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王朝的由盛而衰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周代是三代中所谓的“太平盛世”，用孔子的话来说，叫作“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实，细细探究这段历史，情形并非全是这样的。从公元前11世纪初周武王起兵灭商、建立周王朝起，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被迫东迁，历时两百余年，传十一世十二王，其间真正称得上“太平盛世”的，也无非就是文、武、成、康四朝而已；到穆王时期，这个王朝已出现种种衰相了。到平王东迁后，王室的威风已经扫地，诸侯国地方霸主的地位已经形成。

西周早期之所以有百年之盛，与周公对成王的“无逸”之训有着直接的极为重大的关系。

事情是这样的：周公旦还政于成王以后，成王到了新建成的洛邑城，它比起陈旧的丰镐城来当然是另有一番景象。成王从洛邑回都后，不谈民生，不谈治国方略，而大谈洛邑风光如何绮丽，美女如何妖艳，饮食如何可口。这使周公大为警觉：一个王者如果走上贪图安逸、腐化堕落的道路，那意味着什么呢？

周公旦把成王请来，先施君臣之礼，然后郑重其事地说：“今天老臣把国君请来，是想跟君王谈一件最重大的事。”成王对从小就扶持自己长大的叔父周公旦还是尊重和畏惧的，他战战兢兢地作答：“叔父尽管说来，小侄正洗耳恭听呢！”周公旦一脸严肃地说：“我要说的是两个字：无逸。国君，您听清楚了没有？想一想，什么叫‘无逸’啊？”成王谦和地回答：“侄儿见识浅薄，正静候叔父的教诲呢！”周公旦告诉成王：“所谓无逸，有两层意思：一是要勤奋，要懂得稼穑之艰难，无论如何要带领全体民众走艰苦创业的路；二是生活要简朴，不能贪图安逸、贪图享乐，更不能腐化堕落。殷鉴不远，要记住了，殷纣王就是从腐败开始走上亡国之路的。”

听了周公旦的一番教诲，成王醒悟了，他说：“尊敬的叔父，您说的我真的懂了，我要做一个真正的无逸之主，把先祖开创的基业守好！”为了教育后代君王，周公旦把这次谈话写成了《无逸》训文，希望后世君王都能遵循。可惜这篇训文在典籍中只存篇名，而文章却佚失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纵观文、武、成、康四代，周王室基本上保持着纯正朴实的政风，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厉行节俭。成王将要崩逝之时，恐怕太子钊不能胜任，就命召公、毕公率诸侯辅佐太子，而后立钊为王。成王去世后，召公、毕公就率领诸侯与太子一起到先王庙中，教导他文王和武王创业之不易，教导他“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篇。史书记载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大概是真实的。犯罪的人少，刑罚就不太需要了。

其二，关注民生。武王灭商后，曾经率“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彻夜不寐。周公旦问他为何不寐，他说老百姓生活安定不下来，我睡不着啊！由此，周统治者决定每年的春日亲自耕作籍田，以提倡农耕，决定“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让人们过上太平日子。

其三，关注民族和谐。从总体而言，民族融合这件事从夏王朝的建立开始一直在推进。不能说只是华夏族关注这件事，生活在这一社会共同体中的各民族都关注这件事。各族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里有两条史料值得关注：一条见于《史记》，说周初的王室在对待边远民族上是“耀德不观兵”，就是以德教礼仪相待，而不希望兵戎相见。另一条史料见于《左传·隐公元年》：“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其意思是说，周初边远民族进入周的镐京走动是常有的事，来时还常带一些礼物给周的那些公卿呢，而公卿大臣也不把他们当客宾看待。这样的关系应当说是很不错的。

有了这三项举措，整个社会还会不和谐吗？

可是，历史并不像周公旦期待的那样简单。正如史书记述的那样，到周王朝的第五王昭王之时，就“王道微缺”了，到第六王周穆王时，周王朝就出现了种种衰相。穆王违背“先王耀德不观兵”的传统，对犬戎大肆征伐，结果劳民伤财，无果而返。老百姓批评他，他就使用严刑峻法，创造出许多肉刑名目来。接下来的周共王为了与密康公争三个美女，发动了一场战争，就莫名其妙把小小的密国给灭掉了。到周厉王时代，他不去发展生产反而听信荣夷公的鬼话搞什么“专利”，导致民怨沸腾，周厉王就派人监视诽谤者，“以告则杀之”，史书称这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结果老百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起兵造反，厉王不得已逃到国外去了，后来客死在他乡。厉王年幼的儿子惊慌失措，无处安身，逃到了当时声望最高的召公家。造反的人们知道后，大队人马包围了召公的住宅，大叫：“把厉王的那个小子交出来！”召公没了办法，只得将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交了出去。这个假太子被愤怒的造反者杀死了，而真太子则逃过了一劫。

厉王出逃后，国不可一日无主，只能由忠臣世家召公和周公来代理政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共和政治”。公元前841年，就是共和元年。历史学家把这一年看作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在共和十四年间，“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周王朝一度有了一些新气象。

十四年后，厉王死了，太子也已经长大，于是，召公和周公就共立当年厉王的太子为王，这就是周宣王。在实施井田制时期，每年开春，在春耕开始的时候，天子都要象征性地耕种所谓的“籍田”，名为“籍礼”。这当然只具有象征的意义，表明天子提倡发展农业生产。可是，到了周宣王时代，井田制基本已崩坏无存，周宣王只得无可奈何地宣布“不修籍于千亩”。这样，原先王家耕种的千亩良田荒芜了，戎人看到了感到太可惜，就纷纷在这千亩良田上开起荒来。这原本是戎人干的一件大好事，可在宣王看来，千亩籍田是王家的，让它荒芜着也比被戎人弄去种强，于是就起兵发动了一场大的战争。王家的战士是不愿打垦荒的戎人的，结果是“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周宣王战败后，又实行“太原料民”，就是要调查户口，登记后征收“人头税”，结果引起奴隶和平民的反抗。

周宣王的儿子周幽王的倒行逆施则直接导致了“平王东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