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争霸促成华夷融合

春秋是大国争霸的时代。人们可以对大国争霸的整个过程说得头头是道，却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显见的历史现象：春秋时期绝大多数能够登上争霸舞台并一度站在了历史舞台中心的，不是本身就被称为“夷”的国家，就是华、夷融合比较好的国家。而比较正宗的按原先周王朝的礼、义、廉、耻那一套做的国家，如鲁、宋等国，能成就霸业的，一个都没有。

这是一个值得玩味和深思的历史话题。

在春秋列国中，齐、鲁是一对“欢喜冤家”。两家的关系时好时坏，似乎还是坏的时候多。两国在初封时都只是“五十里之国”或“百里之国”，不算大，也不算小。但是，建国后，这两个国家的立国方针是不同的。鲁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鲁，王礼也”（《礼记·明堂位》）。这种定位使这个国家有较多的礼仪文明要素，这是好的，但比较守旧，不思进取，久而久之就落后了。通观春秋三百年间，鲁国根本没有什么变革。而齐国就不一样。齐太公姜尚来到这个国家，“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这里有两条是极为重要的：一条是“因其俗，简其礼”。齐国的统治者懂得团结人，尤其是懂得团结当地的夷人。齐国地处东陲，本是夷人的天下，如果当政者不是“因”夷人之“俗”而用之，那么你再好心，再实行礼治，夷人也不会买你的账。另一条是“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闲话少说，当政者要学会干实事，把经济搞上去，人民自然拥护你。只要坚持着做，这个国家就能真正成为大国。

鲁庄公三十二年，鲁庄公去世，国内一片大乱。根据庄公遗愿立起来的鲁君，不到两个月就被杀死了。后又立鲁闵公，其政权也是摇摇欲坠。鲁国只得请齐国来帮忙，齐桓公一出面支持闵公，闵公立马站住了脚。因此当时就有史家说闵公是“齐人立之”。连立一个国君都要看别人的脸色，可见鲁国公室之弱。

《左传·闵公元年》有一段记述很有意思。鲁闵公初立，齐桓公派大夫仲孙去看望他，实际上是去探听一下虚实。仲孙回到齐国后，齐桓公马上召见他，问他：“鲁国的情况怎样？”仲孙回答：“不去庆父，鲁难未已。”桓公问：“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庆父呢？”仲孙回答：“不用我们去费心，他坏事干得多了，会自取灭亡。”桓公此时压低了声音问仲孙：“我们可以攻取鲁国吗？”仲孙摇摇头回答：“不行。”桓公问：“为什么？”仲孙说：“道理很简单，因为鲁国仍然秉承着周礼的基本规范。这是做人所必需的。一个国家将要灭亡，就像是一棵大树，树干先行倒下，然后枝叶跟着枯萎。鲁国不愿抛弃周礼，它再弱小也倒不了。”齐桓公觉得仲孙说得是有道理的，以后就再也不存灭亡鲁国的念头。但是，只要鲁国不像齐国一样搞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改革，不像齐国一样把原先本地的土著夷人团结在自己的身边，鲁这个国家就很难强大起来。

春秋称霸的各国中，绝大多数不是中原国家，而是被称为蛮夷的国家，也就是原先落后的国家，如齐国、楚国、吴国、越国。这些国家落后，被人看不起，被人称为蛮夷之国，有的国家长期连诸侯国也算不上。于是，这些国家就要争气，要把国内包括夷族在内的一切力量都团结起来。

楚国人是有中原人的某些血统的，许地就是一些楚人的老家，他们也会时时记起这个老家。但是，由于他们与当地的南蛮土著融合得比较好，因此已经没有什么界限可言了，楚的首领熊渠还不无情绪地自称“我蛮夷也”（《史记·楚世家》）。他这样自称“蛮夷”，那是因为受到了太多的不公正的待遇：中原的一些被封者，或称公，或称侯，或称伯，而楚仅“封以子男之田”，这是最低等的封号了。后来周幽王被犬戎所杀，周东迁后秦也列为诸侯了，楚实在心中不服，“请王室尊吾号”，但得到的回复是“王室不听”。楚被列于比秦还低几等的位置，实在心有不甘，于是就“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心想，我不要王室认可，关起门来称个王总可以吧！不料此事被一个小国之君随侯告发了，引来王室的不满。穷，落后，被人看不起，这些深深刺激了楚国统治层以及广大百姓的神经，他们决心奋起。到楚庄王时就“一飞冲天”“一鸣惊人”了。《史记》写到楚庄王的变革时，用了“国人大说”四字，这里说的“国人”，包括从中原去的华人，也包括当地真正意义上的蛮夷人。他们都“大悦了”，心齐了，还有什么事办不成的？从公元前740年熊通的自说自话称“楚武王”，到楚庄王七年的“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其间也只有一百三十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楚作为一个落后的蛮夷之国的崛起，靠的就是百余年的全民性的拼死奋斗。

吴国的开山祖是吴太伯，他本人是正宗的周王室的血脉，推算起来他还是周文王的伯父呢！可是，为了让王位，“太伯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可见，这个国家是以“千余家”的荆蛮人立国的，那里经济落后，一直被视为不毛之地。一直传到第十九代寿梦时，“吴始益大，称王”。吴寿梦元年是公元前585年。这个叫寿梦的吴王真是个有梦想的人，他做了几件让吴国强盛起来的事：一是把吴地的荆蛮团结起来，共同振兴这个贫弱的国家；二是重用了从楚国出逃来的大夫申公巫臣，让他革新军事；三是“吴于是始通中国”，就是学习中原的先进经济和文化，使华夷各自的优势都能发挥出来；四是遣他的儿子季札出使中原，周游列国。经过一番努力，吴王夫差十四年，“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史记·吴太伯世家》），前后也只有一百零三年的时间。巧得很，也是百余年奋斗，这个原先落后的国家就强盛起来。

在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传颂千秋。越国原先是一个弱国，一度还为吴所亡。但是，最后勾践成功了。他的成功，司马迁认为主要是他能“与百姓同其劳”。这是极为关键的。他自己带头，“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振贫吊死”，他这样做了，百姓哪有不认同之理？这里说的“百姓”，当然主要指越地的蛮人。蛮人看到自己的越王那样“苦身焦思”，他们就会真心实意地跟着他一起干。

大国争霸中，大部分场合是夷族的国家在唱主角，他们的风头常常盖过了中原地区的国家。这不能不说是件大好事。中华民族的形成需要某种意义上的经济平衡。列国中的夷族组建的国家原先是落后和不发达地区，在春秋的大动乱中他们大多经过百年拼搏上升为大国、强国，这样华夷之间的共同语言就更多了，这是形成中华民族的必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