止楚国对弱小国家的进攻，带着一大批各有所长的门徒，不远千里来到楚地，用自己的智慧和掌握的技能，阻止了一场即将爆发的恶战。正是有数以千百计的士人在各地奔走呼号，战乱中的春秋时代才有了更多和平的希望。

奔走于东西南北的除士人外，还有一大批有为的政治家。他们从列国中的一国走向另一国，带去了异国风貌，带去了新的治国方略，对促成民族和解、地域融合以及人际认同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管仲，颍上人。后来与鲍叔牙一起经商，奔走于列国之间，结识了诸多朋友。后来他到了齐国，帮助公子纠出逃国外。公子纠败亡被杀后，管仲归附齐桓公，为齐桓公相达四十年之久。“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韩非子·有度》），他的功劳是最大的。在数十年间，他出使列国达八十多个，与众多国君畅谈了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他主持诸侯会盟二十六次，用兵二十八回。他奔走四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伸张正义。“葵丘之会”是齐桓公处于顶峰时期与诸侯间的一次盛会，管仲在会上却提出“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士无世官”这样一些常理性的命题，可见他出游四方的主旨还是着眼于使列国形成共识的。他最大的本事是“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国语·齐语》），通过一系列出访，他把齐国成功的治国经验传播向“四方”。这应该说是他对国家形成做出的巨大贡献吧！

大家都知道子产是郑国的大政治家，郑穆公的孙子，他的家族是郑国的“七穆”之一，也就是七大家族之一。他是个改革家，在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最著名的是“铸刑鼎”，就是把刑书铸在一只大鼎上，公之于众，让大家都知道。这是他对历史最大的贡献。但是，人们多知道他是政治家、改革家，却不知他还是位奔走四方的外事活动家。他当政期间，差不多走遍了列国。公元前529年，晋作为盟主会鲁、周、齐、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于平丘。盟会前一天，晋国作为霸主要求列国举行“朝晋礼”。子产要求郑国的与会者张起幄幕，虽礼晋但不失国之尊严。这种维护国之尊严的做法受到了与会国的赞许。后又发生了“争承”问题，晋国以势压人，要郑多出，子产代表郑国强势发言：“郑伯，男也，而使公侯之贡，惧不给也，敢以为请。”（《左传·昭公十三年》）子产的话语绵里藏针，实际上是对霸权政治的一种有力回击，维护了列国间的平等。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季札访问郑国，与子产像老朋友一样交谈。季札对子产即将“当政”做了预测，并要子产学习吴国的“慎以为礼”，后来子产的改革也是在吸取了吴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二年，子产访问了陈国，对郑大夫说：“陈，亡国也，不可与也。”大夫问缘由，答案是其不能“视民如子”，由此他得出了春秋时期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天道远，人道迩”。奔走四方的政治家最后得出了要把“人道”放在一切首位的正确结论。

奔走于东西南北四方的，还有众多的走出官府、自由经商的大商人。

那位帮助勾践实现富国强兵、称霸中原的范蠡，相传在事成后“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当起了自由经商的商人。他把经商的基地定在陶地，“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他把这个诸侯国的货物运到那个诸侯国，再把那个诸侯国的另一种货物运到其他诸侯国，巧加运筹，竟在“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史说·货殖列传》）。然后，他又把赚得的钱施予贫困者。商人作为四民之一，常经商列国，不只使各国间物畅其流，更为重要的是渐渐使天下连成了一体。

孔子的学生子贡是个不安分的人。他在孔子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到卫国去做官，再过些时候又去经商。他奔走于齐、鲁、曹、卫等国之间，赚了不少钱，是孔子所有学生中最有钱的。他不只经商，也与官场打交道，“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就是说，坐着四匹马拉动的阔气的大车子，带着丰厚的礼品去见各路诸侯。诸侯们看他那样懂得礼仪，也就热情地接待他，见面后根本不用行什么君臣大礼，而是以待客之礼宴请他。有这样一个人在列国间穿行，当然对列国的交往和沟通是有好处的。实际上孔子也因为有这样一个学生而受益，他的名声由此远扬。子贡不只是一个“家累千金”的大商人，还是个政治家、外交家。他“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传》）。这是商人干政的生动材料。司马迁这样说，必有所据，可惜没有留下相应的资料。

公元前627年，秦国军队偷袭郑国，在滑国刚巧遇到准备到成周去经商的郑国商人弦高。他得悉秦军的来意后，一面假称是受郑国国君的委托，以四张熟牛皮、二十二头牛犒劳秦军，一面派邮车紧急向郑国报信。秦军以为郑国早有准备，就不敢贸然进军了。这件事说明，商人弦高已经在郑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否则他就不敢以郑国国王的名义与秦打交道，秦军也不会轻易相信他。

还有个叫乌氏倮的商人，养了很多的牲畜，卖掉后买进了不少上乘的丝织品。他又通过某种渠道把这些丝织品贩运到地处荒僻的戎地去，也送了一部分丝织品给戎王。戎王见了喜出望外，以数十倍的价格奖励他，由此这个商人发了大财。这样一个“鄙人牧长”出身的人，竟然成了戎国与华夏族之间经济联络的纽带。

上面说的四处游说的文士，穿行列国的政治活动家，从事“诸侯四通，货物交易”的大商巨贾，他们都是有思想、有头脑、有能力的“东西南北人”。他们的作为是春秋时期民族融合的巨大正能量。华、夷之间频繁的联姻活动，大国争霸过程中长期的“华夷杂处”，华、夷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渐渐融会和趋同，都说明到了春秋晚期，华夏族已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