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和军队

刑罚和军队，是西周王朝行政、国家运行的两个重要支柱。上古的时候，兵、刑不分。“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国语·鲁语上》）。对那些违反统治秩序的百姓、贵族和诸侯进行惩治，小则采用刑罚，大则出动军队镇压。

河南洛阳东郊西周初期墓葬中出土了一个手戴枷锁的小玉人，高约七厘米，身穿短衣短裳，头上有大耳和角装饰。1989年，山西闻喜出土一辆西周青铜挽车，上面出现了一个下肢残缺的人物。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西周晚期青铜器上，同样出现了左下肢残缺的守门人形象。《周礼·秋官司寇》上说“刖者使守囿”，意思就是让受过刖刑的人来看守园囿。刖刑，是上古砍足的酷刑。这几件文物上所显示的戴枷和受过刖刑之人，正是西周时期严酷的法律惩罚罪人的证明。

《左传·昭公六年》记载，晋国大夫叔向回顾历史，提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商代已有五种残酷的肉刑流传下来：墨，在脸上刺字；劓，割去鼻子；剕，又称刖，砍脚；宫，割除男性的生殖器官；大辟，杀头。这些刑罚在西周继续使用，并得以发展。《左传·文公十八年》提到周公曾作誓令，有“九刑”的规定：“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逸周书·尝麦解》上提到，“周刑”是在成王时期由大正修订刑书，太史“策刑书九篇，以升授大正”。“九刑”是什么？前人有不少看法。根据《汉书·刑法志》和《尚书·吕刑》东汉郑玄注，“九刑”应该是指五刑加上流刑、赎刑、鞭刑和扑刑。

西周中期，穆王命令吕侯对法律进行改革，制定更加严密的法律，这就是记载在《尚书》中的《吕刑》。其中一个举措就是完备五刑的刑罚制度，规定判五刑的律条一共有三千条：墨、劓各有一千条，剕刑五百条，宫刑三百条，大辟两百条。

同时，西周为不同身份等级的人群制定了不同的法律。《周礼·秋官司寇》有“国刑”“官刑”的规定。《礼记·曲礼上》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正是此意。《尚书·吕刑》中记载，西周为贵族专门设置了赎刑，只要贵族缴纳一定的罚金，就可免受相应刑罚。其中墨刑需要一百锾，劓刑两百锾，剕刑五百锾，宫刑六百锾，大辟罪也可以使用赎刑，需要一千锾。

1975年出土的朠匜，记录了一件诉讼案件。一个叫牧牛的人，将他的上级官员朠告了。审判长伯扬父处理这件案件时，直斥牧牛“犯上”，“你竟敢跟你的长官打官司”。伯扬父判决牧牛必须送五个奴隶给朠，而且为惩罚他的诬告行为，还准备要判罚鞭刑一千，还要在他脸上刺字，使他一辈子只能用黑巾蒙面。最终，伯扬父判处牧牛鞭刑五百下、罚金三百锾，并且警告说：如果你的长官再告发你，就要对你处以一千下鞭刑，还要施以墨刑！——一旦受墨刑，就会沦为奴隶了。这个例子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西周法律的阶级性。朠匜是一件盥洗器，内底和盖连续铭文一百五十七个字，是一桩诉讼案的判决记录，实属中国已经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诉讼判决书，故被冠以中国“青铜法典”的美誉。

至于那些“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对王朝秩序造成了威胁的人，西周“则有常刑”，就连贵族中危害王权的人也不能避免。周初作乱的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就是因为他们不但破坏了王朝的君臣秩序，还破坏了宗法秩序，是不孝不友的“元恶大怼”。

西周时还没有公布成文法典，但估计应该有可供官员使用的刑书。上述朠匜铭文内容也能说明，伯扬父定罪判罚还是有章可循的。当时可能已有专门负责判案和司法的官员。金文中有“敏谏罚讼”“讯讼”的说法，也有司寇的职务。《周礼·秋官司寇》上说，司寇“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由此看来，司寇应该是专职的司法官员。西周金文中还记录有兼管刑责的官员，其中一些人本职是武官，如大孟鼎铭文中称“司戎”的盂；此外，扬簋铭文提到的扬是司工，兼司寇之职等。师旂鼎铭文中有一位判决师旂众仆的伯懋父，也是军事指挥官的身份。除了这些受命司法的官员之外，周王朝的执政官员同样可以代表周王行使司法的权力。比如五祀卫鼎铭文记“卫以邦君厉告于井白、白邑父、定白、白俗父”，其中的“井白、白邑父、定白、白俗父”就是当朝的执政大臣。在处理狱讼的时候，纠纷双方到场。《周礼》上说，小司寇要根据纠纷双方表述时候的神态气势来进行判断，要征询群臣、群吏和民众的意见进行判决。

《尚书·吕刑》作为西周穆王时期制定的具有法典性质的文章，再三强调了“德”与“刑”的重要性：“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又说：“有德惟刑。”其中德是第一位的，德主刑辅，明德慎罚。要将德的教化与刑罚结合起来，崇尚德治，审慎地使用刑罚。司法官员应该谨慎用刑，要有哀矜之心，务必使情罪吻合，“轻重诸罚有权”。对“德”的强调，也是西周政治的一大特点。

为了保证周王的权威，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更是首要的。西周时期，周王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军事优势，属于周王的军队就有虎贲、周六师和成周八师。其中虎贲是周王的禁卫军，金文中的“虎臣”应该就是指他们。早在武王伐纣的时候，虎臣就是攻打商都重要的军事力量。周六师是驻守宗周西土的军队，又称“西六师”。成周八师是驻守成周的军队，又称为“殷八师”。《周礼·地官司徒》叙述周代军队建制：“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这样算来一师就有二千五百人。这个说法未必准确。据称周王的这些军队加起来有十四师，这样的规模在当时的确已经非常惊人。要知道，春秋时期齐桓公凭借“革车八百乘”“士三万人”就已经能够南征北战，九合诸侯了。可以想见，正是这样的军事实力才能够保证周王畿的安全，保证周王朝能震慑天下诸侯和征服四方部族。而天下太平，才是西周中央政府能够正常运作的大前提。

《国语·鲁语下》记春秋时鲁大夫叔孙穆子追述西周军事旧制：“天子作师，公帅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师，卿帅之，以承天子。诸侯有卿无军，帅教卫以赞元侯。”组建军队和统率军队这两项权力，都掌握在周王的手里。西周后期，军制有所改变，但文献记载，周人还是对诸侯军队的规模做了严格规定：“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周礼·夏官司马》），不能打破天子拥有最雄厚的兵力这一优势。

周王率领大军作战，除了调用自己的“西六师”“成周八师”，还常常调用贵族的族兵和诸侯的军队，这从班簋铭文中可以得到印证。班簋，西周中期穆王的大臣毛班所作的青铜器，现藏首都博物馆。毛班的名字，又见于传世文献《穆天子传》。据说，穆王晚年，毛公班、共公利和逢公固率师伐犬戎，可见毛班是穆王时代的一位军事统帅。班簋铭文记录的也是一次征伐：“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徒驭、戜人伐东或㾓戎。咸，王令吴白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白曰：以乃师右比毛父。遣令曰：以乃族从父征，延城卫父身。”铭文中周王多次命令“以乃族”为毛公的左右翼，从其征可见吴伯、吕伯、令三家贵族的族兵都听从周王调令，随毛公出征。而晋侯苏钟铭文记载，周王亲自命令晋侯带领晋国军队讨伐夙夷；师寰簋铭文中，周王则命令师寰率领齐、纪等国的军队一同攻伐淮夷。这样看来，周王不但自身拥有强大的兵力，而且可以直接指挥和调度王朝内几乎所有的军事力量。拥有这样的武力后盾，周王自然能够长时间维护广大的统治区域内的统治秩序。

西周时，作战以车战为主。每辆兵车上有一名甲士，一至两名驭手，车后跟随十名徒兵。徒兵是为战斗准备粮草和器械的劳役人员。青铜器禹鼎铭文上说“戎车百乘，斯驭二百，徒千”，正是如此。

西周军队装备的兵器在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左传·成公十三年》上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西周时期更是如此。极其珍贵的金属合金青铜，除了大量用于铸造礼器，另一大用途就是用来铸造各式兵器。

戈，是三代最常见的进攻性青铜兵器的一种，是一种装在木柄上的复合兵器。因其可以横击、勾杀，所以又名“勾兵”。商周金文中，戈字写作“戈”，正是“戈”的象形写法。戈的形制相当复杂，由戈头、柲及附属部件组成；而戈头又由援、内、胡等部分构成。戈是三代兵器中历史最悠久、使用最普遍的一种。目前所知最早的青铜戈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最晚者发现于战国秦汉之际的出土文物中，前后时间跨度一千多年。商周时期的戈，有铜戈、玉戈等多种，有些戈的身上还镶嵌有绿松石等珍贵的宝石，并铸出精美纹饰，说明戈除了用作实战，还会用作仪仗兵器，以作为拥有兵权的象征。西周时候的戈加长了刃口，装柲的胡延长了，使用起来更加便利。

矛也是三代重要的青铜兵器之一，它的锋刃在前，用于冲刺，故又称“刺兵”。矛也由矛头和柲组成，长柲者为酋矛，短柲者为夷矛，柲上往往以羽毛为饰；矛头由锋和骹两部分构成，锋有阔刃、狭刃之分，春秋以后，还有血槽出现。

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兵器，将戈的砍伐与矛的刺杀功能结合起来，在古代被称为“枝兵”。这种戈与矛的组合体，既有合体联铸的，又有连体合装的，既可以刺杀，又可以勾杀，具有戈与矛的双重性能。

钺与戚，都是由古代战斧演化而来，所以又称“斧兵”或“劈兵”。戚的形体较小，在古代常被用作刑具，或者作为乐舞道具的一种，在“万舞”之时，舞者执朱干、玉戚以舞。钺的形体则比戚大，身宽而扁平。

商周的刀，多带有北方青铜器的基本风格，显然受到了北方青铜器的影响。剑，原是北方草原民族所用的兵器，后来被周人借鉴吸收。甘肃平凉市灵台县百草坡西周早期墓葬中，曾出土带有透雕龙纹鞘的剑，说明剑在西周时就已经开始流行。早期的剑，以短剑为主，主要出土于西北、关中和北方等地。

西周时期，铜镞不但已完全占据了决定性地位，并且出现了杀伤力强大的宽翼带棱铜镞，显示出青铜镞技术的进步。

在战争的防护用具方面，商周铜胄大多呈帽形，胄上常装饰着诸如虎头之类的兽面浮雕，还有些铜胄的顶部装有可以安插缨饰的圆管。这样的头盔，戴在头上，无形中增加了不少威严与气势。

商周考古中出土的青铜车构件种类繁多，数量也很可观，显示出当时对车战装备的高度重视。

兵车一般由两匹马拉着，马也是重要的军事资源。周夷王曾经命令虢公攻打大原之戎，获马千匹。周王对养马非常重视，《周易·晋卦》上说“康侯用锡马蕃庶”，周穆王的驭者造父调养千里马，孝王命非子在汧渭之间主持马政。盠驹尊铭文显示，周王还会亲自参加“执驹”典礼。在西周官制中，还有与畜牧有关的职官，如“牧马”“攸卫牧”，说明西周时期对于畜牧业的重视，当然也包括对于养马的重视。

西周军队已有定期训练的制度。《左传·隐公五年》追述“古之制”，说“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指的正是农闲时讲习武事，教民作战的传统。《周礼·夏官司马》记司马之职，“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阅”，还要通过征发劳役、举办田猎活动等形式，不断提高与保持军队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