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杨玉环的香囊(天宝十五载六月十四)(一)
书名:弃长安作者名:张明扬本章字数:3874更新时间:2024-05-25 16:04:07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四日,是李隆基弃长安的第二天。逃亡队伍上午从金城县出发,约走了二十八里路,中午抵达了马嵬驿(今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县西北),一个距离长安一百一十里出头的驿站。
前一天凌晨,这支队伍从微雨沾湿的长安秘密出发,赶了一天路,半夜走到金城县才睡下,次日上午没睡醒就又起身赶路了,所有人脸上都带着疲惫未消的神色。一路上预期中的迎驾场面也没出现,咸阳县令和金城县令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无人接驾,无人提供饭食,连李隆基都是靠杨国忠路上买的胡饼充饥,皇孙们也直接抢粗粮吃,更何况那数千禁军呢,半饥半饱而已。
在饥饿与疲惫之中,逃亡的沮丧情绪被逐渐放大,在马嵬驿,禁军的怒气到了一个临界点。
这时候,只要有几个聪明人在背后挑唆,甚而是有组织地制造愤怒和推波助澜,那么,怒火就可燎原,引燃一个王朝。
于是,史上就有了马嵬驿之变,就有了: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长恨歌》(节选)
关于马嵬驿之变的过程,史书的记载给人一种几笔带过的感觉,缺乏宫廷政变中理应弥漫的悬疑感。
马嵬驿之变按照时间线可以分作上下两个半场:诛杀杨国忠、缢杀杨贵妃。
兵变的主体是禁军,他们为何要杀杨国忠?正史里没有争议的部分是:饥疲交加的禁军到了马嵬驿就再也不愿意走了,也就是所谓的“六军不行”,群情激愤;禁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便与诸将商量,将今日的大败局都推在了杨国忠身上,即所谓“天下崩离”“社稷不守”,于是提出诛杨以谢天下的方案,顷刻间得到了军中上下的拥护。
但这里可能存在一个小的争议:杀杨国忠究竟是以禁军的自发意愿为主还是陈玄礼的挑唆推动为主?比如《旧唐书·杨国忠传》和《新唐书·杨国忠传》中都有陈玄礼“惧乱”的说法,似乎他提出杀杨国忠是为了因势利导平息禁军愤怒,言语中甚至有点儿不得已的意思;但《资治通鉴》更倾向于认为诛杨是由陈玄礼主导推动,没有提“惧乱”,而是直接说“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
但等到杀杨国忠的那一刻,直接理由却不是之前的“社稷不守”,而变成了“杨国忠与胡虏谋反”。当时的情景大致是这样的:陈玄礼带着禁军准备发动兵变诛杨之前,偶然发现杨国忠被二十多个吐蕃使者拖着说事,吐蕃人应该只是因饥饿讨要食物,但禁军们很可能觉得“杨国忠勾结吐蕃谋反”这个临时加上的诛杨理由更加有煽动力,就高喊着这句话发动了马嵬驿之变。
杨国忠被杀时几乎未经任何抵抗,但他应该是在试图逃跑时被乱兵杀死的。《资治通鉴》的描写已经足够血腥,又是碎尸,又是砍头,“国忠走至西门内,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但《新唐书》更是多了一个乱兵吃杨国忠肉的可怖情节,“争啖其肉且尽”。
在唐人笔记《安禄山事迹》中,杨国忠死前还留下一句话,大意是“你们这些人难道想效法安禄山,做逆贼造反吗”,乱兵们回应说:“你就是个逆贼。”《安禄山事迹》还特意记录下了诛杨英雄的名字,“骑士张小敬先射国忠落马”,马伯庸就凭着这仅有的一句话,惊才绝艳地给张小敬创作了一本书:《长安十二时辰》。
即使在兵变的上半场,死的也不止杨国忠一人。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杨国忠的长子杨暄当场被杀;时任户部侍郎的杨暄死得很惨,据说是逃跑时坠马,“身贯百矢”;御史大夫魏方进才说了一句“汝曹何敢害宰相!”就被乱兵杀掉;左相韦见素也差点儿被杀,他只是出屋子看了看,就被乱兵打得血流满面,所幸人群中有人高喊“勿伤韦相公!”并出手相救,韦见素才逃过一劫。
最冤枉的是那二十多个吐蕃使者,只是因为饥肠辘辘求助于杨国忠,就在兵变中被当作谋反同党悉数斩杀。杀使事件有没有引起吐蕃方面的震怒,特别是与吐蕃军队这年年底大举攻唐夺回石堡城之间有没有联系,虽未看到史书上有明确记录,但至少作为出兵借口是很符合逻辑的。
但杨国忠被杀一点儿都不冤枉,他不仅是李隆基时代二十六位宰相中最差劲的一位,而且他的“逼反”构成了安禄山起兵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杨国忠前期的盲目乐观,以及潼关失守后的张皇失措,特别是因为内斗逼迫哥舒翰出关导致近二十万大军尽没,如果不考虑李隆基,杨国忠是无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人。杨国忠被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安禄山起兵的首要理由就是“诛杨”,无论这个说辞多么虚妄,但“杨国忠是引发战乱的罪魁祸首”这个政治叙述已经深植于大唐军民心中,只待像陈玄礼这样的有心人去操纵、去点燃。
李隆基第一时间就得知了杨国忠被杀的消息,震惊之余,他没有时间去哀伤,即时下决心“弃子”。李隆基召见陈玄礼等高级将领,拄着手杖亲自出面宣慰乱兵,意图无非是在事后追认诛杨的合法性,让禁军上下宽心。他甚至临时编瞎话外加许愿:“朕虽然长期被杨国忠蒙蔽,但最近也醒悟了,本来就计划一到剑南即公开处斩杨国忠。现在将士们受神明的引导,提前帮朕实现了这个愿望,朕一定会不吝奖赏你们的忠勇行为。”
但李隆基的低姿态完全没有起到预想中的安抚效果,禁军拒绝了要求他们收队回营的圣意。
禁军们还想要什么?
李隆基让高力士去找陈玄礼沟通,得到的回答是:“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按照兵变参与者的逻辑,杨贵妃不死,就是“贼本尚在”。
这显然逾越了李隆基的底线,但他心知兵变难息,在给了一个不置可否的答复“朕当自处之”之后,一个人拄着手杖,垂着脑袋,踽踽独行,之后又默默伫立了很久,沉吟不决。
但乱军们还能等多久?
危在旦夕之时,宰相韦见素之子、京兆司录韦谔站了出来,催促李隆基当断则断:“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韦谔深知犯了大忌,磕头到流血不止。
方寸已乱的李隆基试图做最后的挣扎:“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很显然,他还心存侥幸,希望能为贵妃留得一命。
这时候,高力士的一番话击破了李隆基最后的幻想,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
是啊,你要让发动兵变的禁军心安,怎能不杀掉贵妃以绝后患呢?高力士这番话的最要害之处在于,“将士安,则陛下安矣”,几乎是明确表态,不杀杨贵妃,则李隆基性命难保。
李隆基其实已经没有了选择权,他最后只能接受现实,将杀贵妃一事全权交给了高力士。高力士将贵妃带到了佛堂,“缢杀之”。但贵妃究竟是自缢而死,还是高力士动的手,并没有准确的说法。
贵妃死前和李隆基有没有做最后的告别,贵妃有没有留下遗言,正史中对此语焉不详。野史《杨太真外传》倒是营造了一个凄美的临别场景,贵妃泣不成声,语不胜情,对李隆基说:“皇上保重,妾诚负国恩,死无恨矣。乞容礼佛。”黯然神伤的李隆基回答:“愿妃子善地受生。”这段话自然是事后渲染的成分更大,但至少逻辑自洽地解释了杨贵妃为何死在佛堂。
美国诗人W.H.奥登有一句诗挺适合贵妃:“他曾经是我的东,我的西,我的南,我的北……我的正午,我的夜半,我的话语,我的歌吟;我以为爱可以不朽:我错了。”
十六年前,也就是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五十六岁的李隆基和二十二岁的寿王妃杨玉环在骊山第一次幽会,背后的安排者正是高力士;十六年后,又是高力士,将三十八岁的贵妃杨玉环从七十二岁的李隆基生命中抽离出去。
他们必须相爱,而后死亡将他们分开。
杨玉环断气后,高力士将她的尸体放在驿站的大堂中,让陈玄礼等禁军高层来做个见证,反复确认贵妃身亡后,这些人才卸甲向李隆基请罪。但万念俱灰的李隆基又能说什么呢?乱兵们知道贵妃已死的消息后,才渐渐散去。
高力士派人将贵妃用紫色的被褥包裹,草草下葬在马嵬驿西面的路边。一年多后,当李隆基秘密下令改葬贵妃,太监们发现贵妃“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将香囊呈给李隆基时,“上皇视之凄惋”,老泪纵横,往昔欢爱唯余一香囊。
据《杨太真外传》所载,安禄山知晓贵妃香消玉殒于马嵬驿的消息后,“数日叹惋”。当年宫中那些安禄山认贵妃为干妈、贵妃命宫女给安禄山“洗三”的荒唐事虽属逢场作戏,但情分终究是有的。
兵变发生时,虢国夫人及儿女,杨国忠之妻裴柔和幼子杨晞可能恰好不在现场,逃过了第一劫。这一行人逃亡至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时,被陈仓县令薛景仙带兵擒杀。还有一种更有戏剧性的说法是,虢国夫人和裴柔走投无路时决定自杀,虢国夫人先杀掉自己的儿女,再应裴柔的要求杀掉了她,之后自刎而未死,被投入陈仓监牢时还在问追杀他们的是何人:“国家乎?贼乎?”狱吏模棱两可地回答:“互有之。”其后虢国夫人因伤重死于狱中。有种推测是,虢国夫人一直到死前可能都不知道发生了马嵬驿之变。
马嵬驿之变中,杨国忠一家和杨氏家族几乎被灭门。杨国忠三子杨晓逃到了汉中,被汉中王李瑀捶击而死,再加上留在长安被叛军杀死的次子杨昢,杨贵妃三姐妹、杨国忠夫妻及四个儿子尽数被杀,大唐天宝时代最显赫的杨氏家族成为盛世破碎的人殉。
离马嵬驿之变还不到一年,至德二载(757)春,被叛军拘禁在长安的杜甫偷偷来到了城市东南角的曲江池,感怀昔日胜景和贵妃之死,写下了一首盛世挽歌: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
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
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哀江头》
长久以来,贵妃之死似乎是马嵬驿之变的中心事件,但如果撇去文人式的情怀,就政治谈政治的话,这样的结论可能更为公允:“事变的中心乃是宰相杨国忠的被杀,杨贵妃之死只是事变的一个惯性的必然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