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建业

无论是武乙的赏还是文丁的杀，都反映出商王朝对不断成长的周人势力的忌惮。

季历在位期间，对西北戎狄展开了一系列战事，并获得不小的成功。《古本竹书纪年》记武乙三十五年季历大胜鬼戎，俘虏“二十翟王”。除了太丁二年，季历伐燕京之戎大败而归外，周人基本上都是战无不克的：四年，周克余无之戎；七年，周人克始呼之戎；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擒其三大夫。

周人所伐，大体都是活动在西北境的戎狄。鬼戎一直是殷商劲敌，武丁曾用三年时间征讨。其位置大约在今黄河沿岸的山西、陕西北部地区。燕京山，在太原，汾水所出。余无之戎，居今山西长治市屯留区西北。始呼之戎、翳徒之戎，前人也多认为与鬼戎、燕戎、余无之戎一样，分布在今山西地区，且与后世隗姓赤狄有关。

《后汉书·西羌传》说：“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商王武乙时期，王朝已经失去了对四境夷狄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属国诸侯的周人能多次克戎有功，大败殷人劲敌，自然会获得商王的封赏和册命。

但另一方面，在与戎狄部族的不断战斗中，周人力量不断获得壮大，也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控制区域，势力已达商人领地的北境。这样迅猛的发展势头，不能不让商王朝感到威胁。事实上，周人也认为，季历的开拓，是克商事业的一个部分。《诗经·大雅·皇矣》中就说：“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

殷墟甲骨文中有商人“西师”和“伐西土”的记录，又有讨伐庸族的记载。庸族是后来跟随周人伐商的族群，商王朝对其进行征讨，其目的恐怕也是在打击周人。由此可知，武乙在封赏季历的同时，也已经在采取措施，以抑制周人的进一步发展。季历最终被文丁所杀，是商周矛盾尖锐直至爆发冲突的结果。

季历死后，其长子姬昌继位，成为周人的首领。他继承古公亶父和季历的事业，继续扩展周人的势力。史书上说他积善累德，尊老爱幼，礼贤下士，当时的许多贤人，包括远在辽西孤竹国的贤人伯夷、叔齐，都去投奔他。正由于此，商纣王先将姬昌囚禁在羑里，以示警告和惩戒；之后纣王又释放了他，封为西伯，赐弓矢斧钺，授予他征伐的权力，以示拉拢。

姬昌被释放后，继续稳定和开拓周人的生存空间。措施有二：

一是德行感召。据载，周原附近有两个小国虞和芮，因为田界而争吵不休。他们的国君想让姬昌做个评判，就相约一起到周国去。进入周原，看到周人下至农夫、上至贵族都以谦让为俗，两国国君非常惭愧，于是将相争的土地让出来，作为闲原（《史记·周本纪》）。这个故事流传开去，诸侯都来归附。这一年，原商朝属下的西伯姬昌宣布正式受命称王，史称周文王。

二是军事征伐。其方向仍是首先在西方和北方的戎狄之间求发展。因为对位于渭河谷地的周而言，一方面，利用商王“西伯”的号令，先对西、北两方戎狄发动战事，既能够不直接与商发生冲突，又可保存和壮大周的实力；另一方面，只有彻底解决古公亶父以来戎狄侵扰的问题，才可能获得比较稳定的后方和根据地，并最终腾出手来，全力向东。“虞芮质厥成”的第二年，周人伐犬戎；第三年，伐密须。《诗经·大雅·皇矣》写道：“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密须即密，是姞姓之国，在今甘肃平凉市灵台县附近。阮、共，是位于甘肃平凉市泾川县的两个小国。密须不但敢抗拒周人，而且还入侵了阮国和共国。这大大激怒了周人，他们出兵攻击，大获全胜。这次胜利对周人意义重大，以至后来文王将此次战役中缴获的密须战鼓与战车用于军事演习和军队检阅的大礼。成王分封诸侯的时候，还把它们作为封赏的礼器，赐给唐叔以“匡有戎狄”。

解决了后顾之忧，周人转而向东征伐。文王受命的第四年，伐耆国；第五年，伐邘国。耆，又称黎或饥，在今山西长治市西南；邘即盂，为今河南沁阳市，当时是商王的田猎区。对这两国的攻伐，表明周人的矛头已经直接转向商的统治区域。《尚书·西伯戡黎》上记载，商朝大臣祖伊听说了这件事，非常恐惧，急忙去警告商纣：上天恐怕要断绝我殷商的国运了啊。商纣对此却毫不在意，满不在乎地说：“我不是天命所归的吗？周人能有什么作为呢！”

周人继续向东开拓势力。第六年，伐崇国。崇国，旧说在今河南嵩山附近，一说在丰镐之间，许倬云就认为崇国可能“是商人在渭河流域的重要据点”。其国君是商纣的心腹崇侯虎。崇国力量很强，崇邑非常坚固。据《左传·僖公十九年》记载，文王首次进攻，耗费了一个月也没有成功；再次进攻，使用了攻城的器械才将其攻克（《诗经·大雅·皇矣》上说是“钩援”，《左传》上记载是筑“垒”）。克崇之后，周人势力已经逼近商朝统治的核心区域。周人的势力扩大至此，与商王朝的最后决战已经无可避免。

这个时候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诗经·大雅·文王有声》）。周人将都城从岐山迁到更东面的丰邑。就在迁都第二年，文王去世，太子发即位，是为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