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武公经营中原

像他的父亲郑桓公一样，郑武公也是个有为的诸侯，他的首功是以尚武的精神，护送周平王东行，使得周平王得以在东都洛邑站稳脚跟，建立起东周王朝。后来周平王和他的臣僚周桓公一直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左传·隐公六年》）这里所说的“依”，就是依靠、依赖的意思。在东周定都洛邑后的近百年间，东周能站稳脚跟，主要依仗的就是当时说话还算算数的晋、郑两国，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最具权威的是郑国。晋国在黄河以北，郑国在黄河以南，隔岸相望，护卫着这个声望和力量不可与当年的西周王朝同日而语的衰弱王朝。

平王被护送到洛阳以后，四个护卫国从平王手里各有所得。除郑国外的其他三国都从平王那里获取了大片土地，这样，东周王朝实际控制的土地便缩小了大约一半。而郑武公很聪明，他没有提出土地要求，而是获取了这个王朝官僚中的最大的权力，即卿士的高位。何为卿士？在当时就是王朝的执政官。郑武公就是利用周王朝卿士的特殊地位，经营中原、发展中原，直至使自己成为华夏之霸的。

郑武公有了卿士这一高位，就可以放开手脚去经营中原了。“虢、郐之君贪而好利”，郑武公就利用这两位君主的致命弱点，胁迫其“心甘情愿”地“献出十邑”。这样，从关中迁徙过来的大量民众就有了初步稳定的立足之地。

虢、郐之君长期鱼肉百姓，因此“百姓不附”。郑武公看准了这一点，对中原的广大百姓做宣传教育工作。当时河、洛一带有的是荒地，郑武公带领当地失去土地的民众垦荒，大大地改善了民众的生活。在吸引百姓归附自己的基础上，郑武公一举消灭了虢、郐两国，使郑国的地盘更开阔了。

郑桓公又与先期到达那里的商人处理好关系，联手共同开发这块宝地。据史书记载，当时新从关中迁入中原的郑人与已在那里生息繁衍了两三代的殷商人之间关系相当和谐，“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意思就是说，原先长满了蓬蒿和杂草的地方，现在成了这两大族群“共处之”的好地方。这里说的“共处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共同生活，而更多的是共同开发。

商人善经商，降服于周的商人仍不改经商的习性。郑武公鼓励郑人在与商人杂处的过程中，也从商人那里学习经商之道，这对中原地区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春秋时期的郑国出了许多大商人，弦高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弦高于郑穆公元年往周经商过滑，遇到准备袭击郑国的秦军。弦高灵机一动，将计就计，假借郑穆公名义用四张皮革和十二头牛犒劳秦军，以示郑已知其军情，同时派人回郑告急。秦军的统帅孟明以为郑已有准备，遂领兵返秦了。后来郑穆公以救国难的大功要重赏弦高，弦高却坚辞不受。

“王室将卑，戎、狄必昌。”（《国语·郑语》）这可能是一大规律。在平王东迁以后，一是地方诸侯的地位上升了，他们无视和傲视王权，甚至凌驾于王权之上；二是边远少数民族势力的活跃和上升，也就是所谓的“戎、狄必昌”。郑武公入主中原以后，对戎、狄不是采取打压政策，而是共存共荣，携手发展。南方的楚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被视为蛮夷，在春秋早期，郑最早与楚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有过较为务实的合作，可见，郑的统治者对边远民族是较少有偏见的，合作也是有成效的。

经过郑桓公，尤其是继任的郑武公的苦心经营，建都于新郑的郑国一度成了当时中华大地上最繁华、最稳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