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杂处”局面的发展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华夷杂处”是一种常态，也是一种“长态”。

所谓“常态”说的是这种状态正常得很，平常得很，是自古即然的，是早已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了的。“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这是承认华、夷之间的差异；“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这些都是异，都是不同。但是，异中又有同，最大的“同”在于“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礼记·王制》），就是说，华、夷都想居住得安逸些，都想吃得美味些，都想穿得华美些，都想有便于使用的物品，都想有完备的器具。这是“同”，是根本意义上的“同”。正因为有如此多的共同点，华、夷杂处才能成为一种常态。

这种常态的起始点应该说是极早的。其实，早在黄帝时代，华、夷之间就很难截然分开了。“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所居的所谓“轩辕之丘”，据《史记集解》引《山海经》中的话，它就“在穷山之际，西射之南”，也就是在西方的边远地区。至于出于“西陵之国”的这位嫘祖老太太，也是西部边远少数民族的女儿，她与中华的人文之祖结合，生下了世代的黄帝子孙。总结说来，所谓“黄帝子孙”云云，一开始就是有着华、夷共同血统的“杂种”。之后舜的“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史记·五帝本纪》），这段文字如果换一个视角解读，那就是让一部分华地之人到夷地去生活，从而使他们“变”。当然，最后变了的不只是夷人，在杂处中华人也会变。至于说到大禹，有人说他本身就是个夷人，在他三十岁时娶的那个生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开国之君夏启的女人，那确实是个夷人，他所用的那些治水大员中，夷人也多着呢！

一部夏商周三代史，实际上也是华夷杂处史。夏王朝太康时，东夷的首领后羿打到夏都，实际上建立了华、夷共同统治的政权，时间长达四十年，其杂居状态那是不用说的。殷的本土在东方，本来就是华、夷混杂而居的地方。后来自契到成汤凡八迁，最后迁到了亳，每一迁都从东土带去若干夷人。在商代，祭方、越戏方后来居于称为中原之“中”的洛水流域，成了那里的长住居民，实际上是融入当地居民之中了。周部落时，“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稼之业，务农耕，行地宜”。可见，公刘曾以务农耕的行为影响了周边的戎狄各族。到了古公亶父时代，周部落一度与戎狄的关系很紧张，戎狄取主动进攻的态势，“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民众普遍要求教训教训这些戎狄的头领。在这关键时刻，古公亶父批评了这些主张攻战的人，说了一段很能说明当时民族融合状况的话：“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史记·周本纪》）可以给古公亶父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大书一笔，他这样对待和处理华、夷之间的矛盾，可称典范。而当时华、夷之间在杂处中已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实在让人高兴。

到春秋时期华、夷的关系以及杂处状况更进一步，已从“常态”走向“长态”了。

事情还是要从周幽王的废申后和太子说起。这是一个十分腐败的君主，于是申后之父申侯与犬戎联合起来进攻幽王。幽王举烽火求救，无人应答，申侯与犬戎的联军便长驱直入，杀幽王于骊山，并在那里屯兵。申侯和诸侯商量后共立幽王之子为王，这就是周平王。根据当时的形势，周王室决定退出原先的镐京，东迁到洛邑建立新都。这从多重意义上讲都是民族的一种新杂居：进入原先镐京的夷戎人员与没有跟平王迁走的华人之间是一种杂居；从千里之外迁居到此的人们与洛邑土著的居民之间又是一种新的杂居。

就在平王东迁前后，由于周王室王权的削弱，不安分的戎族纷纷进入中原腹地，并且定居下来，“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后汉书·西羌传》）。伊、洛平原是块宝地，那里的政局不稳，戎人就趁机进逼。进入中原的戎人具体分布如下：渭水源头有狄、獂、邽、冀之戎，泾水以北有义渠之戎，洛水有大荔之戎，渭水南岸有骊戎，伊水和洛水之间有扬拒、泉皋之戎，汝水流域以西有蛮氏之戎，黄河北岸有茅戎，渭水入河处有犬戎。此外还有山戎、小戎、大戎、陆浑之戎、姜戎、绲戎，等等。

春秋时期，“蛮遂侵暴上国”（《后汉书·南蛮传》）。这是站在华夏族立场上说的话，实际上是国内民族间的摩擦和斗争。荆蛮是楚地的土著居民，有专家称它是苗族的先祖，原居于河南南部以及湖北一带，其中有卢、罗、邓、庸、百濮等。后来这些荆蛮部族逐渐向南方和东方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华、夷杂处的状况，部分华人也与荆蛮族人一起迁移，一起向南向东发展。这部分华人原是姜姓的许国成员，在春秋早期屡遭齐、鲁、郑侵扰，一部分公室人员和百姓流落到楚地，与蛮族融为一体。但是，他们的观念中还是有中原是他们的故土的想法。这些人后来还进入了楚国的统治层，因此楚的北上，在他们看来是思土返乡。就是后来的问鼎中原在楚人看来也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中原人！

春秋早期的晋国地处黄河中游，土地肥沃，虽然是扶助周王室东迁的姬姓之国，但当时晋国的疆域尚小，再加上国内矛盾重重，与周围的戎狄既有种种斗争，又有杂居融合。当时，狄人一度进逼到晋都的城郊外，与晋人杂居在一起。晋献公曾下大力气将狄人驱走，可是狄人对这块肥沃的土地实在情有独钟，逐走了又来，来了又逐，但效果不大。后来这一大支戎人不只融入晋人之中，也融入卫、郑、宋、齐、鲁等国之中。

西方秦国与夷狄之间更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秦为嬴姓之族，传说是颛顼之后，其始祖大业是女修食了玄鸟之卵而生。这种传说与东方民族相似，由此可以推知其部族可能是起源于东方。据《史记》记载，大业之子大费曾帮助大禹治水，是除禹之外最大的治水功臣。因其有功，所以赐姓为“嬴”。大费的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在中国的，因为屡建功业，位在诸侯；在夷狄的，“在西戎，保西垂”。这样看来，秦国人本身就是华、夷融会的产物。后来周幽王被犬戎所杀，秦襄公带兵救周。平王东迁，襄公又派兵护送。平王为感谢其护送之恩，赐以岐山以西之地。这里本是戎人之地，秦国得到这块土地以后，又加速了华、夷间融合的步伐。事实上，这个本身有着夷人血统的秦国统治者，在与夷人杂处和融合过程中的阻力是最小的。

最为有趣的是，华、夷之间在杂处、在融合，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间也在杂处和融合。由于迁移和融合，后来也不一定是夷在东、蛮在南、戎在西、狄在北。错位、移位的事是常有的。《诗经·大雅·緜》叙述周先祖古公亶父在周原立国时，“混夷駾矣”，说明当时东夷的一支跑到了西方的岐山脚下，成了名副其实的“西夷”。其实夷中有一支后来迁徙到了淮河流域，被称为淮夷。这些淮夷之后又进军中原，如要给它定名的话，那就该叫“中夷”了。又如《诗经·大雅·韩蛮》讲到周宣王时，韩侯在北方“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可见，此时南蛮中的一支已经跑到北方被称为“北蛮”了。因为人数实在不少，故有所谓的“百蛮”之称。

华、夷之间的杂处，华人各支族之间的杂处，夷族各支族之间的杂处，这是五帝传说时代以来中国文明进程中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杂处意味着斗争，甚至是战争。中国有句老话，叫作“不打不相识”。历史总是在磕磕碰碰中前进的。杂处着的中国各族人民最后的走向是“万国和”，是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中华民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