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孔子曾经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代借鉴和吸收了夏、商二代的文化成就，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浓郁、繁华的周文化，所以孔子说：如果要我对三代文化发表一点儿见解的话，我更加倾向于表彰和提倡周文化。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打开周史奥秘的一把钥匙。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长篇记述了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请观于周乐”一事。故事很生动：季札首先听了《周南》《召南》《卫风》《唐风》《陈风》等各地民歌，赞叹各地的乐曲都是那样美好，而且各个乐曲都展现了本地区独特的美好风貌。后又观看了武王时代的乐舞《大武》，说：“好啊，周王室盛极一时的风貌是这样的啊。”接着看了禹王乐舞《大夏》，说：“好呀，勤劳治水而不居功，除了大禹，又有谁能建立这样的大功呢？”看了虞舜的乐舞《韶箾》后说：“舜的功劳大到顶点了，像苍天那样覆盖了一切，像大地那样承载所有，真是尽善尽美啊！”季札当时也可以说是周游列国，而要数在鲁停留的时间最长。

这里介绍一下季札其人。从季札往上推，他的二十世祖就是周文王的兄长太伯和仲雍。为了让贤能的周文王能继位，兄弟俩一同出走，来到当时的蛮夷之地，建立了吴国。他这次造访中原，完全可以说是一次寻根之旅。他的身上流淌着周人的血，带着周人的气息，同时又有着南方吴人的气韵。由他来品评周文化，是再妥帖不过的了。可不是吗，他从周乐中看到了三代文明的传承，看到了三代中前代对后代的影响，看到了周代文明在各地的繁荣。

周代那种“郁郁乎文哉”的文明，是一种礼乐文明。吴公子季札之所以对周的乐文化赞叹不已，是因为这种乐文化中透露出深厚的礼文化要素。在中国，礼、乐从来不分家。周代的《诗》分为“风”“雅”“颂”三体，代表着礼的不同文化层面。“风”指民风，是不同地域的民间文化精粹，体现着大众层面的文化形态；“雅”是周王室及京畿的乐曲，是中原华夏地区的礼仪载体；“颂”是周最高统治者用于祭祀和其他重大典礼的乐歌。“风”“雅”“颂”用途不同，声调不同，所用的乐器不同，演奏时的听众也不同，歌舞时的礼制也不同，一点儿也乱不得。看，礼和乐二者多么水乳交融。

以礼乐文化为轴心形成的社会秩序，在周初达到了完美的极致。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是给整个周代社会定下了基调。中国是诗之国，诗是一种娱乐形式，更是一种教育手段，名之为“诗教”。诗教把人们的精神振兴起来，这叫“兴于诗”。“兴”的目的是“立”，最终要大家立身于礼，成全于乐。这里的“乐”已经鲜有纯娱乐的意味，而是“礼”的一件华丽的外衣。

诗教、礼教、乐教三位一体，这就是周文化。周代的种种社会存在，都是与这种周文化关联着的。西周时期，是中国早期国家的成熟阶段。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可见周朝的形成，借鉴了夏、商的传统。近人王国维先生又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表明周朝的政治和文化，与夏、商相比已经有较大的进步。要知道，这一时期，周王朝在实现统治过程中所形成的种种原则或制度，例如分封制度、宗法制度和“礼乐文明”等，都堪称西周留给后世的“政治遗产”，对从秦汉到明清的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形态、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意识形态，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西周制度和文化的创制之功，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涵。那么，周人到底进行了怎样的变革，又是如何改变了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的走向呢？

首先，周人建立了分封制度。分封制度是西周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目的就在于“兼制天下”（《荀子·儒效》）。怎样去“兼制”这么大的一个天下呢？单靠武力显然是不够的，必须靠文治。周公很聪明，他在授予诸侯国土地和人民的同时，还授予仪仗、礼器、乐器，要他们一切依礼乐而行。比如正式场合奏乐歌舞时，“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公羊传·隐公五年》），一点儿都乱不得。巡视的人到列国明察暗访，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是怎么回事了，对周天子忠不忠，从礼乐上就可以一眼看出。

其次，周人建立了井田制。井田制是周代的重要经济制度。井田制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已经不怎么讲得清了。但西周时实行过井田制，大致上是可以肯定的。那时大家把田方方整整地划成井字形，其中大部分是私田，少部分是公田，也称籍田。天子以及各级贵族最关心的是籍田。这里也有礼制：一是“公事毕然后敢私事”，先公后私，先耕好公田，然后各自去耕私田。二是实行“籍礼”。耕籍田时贵族到现场看护，带领众民行籍礼——唱赞歌、举行典礼，大约还有宣誓之类的仪式。周代的礼乐文化进入了田头地角，简直是无所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