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身处今天朝鲜、日本地区族群的交往

商朝灭亡时，商朝的旧贵族箕子率领族众来到了朝鲜。《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记载，周武王灭商后——

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二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鸿（洪）范》。

可见箕子在商朝灭亡后到了朝鲜。周武王因而将朝鲜封给了他，箕子后来还来朝见周武王。根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箕子这次朝见周武王路过了殷墟，看到昔日的宫殿已经坍塌，长满了禾黍，十分伤心，于是作诗：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诗中的“狡童”，有学者认为是指商纣。殷遗民听到这首诗后皆痛哭流涕。关于箕子远走朝鲜，《汉书·地理志》也有记载——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

箕子教朝鲜人民礼义、田蚕、织作，还制定了相关的禁令，极大地推动了朝鲜的开化与发展。

对于箕子来到朝鲜，朝鲜早期的史书有记载，金富轼《三国史记》提到“箕子受封于周室”，僧一然《三国遗事》也提到“周虎王即位乙卯，封箕子于朝鲜”。根据《旧唐书》《新唐书》等文献的记载，高句丽人在多处建祠堂祭祀箕子。而到了朝鲜王朝时期，朝鲜人对箕子的崇拜发展至顶峰，箕子成为李氏政权的一面重要旗帜，箕子崇拜也是政事和礼仪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396年，朝鲜使节权近在回答明太祖有关朝鲜开国历史的问题时，作诗说：

传说洪荒日，檀君降树边，位临东国土，时在帝尧天，传世不知几，历年曾过千。后来箕子代，同是号朝鲜。

檀君是古朝鲜的开国元勋，箕子在朝鲜半岛建国，檀君朝鲜灭亡。

从上可以看出，商末的时候，箕子确实来到了朝鲜，并对朝鲜的文化、经济、政治和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考古上看，商文化对朝鲜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考古遗物上，箕子进入的时候，朝鲜正处于从有文土器向无文土器转变的时代。无文土器通常粗质无文，底部扁平，器具有石镞、半月形石刀、石斧等。而这些器具明显受到了中国龙山文化的影响。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还有很多“支石墓”，又称石棚。中国东北的墓葬明显早于朝鲜，这也是中国对朝鲜影响的结果。另外，中国的稻谷和干栏式建筑，也在这个时期传播到朝鲜半岛。

20世纪50年代，考古人员在日本东北地区的山形县饱海郡游佐町三崎山绳纹文化晚期遗址中，发掘了一把青铜刀。这把刀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大批青铜刀相似，只是日本出土的青铜刀尾部的环有部分残缺。所以这把刀可能来自中国。另外，商代的拔牙、鸟崇拜、支石墓的习俗可能也影响到了日本。

日本的二百二十多处绳纹文化遗址中都出土过环形石器，仅长野一个县就发现六十多个出土地点。这些石器的使用时间从公元前5000年一直到公元元年前后的弥生文化中期，持续了五千多年。中国东北的辽宁省和吉林省也出土了类似的环状石器，使用时间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元年前后。另外，朝鲜半岛也发现了环状石器，年代比中国的早。可以推知，这种石器是从日本经由朝鲜半岛传入中国的。

有学者根据确凿的出土文物，指出日本从绳纹时代的中期后半叶开始，和中国内地的交流日渐频繁起来。但是，早期的中日交流和后来不一样，呈现出时断时续的特征，并没有形成固定、持续的交流。商朝处在这个时期中间，当时的中日之间当然有交流。

日本学者梅原末治说：“在畿内的大和国发掘的铜铎形状颇与先秦时代的古钟类似，近年在朝鲜庆尚北道庆州入室里，发现了四寸左右的小铜铎及蒲口缘细文镜，与大正七年在大和国葛城郡吐田乡发掘的遗物，事实上非常酷似，而且制作技术均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大概是先传到辰韩，然后再传到日本的吧。”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商代中日交流的一条重要路径就是通过朝鲜，再到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