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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李亨的中兴(至德元载七月十二)(一)

第七章 李亨的中兴(至德元载七月十二)(一)

书名:弃长安作者名:张明扬本章字数:2799更新时间:2024-05-25 16:04:09

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十二日,四十六岁的李亨在灵武(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称帝,尊李隆基为太上皇,同日,改元“至德”。

一个月后,身在成都的李隆基才获悉了李亨自行即位的消息。他或许震怒,或许惊愕,或许痛切,但他被历史审定过的正式表态就是那么一句:“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

李隆基接受了既成事实,改称太上皇,但他与李亨在水面之下的暗战却刚刚开始。而在江陵(湖北省荆州市),永王李璘将带兵挑战这个连父皇都已认可的既成事实。

在父子、兄弟政争进行时,安史之乱已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在关中,叛军上下已无进取心可言,“无复西出之意”;在河北,随着郭子仪和李光弼带兵撤出河北,勤王灵武,唐军的河北战局急转直下;在雍丘,一个叫张巡的名字横空出世……

在灵武,帝国反击战也正在酝酿之中,中兴平叛就是李亨最大的政治举措。

天宝十五载七月九日,李亨一行人从平凉(今甘肃省平凉市)出发,抵达朔方节度使治所灵武。

尽管去朔方本就是李亨集团的选择,但朔方官员的热情与积极靠拢之意却远远超出了李亨的预期,“拥立之功”的诱惑让李亨成为朔方的官心所向。

李亨一到灵武,朔方留后杜鸿渐和曾追随过哥舒翰、有河西军背景的御史中丞裴冕就联名,以朔方全体文武官员的名义向太子上书,请李亨“遵马嵬之命,即皇帝位”,“以归中外之望”。

李亨拒绝了这次劝进。裴冕等人自然也是知道劝进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又继续向李亨进言:“跟殿下来灵武的将士都是关中人氏,日夜思归,之所以不辞劳苦地追随殿下远涉大漠边塞,就是希望建功立业,人心一旦离散,就很难再挽回,为社稷计,恳请殿下顺天应人,即位以安众心。”

李亨和劝进团这么来回推手了五个回合,终于在收到第五封劝进书之时,“勉强”同意即位。必须说,李亨的政治表演实乃诚意巨献,“五劝”已超出了劝进的标准回合数“三劝”。

七月十二日,李亨即位于灵武城南楼,“天宝十五载”顺天应人变成了“至德元载”。自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被立为太子,李亨已做了十八年的太子。

在即位制书中,李亨着重强调了即位的两点合法性:第一,“圣皇久厌大位,思传眇身,军兴之初,已有成命”,也就是太上皇早就想把皇位传给他了;第二,“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他登基后的核心事务就是中兴大唐,暗示已到蜀地的太上皇无力承担平叛大业,舍己其谁。

当天,李亨便派信使前往蜀地给新任太上皇报信。

三天后(七月十五日),还不知道自己已成太上皇的李隆基在普安(今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发布了一道皇帝诏书,任命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和平卢四镇,“南取长安、洛阳”。这封诏书的最大信息还不是有关李亨的,而是分封几个皇子为坐镇一方的节度大使,盛王李琦和丰王李珙由于年纪小没有实际到任,唯有三十七岁的十六皇子永王李璘成了真正的受益者,从一个闲散皇子骤然变成军权在握的实权藩王,领山南东道、岭南、黔中和江南西道。

李隆基分封的动机,一方面是,鉴于安禄山起兵之教训,他想将边帅领兵转变为皇子掌军,从而上阵父子兵;另一方面,可能是想用永王来制衡太子,防止分兵自立的太子军权过大,威胁皇权。当然,诏书中的说法自然走的是大中至正的路线,“夫定祸乱者必仗于群才”。但李隆基还是低估了李亨和“民心所向”——这么快就走完了称帝流程。

七月二十八日,李隆基抵达此次流亡的目的地——成都,这一路走了四十多天,侍驾的官员和禁军合计只有一千三百人。

一路走来,李隆基重建了后杨国忠时代的朝廷中枢,陆续任命了崔圆、房琯和崔涣为相,其中二崔都是剑南当地官员,再加上早前的韦见素,一共有四名宰相,颇有些大革前弊、刷新政局的新气象。

八月十二日,也就是到成都的十四天后,李隆基才获悉李亨一个月前已登基。

令人意外的是,此前一直给人权欲颇重印象的李隆基,这次却表现得极为洒脱,不仅默认了李亨自行登基的行为,还相当配合地快速启动了皇权交接程序。

四天后(八月十六日),李隆基颁布了《命皇太子即皇帝位诏》,宣布:自即日起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军国大事一概交由皇帝裁决,但事后也要向太上皇奏报;待到收复长安之日,太上皇就不再过问任何朝政。

八月十八日,玄宗又命宰相韦见素、房琯和崔涣携带传国玉玺和传位册文,赴灵武正式册封李亨为帝。册文的撰稿者是贾至,李隆基看后不胜唏嘘:“当年先帝逊位于朕,册文就是卿之先父所作。今朕以神器大宝付储君,拟册文的人又是你。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谓难矣!”贾至伏于御前,呜咽流涕。

所谓“累朝盛典”,就是说当年唐睿宗李旦禅位给李隆基的传位诏书出自贾至之父贾曾,这在时过境迁之后或许可以理解为“盛典”,但在此刻,则更是一件令李隆基君臣“长太息以掩涕兮”的尴尬事。

李隆基之所以痛快地接受李亨称帝,可能至少有五点原因:第一,实力使然。李亨控制了朔方军,在河西和陇右这两支大唐边军精锐被哥舒翰葬送之后,朔方军就是此时唐军头号主力,朔方军甚至可以看作李亨称帝的首要权力基础,李隆基之前不可能预料到朔方军的“转向”。第二,大义与民心。李隆基逃亡至蜀地之后,天下人将平叛的指望都寄于李亨一身,而李亨也将平叛作为他的核心政治使命,大义在手让他迅速得到了包括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和李嗣业在内的大唐各大实力集团的认可,这又进一步增强了李亨的实力。第三,平叛公心。李隆基清楚,身居蜀地一隅的自己实际上丧失了指挥全国平叛大业的现实可能性,将军权乃至皇权移交给李亨是最理性的选择。第四,本朝传统。李唐本就有盛产宫廷政变和制造太上皇的家学渊源,无论是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还是李隆基逼宫的“先天政变”,在李唐的语境内本就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之事。第五,太上皇的权力。对于李隆基而言,与其在木已成舟的李亨称帝上做无谓纠缠,还不如退而求其次地抓住太上皇的权力,正如他在《传位诏书》中所说,军国大事他仍有知情权、参与权甚至是部分决策权,更何况,在蜀地,李隆基仍是那个说一不二的唯一权力中心。

李亨登基后,大唐实际形成了太上皇与皇帝两个政治中心,呈现出一种“中央政治的二元格局”。在此种二元格局下,皇帝与太上皇“在平叛这一点上具有共同利益,并借以相处共存”;但又出于皇权的排他性特征,两个政治中心的暗战始终没有停歇,甚至在当时被一些人视作分庭抗礼的“南北朝”,李隆基为南朝,李亨为北朝,李亨虽占据了某种政治优势,但远非压倒性的。

从遮道请留到灵武称帝,李亨以民意和官心为依托,将自己塑造成被动接受的顾全大局者;李隆基的应对是做绝不恋栈状,但主动加戏了事后册封,以衬托太上皇权力的“超越性”,而共享皇权也成为双方的共识;李亨将中兴平叛作为称帝合法性的最大来源,在灵武招兵买马聚拢勤王之师;而李隆基则将计就计,将平叛成功作为自己最后放弃权力的先决条件,一个可能的潜台词是,如果皇帝平叛失败,则太上皇不仅可以收回授权,甚至可行废立之事。

中兴与平叛,就是此刻大唐各大政治势力的最大公约数,堪称李亨朝最大的政治。而李亨内心的重中之重,则是收复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