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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杨国忠的预言(天宝十二载至天宝十四载)(五)

第二章 杨国忠的预言(天宝十二载至天宝十四载)(五)

书名:弃长安作者名:张明扬本章字数:3597更新时间:2024-05-25 16:03:59

天宝十三载(754)正月,安禄山最后一次到长安觐见。

这让预言家杨国忠在李隆基面前大失颜面。上一年年末,杨国忠怂恿李隆基召安禄山入朝,他自负地认为,安禄山作乱在即,必不敢来。

但安禄山还是应诏来了。他在华清宫对着李隆基泣不成声:“臣一个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以至于杨国忠视我为大敌,随时可能置我于死地。”

李隆基消了猜疑之意,又动了恻隐之心,此后一年多,无论是来自杨国忠还是太子李亨的“安禄山必反论”,他都置之不理。

李隆基还一度想给安禄山解决他念兹在兹多年的宰相之位。但杨国忠此时从中作梗,以“禄山虽有军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为由打消了李隆基的念头,象征性地封了安禄山一个左仆射。

安禄山对此大失所望,他隐约知道,自己与宰相这个位子已经擦肩而过,永无再见的可能了。

天宝十三载三月,在长安已待了两个月的安禄山请辞回范阳,李隆基委托高力士为他举行了盛大的饯行仪式。李隆基问高力士:“安禄山走的时候情绪如何?”高力士回话:“安禄山怏怏不乐,一定是私下打听到拜他为相的动议被否决了。”李隆基震怒,严惩了涉嫌泄密的张垍三兄弟。而揭发者就是嫉恨张垍得圣宠的杨国忠,他对李隆基说:“此议他人不知,必张垍所告。”

作为李隆基之婿和前宰相张说之子,张垍的中伤可能是李白败走长安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一次,杨国忠的暗箭将张垍逐出长安,也算是天道循环。从这一刻起,怨恨的种子已在张垍心中植下,只待安史之乱时破土而出。

我们无从得知,如果安禄山得到了宰相之位,是否就会放弃谋反之念,进而改变历史进程,但是,这至少是一个安史之乱爆发的重要变量,是一个开放性答案。

从这个角度而言,杨国忠不仅通过“反复预言”,也通过彻底阻断安禄山的入相之路,与李隆基共同“逼反”了安禄山。

很有可能,安禄山就是在此刻彻底坚定了起兵称帝的决心,而他之前的种种不臣行径,多少还可以解读为防御性自保行为,此前起兵可能只是被安禄山视作危急时刻的选项之一,未必是野心勃勃之下的蓄谋已久。安禄山应该知道,拜相无望不仅封死了他的权位上升路径,也表明他已经输掉了这场与杨国忠争夺李隆基宠信的战争,后续来自杨国忠的政治倾轧将一波强似一波,直至吞没他的东北三镇。

也正是在此时,安禄山开始紧锣密鼓地为起兵做最后的准备。第一步是,安禄山主动向李隆基请缨掌管全国军马最高管理机构,继而暗中将数千匹“健马堪战者”分开饲养,方便日后监守自盗,转移至范阳老巢。

第二步是,安禄山为收买军心及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以军中有大量有功将士为由,要求李隆基授予自己打破常规自行提拔军官的人事特权,获准后,他一口气在军中任命了五百多名将军、两千多名中郎将。

安禄山这两大起兵部署之所以得到李隆基的痛快允准,除了无原则的信任以外,多少也是李隆基对安禄山拜相不成的某种补偿。

在安禄山扩张军权的同时,西北的哥舒翰也为其部将论功,效仿安禄山大规模擢升军官,这很可能是哥舒翰与杨国忠两人针对安禄山的竞争性反制措施。

安禄山布局了这两件大事,下面就是如何尽快安然从长安脱身的问题了。安禄山的辞归并没有被李隆基劝止,杨国忠也无力阻遏放虎归山。安禄山行前,李隆基脱御衣赐之,他虽受宠若惊,但还是深知长安非久留之地,一得到皇帝的正式批准,就疾驰出关,乘船沿黄河东下。为了加快速度,安禄山命沿河纤夫待命,每隔十五里一换,昼夜兼程,所过郡县概不停留,以日行三四百里的速度直奔范阳,唯恐夜长梦多,李隆基会在杨国忠的唆使下改变主意。

安禄山回到范阳之后,索性放开手脚做各项起兵准备。可以说,此时战争已无转圜余地。尤其是到天宝十四载(755),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这一年,唐帝国东北部已是战云密布,似乎只有李隆基一人仍浑然不觉,或者说,他已经陷入了某种现实扭曲力场,装睡也好,真睡也好,重要的是,皇帝拒绝进入真实世界。此时,但凡再有人声称安禄山谋反,李隆基就直接把这人绑了,送到范阳交由安禄山全权处置。

这位盛世天子一生文治武功无往不利,人生经历可以概括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成功史让李隆基从极度自信陷入自负,拒绝相信有人可以颠覆他亲手打造的盛世。基于本朝的历史经验,李隆基更忌惮自己有亲身经历的宫廷政变,而对从无成功先例的边将造反多少有些不以为然,要操心也是更顾忌王忠嗣和皇甫惟明这一类,他们与太子有勾连,其实还是某种宫廷政变的变形模式。而且安禄山是个胡人,在长安缺乏政治根基,与杨国忠和李亨都势如水火,李隆基全然不用操心他有内外勾结、策划宫廷政变的可能性。

同时也应考虑到,李唐皇室对胡人素来没有“非我族类”的防范心态,太宗李世民曾有名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李隆基很可能也秉持着胡汉一家的价值观,并不会因为安禄山是胡人而生出更多的猜忌。

天宝十四载二月,安禄山在前一年刚获准一次性提拔数千名军将的基础上,又派遣副将何千年入朝,要求以蕃将三十二人取代汉将,李隆基不假思索地准奏了。这是安禄山起兵前彻底消弭军队忠诚度风险的一次民族大清洗,完成了他的军队高层中的“胡人化”迭代——这些人只知大帅不知朝廷。

前一年刚刚在杨国忠力荐下升任左相的韦见素断定,这次大举换将标志着“其反明矣”,力谏驳回安禄山所请,惹得李隆基极为不悦,连一向是反安急先锋的杨国忠都吓得“逡巡不敢言”。

杨国忠深知安禄山圣眷未失,强硬反安不会得到李隆基的任何支持。他此时展现出了难得的政治妥协,拉着韦见素向李隆基建言:“有一个两全其美之策。安禄山一直想当宰相而不得,现在我们也想通了,只要安禄山愿意来长安,就遂了他的愿吧。当然,安禄山的三个节度使也别再做了,任命三个人各当一个。”

李隆基一开始也认可这个方案了,连诏书都草拟好了,但转念一想还是留中不发,决定先派一个叫辅璆琳的宦官去范阳看看情况,“潜观其变”。但辅璆琳一到范阳就沦陷于安禄山的金钱攻势,回长安后盛赞安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李隆基这下心里有了底,就对杨国忠等人说,安禄山这个人朕保了,就别再庸人自扰了,“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

杨国忠愿意让安禄山入相,可以理解为一种“相忍为国”下的政治让步,但也有可能是以退为进之举,先将安禄山调虎离山,再慢慢找机会对付,毕竟,政治阴谋是杨国忠的强项。

但无论如何,或许天宝十三载初的安禄山还有入相之志,而天宝十四载初的安禄山已下了起兵的最后决心。覆水难收,即使李隆基下诏拜相也大概率不会得到安禄山的积极回应。

安史之乱前夜,杨国忠也算是做了几件有宰相水准的事,比如支持哥舒翰大举拔擢军官对标安禄山,比如亡羊补牢地同意安禄山入相。至于他反复预言安禄山必反,虽一开始是出于褊狭争宠的政治私心,但对唤醒李隆基多少总有些正面效应。但是,杨国忠做的最颟顸、最缺乏大局观的一件事是,为了向李隆基验证自己的“预言正确”,他竟想快速“逼反”安禄山。而当时对一个帝国首席宰相而言,最有责任感的做法显然是尽可能地避免或推迟安禄山的谋反进程。

当然,杨国忠可能是大大低估了安禄山的军事实力,更预料不到日后的弃长安和马嵬驿之变。在杨国忠看来,安禄山起兵之际就是身败名裂之时,不怕他谋反,就怕他不反。

四五月间,杨国忠在并未掌握任何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让京兆尹派人搜查安禄山的长安大宅,虽然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谋反物证,但还是逮捕了安禄山的几个门客送到御史台大狱,问不出话便打死在狱中。安禄山“质押”在长安的长子安庆宗将这个消息密报给安禄山,安禄山忧惧失色,进一步加快了起兵的进程。

天宝十四载六月,适逢宗室之女荣义郡主赐婚于安庆宗,李隆基下诏让安禄山进京观礼——这可是亲儿子的婚礼,但安禄山竟称病不至,李隆基也就听之任之了。

一个月后,安禄山上表朝廷,请求献马三千匹,每匹马配两个马夫,共六千人,由二十二个蕃将率领入长安。这哪里是什么送马,这就是大唐版的特洛伊木马,怎么看起来都很像轻骑奇袭长安的意思。

在河南尹达奚珣的劝谏下,李隆基此时终于开始有所醒悟,“始有疑禄山之意”,婉拒了送马之议。但此刻,离安禄山起兵只有四个月了。而这个忠义之士达奚珣,军兴后还有极其特别的亮相机会。

也在此时,宦官辅璆琳受贿于安禄山一事也东窗事发,李隆基找了一个与安禄山无关的理由杀了他。而后,李隆基又派了一个宦官去范阳。

这个叫冯神威的宦官带去一封手诏,这应该是李隆基最后一次给安禄山下诏。手诏上说:“朕刚刚在华清池专门给卿弄了一池温泉,十月与卿不见不散。”冯神威宣旨时,安禄山坐在胡床上没有起身去跪拜接旨,只是微微欠了欠身,问了句“圣人安好”,然后说道:“不让献马就不让吧,我十月会如约到长安见陛下。”

冯神威被软禁了几天后放归长安,但安禄山连一封谢恩表都没写。冯神威回到长安,惊魂未定地向李隆基哭诉:“臣几不得见大家!”

李隆基此时显露出致命的自负——当然也可以说成是镇定自若——天宝十四载十月,他照例带着杨贵妃去骊山华清宫,度假泡温泉去了。

一个月后,李隆基在华清池的云蒸雾绕中,得到了安禄山如约来长安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