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李林甫的盛世（开元二十四年至天宝十一载）（四）

李杜巨星相遇的灿烂情状，是大唐盛世臻于极盛的一个剪影。

还有杨玉环，她用《霓裳羽衣曲》为盛世代言。

天宝四载（745）八月，六十一岁的李隆基正式册立杨玉环为贵妃。就在十天前，刚刚册立了第二任寿王妃。大唐宫廷这一操纵痕迹明显的双喜临门，似乎暗示着“杨贵妃曾为寿王妃”这一往事俯仰之间已成陈迹。

李杨之恋是盛唐最绚烂煽情的一段情爱，《长恨歌》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或许是夸张了，但沉醉于爱情中的李隆基对日常政治的厌倦已无法抑制。

天宝三载，改年为载的李隆基对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

高力士表示反对：“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李隆基当即面露不悦，高力士见状赶紧顿首请罪：“臣狂疾，发妄言，罪当死！”从此，高力士“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即使是高力士这样的头号近臣，对李隆基的倦政情绪也是无可奈何。在高强度地励精图治二十多年后，皇帝老了，陛下累了，这有错吗？

站在李隆基的角度上，李林甫也没有辜负他的托付与信任。第一，李林甫虽权倾朝野，但始终在如来佛掌中，无能力，更无野心去威胁皇权，在李隆基面前甚至有些家奴的做派，在贯彻帝王的政治意志上不遗余力，使李隆基可以自琐碎政治事务中脱身的同时，保持对朝中大事的掌控。

在盛唐以降的政治文化中，门阀贵族的政治掌控力已渐成往事，宰相虽看起来权倾天下，但宰相的权力大小，关键仍在于他和皇帝的私人关系，在于皇帝对他的信任有多少——皇权是相权的基础。宰相看似风光，却是个高风险的职位，被贬、被杀、被赐死都是常态，李林甫也不外如是。

第二，李林甫虽然政治品格不高，也看不出有什么大格局、大方略，但作为“吏治派”官员之首，李林甫行政能力的确超强，为玄宗盛世的巩固与延续做了不少实事：推动大唐财政逐步开始从按人头征税向按土地征税的过渡；完成了帝国兵制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重大改革，彻底告别了业已名存实亡的府兵制。李林甫还主持了行政法典《唐六典》的修订，对大唐立国一百多年以来的律令体制进行了全面整理，唐朝律、令、格、式各项法典加起来一共7026条，李林甫修订的就有3432条。

对于李林甫的行政能力，就连对他评价很低的《旧唐书》也不得不承认：“宰相用事之盛，开元已来，未有其比。然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

第三点可能更为重要，李林甫主动承担了某些李隆基不仅不方便干，可能连公开说都有忌讳的“脏活儿”。

李林甫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就已经干过这种脏活儿，他自天宝五载（746）始将再干一次，不，三次。

在李隆基的政治认知中，对皇权威胁最大的一贯是太子。他这样想自然也没错，唐帝国的朝堂自开国以来始终笼罩在宫廷政变的阴影之下。从血腥的玄武门之变，到太宗时代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的夺嫡之争，再到李隆基自己连续发动政变逼宫父亲睿宗李旦，不同版本的“玄武门之变”在反复上演。

唐代帝王们有意无意地主动破坏着稳定的有预期的储君继承制度，深感地位遭到威胁的历代太子们又岂能坐以待毙？而这又进一步加强了帝王的危机感，大唐宫廷政治就这样陷入了恶性循环。

开元二十五年，李隆基在李林甫的配合之下，导演了“一日杀三子”的人伦惨剧。李瑛被废之后，李隆基选择了母亲早亡、在后宫和前朝都缺乏政治资源的李亨作为储君。但是，李隆基对这样的李亨仍然不放心，相反，随着年纪的增大，倦政情绪的加深，六十二岁的天子对太子的疑虑与日俱增。

逢君之恶也好，忧君所忧也好，李林甫这次又主动站了出来。《资治通鉴》中将责任都推给了李林甫，“林甫恐异日为己祸，常有动摇东宫之志”，撇清了李隆基在其中的责任。

从天宝五载开始，李林甫对太子以及他身后正在生长的政治势力，连续三次发动了几近致命的进攻，史称“天宝三大案”。

第一案，韦坚与皇甫惟明案。韦坚是太子妃的哥哥，皇甫惟明是太子的旧属，这两人都可以算是太子的势力。天宝五载正月，身兼陇右和河西两大节度使的皇甫惟明来长安述职，当面向李隆基提出了罢免李林甫的意见。皇甫惟明的这一站队势必引起李林甫的反击，而且很可能也引起了一向提防太子掌握兵权的李隆基的猜忌。但偏偏此时皇甫惟明又犯下了致命的失误——他与韦坚的密会被李林甫探知。李林甫当即向李隆基汇报，指控皇甫惟明和韦坚密谋发动政变，拥立太子。

李隆基自然大怒，立即处置了皇甫惟明和韦坚。李亨眼见大事不好，主动和太子妃韦妃进行了政治切割，与已生了两子两女的韦妃挥泪离婚。但当李林甫还想将案件进一步殃及太子本人，危及太子的储君之位时，李隆基及时叫停，向李林甫表达了“到此为止”的政治态度，因此李亨虽然元气大伤，但终究是保住了太子之位。

以因果观来看此案，太子妃因哥哥犯事被牵连，太子为自保主动放弃了爱妃，都像极了十年后的马嵬坡之变。只是，主客易位而已。

韦坚案的一个连带效果是，平日与韦坚交好的左相李适之在惊惧之下，主动要求罢去相位。这位以豪饮闻名，与李白并列“饮中八仙”的大唐宗室（祖父是曾为唐太宗太子的李承乾），以为去职之后就可以逃离政治旋涡，以醇酒美人了此残生，谁知平日与他觥筹交错的酒友们再也不敢登门，李适之在苦涩中感怀人情冷暖：

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

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罢相作》

那些势利的宾客们显然是对的，李林甫的政治追杀接踵而至。李适之先是被贬出长安，继而在天宝六载（747）被逼服毒自尽。

第二案，杜有邻与柳勣案。韦坚和皇甫惟明案还未完全结束时，李林甫在天宝五载一月又出招了。杜有邻是太子姬妾杜良娣的父亲，因为和女婿柳勣失和，柳勣以“和太子一起在背后批评皇帝”为由告发了老丈人。根据初步的审理，此案完全是柳勣的诬告，但如获至宝的李林甫却由此大作文章，将此案政治化、扩大化。最后的结果是杜有邻和柳勣都死在了大理寺，而太子再一次为了自保，故技重施，与杜良娣离异。

就这样，一年之内，太子以连续两次抛弃妻妾为代价，才从政治风波中侥幸脱身。这两次婚变也显示了，在李林甫咄咄逼人的进攻之下，李亨正在形成的所谓政治势力不堪一击，只能以忍看朋辈成新鬼的退让韬晦之策换得苟安。李亨在这样的重压之下，短时间内便鬓发斑白，李隆基看到后心生舐犊之情。

第三案，王忠嗣案。皇甫惟明被贬后，原本就身兼河东和朔方节度使的王忠嗣，一度又兼领了空出来的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成为当时大唐军界第一号人物，“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势力甚至超越了数年之后的安禄山。王忠嗣这个人的背景相当雄厚，从小以烈士遗孤的身份被李隆基养在宫中，与李亨一起长大，等于同时是天子和太子的亲信。李林甫决定拿王忠嗣下手，固然是因为作为政治新星的王忠嗣对自己造成了政治威胁，但更大的原因恐怕还是想利用王忠嗣和太子的关系作文章，以太子染指兵权为由发动致命一击。

李林甫终于等到了机会。天宝六载十月，李隆基想让王忠嗣收复吐蕃控制下的要塞石堡城，但王忠嗣觉得强攻石堡城势必要付出重大代价，“所得不如所失”，主张等待时机谨慎图之。心生不满的李隆基倒也没说啥，转任主动请缨的大将董延光主攻，让王忠嗣出兵配合。

王忠嗣虽不得已奉诏，但未尽全力。日后的军神，时任河西兵马使的李光弼提醒王忠嗣：“彼（董延光）无功，必归罪于大夫。”

王忠嗣此时说出了他这辈子最见人性光辉的一句话：“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

如李光弼所料，董延光久攻石堡城不克，便将主要责任推到王忠嗣身上，“言忠嗣沮挠军计”，惹得李隆基勃然大怒，决定重惩王忠嗣。

据说王忠嗣当时之所以保住一命，是因为曾为他属下的名将哥舒翰在李隆基面前极力求情，“言词慷慨，声泪俱下”，才为王忠嗣争得一线生机。

天宝八载（749），还是哥舒翰，出兵收复了石堡城，唐军此役战死数万人，成为玄宗朝穷兵黩武的标志之一。一切正如王忠嗣当初所料：“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

王忠嗣一案，往小里说，也就是边帅出于私心，不欲他人沙场建功，至少不愿成人之美；往大里说，是李隆基、王忠嗣君臣就开元以来的激进开边政策产生了深刻的战略分歧，边帅基于军事现实，倡导老成持重、战略收缩，帝王基于盛世武功，力主积极进取、封狼居胥，李隆基对从小看着长大的亲信如此不谙帝王心迹，感到极度失望和恼怒。

但李林甫的入局改变了以上两大逻辑：他一方面亲自干涉此案，声称“太子宜知谋”，也就是李亨对王忠嗣反对开战一事早已提前获悉；更诛心的是，他指使亲信大造舆论，说王忠嗣是李亨在军界的代理人，甚至有图谋不轨的意图，“欲拥兵以尊奉太子”。

李林甫的这一操作可以说是“天宝三大案”中最具杀伤力的一个，已经涉及宫廷政治的最敏感之处——太子涉嫌结交武将策划兵变。但这一次，还是李隆基最后一锤定音，“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此必妄也”，在废立边缘挽救了李亨的政治生命。

但李亨的政治声望已然遭到了严重打击。天宝六载正月，也就是前两次大案之后，安禄山在朝会上“见太子不拜”，面对李隆基的诘问，安禄山道出了那句著名的“只知陛下，不知太子”，在李隆基面前成功确立了愚忠的人设。安禄山在这一事件中自然有刻意进行政治投机的行奸用诈，但作为地方军将敢于蔑视皇太子，“正是皇太子政治地位沦落的客观政治现实的一种折射反映”。这不仅是李亨个人政治地位的岌岌可危，也是玄宗朝太子政治威慑力清零的尴尬现状。

从李林甫三度倾覆东宫都未得全功可以看出，李隆基虽然是李林甫某种意义上的总后台——至少是乐见李林甫出手的——但他的意图也就是利用李林甫反复摧毁太子集团的政治势力，消弭太子对皇权的现实威胁，却并没有废太子的意思。而李林甫为了个人未来的政治前途所计，尤其是担心太子接位后的政治报复，势必不满足于李隆基划下的政治红线，希望以反复挑战红线来达到废储的终极意图。但李隆基对此明显不以为然，连续三次在最后阶段叫停了李林甫的越线行为。

也就是说，李隆基所要的是一个弱势太子，一个身后没有政治势力集团依附的太子，一个与宰相不睦、时时争斗、互相制衡的太子，一个无军权支撑、不致效仿太宗和自己发动宫廷政变的太子。只要满足这些前提，李隆基对李亨并无除之而后快的意图，毕竟，李隆基还保有基本的政治理性。

但这就是李林甫这一类鹰犬式宠臣的悲哀。他们为了皇权的内在需求，不得不算计储君、得罪储君，但储君只要隐忍不倒就是下一个皇权，新君即位之时，就是宠臣家族的毁灭时刻。

如果李林甫拒绝配合皇权倾轧东宫，他根本就不可能稳坐十六年的右相，甚至连能否当上右相都在两可之间，这不就是张九龄失势的政治逻辑之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