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器应用引起的社会变革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对春秋这段历史评价非常高，他认为：“这是一个充满活力、能量和创造力的时期。铁制农具和用牛拉犁给中国带来了一场农业革命。”铁器的应用本身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变革，而这一变革反过来又会引起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诸多变革。

春秋时期铁器的品种由少而多，由早期时的以武器为主，逐步走向“试诸壤土”的农耕器具为主，农耕器具的品种也十分丰富，可以说已涉及从播种到收割的全过程。从铁器出土的分布范围看，早期仅在西北地区和河南西部的秦、虢等国地域发现，中晚期已遍布周、郑、秦、燕、齐、鲁、吴、越、楚、蜀等国，其中尤以南方地区出土的铁器为多，这也说明楚、吴等国是后来居上了。

冶铁的技术也在不断进步。所谓钢铁就是铁和碳的合金，以含碳的多少而分成熟铁、钢、生铁。一般来说，含碳低于0.05的为熟铁，含碳在0.05～2的为钢，含碳在2～6.67的为生铁。熟铁是将铁矿石加热到800℃～1000℃，产生并不熔化的铁块，趁热锻打挤出一部分氧化物和杂质后制成一定的器皿。这类器物因含碳量低而较软。再将其加热和不断锤打，使炉中逐步渗入碳而变成含碳适中的硬度、韧度较好的钢，这就是早期的制钢技术。将铁矿石经过较高温加热，一般炉的温度达到1200℃～1350℃，矿石熔成液态的铁，再注入范中，就成为白口铸铁，再经过柔化处理，才能铸成较耐用的农具和工具。这些技术到春秋晚期人们已经都能掌握了。专家认定，这种先进的铸铁和韧性铸铁技术的掌握，比欧洲早了整整两千年。

上面说过，我国先进的冶铁术脱胎于商周以来先进的青铜冶炼业。同时，冶铁业的发展及其产品的广泛应用，又反过来促成了传统青铜业的发展，从而开创了中国青铜器冶铸业的第二个高峰期，春秋时期出土的青铜器具，包括礼器、兵器、乐器、车马器、农具、日常生活用具、杂器等，任何器具的质量和品位都高于它的前代。有些器物还使用错金银、鎏金、镶嵌、线刻等工艺，使这些铜器更加精细、美观、高雅。

20世纪70年代，在湖北江陵楚墓中发现了“越王勾践剑”，这是一柄深埋地下两千五百余年而不锈的奇宝。越王剑的主要成分是青铜，其实它是一把铜、锡、铁等金属混合熔铸的合金剑。越王剑因其剑的各个部位作用不同，铜和锡的比例也不一样。剑脊含铜较多，能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而刃部含锡高，硬度大，使剑非常锋利。但是，不同成分的配比在同一把剑上又是怎样铸成的呢？专家们考证后认定，它采用的是复合金属工艺，即两次浇铸然后使之复合成一体。这种复合工艺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直到近代才开始发明和使用，而我国在春秋时期就开始发明和使用了，这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铁器的广泛使用，农业生产中铁耕和牛耕的推广，使生产事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春秋时代丝织业成了纺织业的主要门类。黄河流域的周、晋、齐、鲁、秦、郑、卫、曹等国和长江中下游的楚、吴、越等国都普遍地种桑养蚕。当时各级贵族的衣服都以丝绸为主，各国举行祭祀和国与国之间的赠礼也多用丝绸。丝织物的品种有绢、纱、纺、缟、纨、绨、罗、绮、锦等，名目极为繁多。据《礼记·王制》记载，为了便于交易，礼制规定每匹丝织品必须宽二尺二寸，长四十尺，重二十五两。当时北方的齐国是天下丝织品的中心，号称“冠带衣履天下”，齐襄公后宫有女子数千人，人人都“衣必锦绣”。南方楚国的丝织品业也十分发达，当时有些楚大夫身穿两重锦衣。东南的吴越也盛产丝绸，吴王夫差曾一次赏给一位官员四十匹丝织品。在一些富裕地区，平民也有穿丝着绸的。

春秋时期铁农具的使用，牛耕的实施，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引发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其中对“工商食官制”的突破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此之前，手工业作坊的工人以及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由官方统产、统购、统销的。当时各国都设有官府管理手工业的工正、工尹、工师等职官，负责作坊工人的衣食，掌控他们的技艺，并处理货物的交易等事宜。但是随着手工业的发展，这一套流程越来越不适宜了。尤其在春秋这样的乱世，人口流动大，一次大的战事就可能把经营多年的手工作坊打得落花流水了。再说，商品观念深入人心以后，一些手艺高超的手工业者外逃的现象比比皆是。传统的“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只是名义上的了。到了春秋后期，“百工居肆以成事”（《论语·子张》）已成不可阻挡之势。“肆”就是市中陈列器物的地方。那些“百工”把自己生产的铁器、铜器、石器、玉器、丝织品等，放到陈列商品的“肆”中来交易。在那个大乱世，谁有闲心来管这些？还有，一些有特殊技艺的人奔走于列国之间，以自己的技艺取得名誉、获得利益，谁又能说他们的不是呢？“工商食官制度”的破产是必然的，对社会发展来说也是件大好事。

春秋之世是整个社会解体发展的时代，正如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的，那个时代的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在手工艺上有一技之长的人为了一己所欲，当然要挣脱官府的束缚，走自由发展之路。鲁国的大手工艺家鲁班，哪里耐得住“工商食官”那一套，自由自在地奔走于列国之间，用他的一技之长劝说诸侯们“非战”，那是他最大的欢乐。还有那个被称为“天下治生之祖”的白圭。他说他的“治生产”用的是伊尹、吕尚之谋，孙子吴子的兵法，商鞅的法术。为了施展自己的才华，他“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而一旦要他进入官府，那他如此积极的精神状态就一点儿都没有了。那个时代赋予了白圭这样的“治生”者个体奋斗的勇气。就是那个屡屡被孔圣人要求“鸣鼓而攻之”的子贡，也是不听“教诲”，奔走于卫、齐、鲁、曹之间，最后成为了“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的大财东，成为“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的社会名流。司马迁开了句玩笑，说“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讲得通俗一点儿，就是孔子的扬名，靠的还是这个子贡啊！

虽说是大乱世，但社会的发展却是显而易见的。铁器广泛使用，牛耕广泛推行，农业和丝织业大发展，得益的还是整个社会。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最大变化是饮食从两餐制向三餐制的发展和变化。在原始社会时，有食即餐，无食挨饿，无所谓一天多少餐。到了大约夏、商时，实行比较规范的两餐制，这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春秋时期进入了铁器时代，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大大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逐步向三餐制过渡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有人会说，两餐制就是两餐制，三餐制就是三餐制，怎么叫作由两餐制向三餐制过渡呢？因为从两餐制过渡到三餐制是极为不易的，肯定会有一个过渡期。也许春秋是过渡期，战国还是过渡期，一直到汉代才差不多全体转向了三餐制，完成了这种过渡。这种过渡长达数百年。

过渡期的特点是一部分人实现了三餐制，另一部分人还是只能实施两餐制，是两种餐制的并存和交叉时期。

从一些资料看，春秋时期大部分人还是过着两餐制的饮食方式。《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有记载，当时的大多数人相当于现今的早晨7～9时食一餐，到大约下午的3～5时又食一餐。有的文献上则称为“夙食”和“暮食”，讲得通俗一点儿就是早餐和晚餐。有些记载还要具体，两餐的食量对不同的人还是有不同的规范的。这大约是指的下层社会的状况。

但是，春秋时期的中上层人士中已有了一日三餐的记录，即两餐之外又加一夜餐。齐景公就是吃三餐的，还要加上“酒食”。《庄子》一书中就有“三餐而反”的说法。在《战国策·齐策》中，也有“士三食不得餍”的说法。这些都说明了，士以上的社会中上层人士，当时已经多实行三餐制了。

两餐制和三餐制的并存，体现了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活状况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春秋时期部分人捷足先登地步入三餐制，无论如何是社会生活的一大进步，是可贺可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