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王安石变法（2）

新旧之争与变法失败

中国历史上的变法，向来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这是为什么？因为改革和变法，首先要触犯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这个既得利益者，往往是占据了政治经济优势甚至是特权的那一群人。王安石的变法也不例外，变法从开始的那一天就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的坚决反对。变法派和保守派围绕变法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变成了残酷的政治斗争。这场新旧之争，被称为“新旧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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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和韩琦

韩琦比王安石大10多岁，曾做过王安石的上级。王安石喜欢读书，经常通宵达旦，早上稍睡一会儿，脸不洗牙不刷，就匆忙赶去上朝。韩琦见了，以为他是夜里玩得太晚，劝他要少玩乐、多读书。王安石也不解释，回去后只说：“韩公不懂我。”由此对韩琦成见很深。变法开始后，两人更是分歧不断，王安石不客气地指责韩琦：“你这样做简直就是俗吏所为。”韩琦回答：“你是真不知道，我本就是一个俗吏呀！”

让我们来看看新旧两党都是哪些人。单论名气，新党最出名的就是王安石，其余成员有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等人。而旧党可以用“群星璀璨”来形容，司马光、韩琦、欧阳修、苏轼，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人物，而且在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史上，都有不可撼动的地位。新旧党争前后延续50多年，很多人被卷入这场争斗中，原本的变法，最终成了“党同伐异”。旧党司马光上台后，废止王安石变法，将变法派打成“元丰党人”；新党蔡京上台后，又把反对变法的人打成“元祐党人”，还发挥其书法特长，搞了一个“元祐党籍碑”，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辙、苏轼、黄庭坚、秦观等309人列为奸党，并把他们的姓名刻石颁布天下。

平心而论，王安石变法虽然用人不当，但其很多措施确实能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正是他的用人不当，将这场变法最终演变成党争，不但没有挽救北宋，反而将北宋政治搞得一塌糊涂。王安石的变法举措，其实是能站得住脚的，甚至连最反对他的司马光，也拿不出“实锤”来反对王安石变法，只能对皇帝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风俗，何以得更淳厚？”“闽”是福建，“楚”指江西，铁杆的反对派司马光，都只能用“地域攻击”来反对变法。

卷入这场新旧党争中，最无奈的人是苏轼。他本人与王安石是好朋友，王安石变法开始时，苏轼并不反对。但随着变法的深入，尤其是王安石在变法中用人不当，使得苏轼慢慢转变了态度。王安石变法中有一条是要推行教育改革，兴建学校，取消诗词考试、改考经义论策等对治世有用的科目。作为大诗人、大词人的苏轼当然反对，苏轼由此变成了反对派。司马光当权后，开始废除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态度又变了，他对司马光说，变法要一分为二地看，有些变法举措利国利民，应该继续推行，甚至在朝会时与司马光争论了起来。文人如斯，两头不讨好，作为文学家的苏轼，非得蹚北宋政治的浑水，难怪他无论是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当权，都是倒霉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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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和吕惠卿

司马光和王安石直接碰面少，反而和变法的二号人物吕惠卿经常“交手”。宋神宗夸赞吕惠卿是“美才”，司马光答：“这个人人品不行。王安石如今的坏名声，就是因为他。”司马光还写信给王安石告状：吕惠卿将来一定会背叛你。一次，司马光和吕惠卿因为变法的事又吵了起来，差点儿要动手干架。被制止后，司马光神色如常，跟没事人一样；吕惠卿修养差了些，依然怒火难抑。有人说：“一个山西人，一个福建人，怎么可能合得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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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章惇

苏轼被宰相章惇贬到广东惠州，北方少有他的音信，于是社会上谣传他已经死去。几年后，章惇失势，被贬到广东雷州，苏轼则官复原职，回到北方。南昌太守叶祖洽见到苏轼，问道：“社会上传说先生已经去世，怎么至今还在人间游戏呢？”苏轼答：“去黄泉的路上遇到了章惇，于是就返回来了。”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变法断断续续实行了17年，在这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富国强兵”的作用。但变法过程中，因为用人失误，也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造成扰民、损民的后果。

《宋史·王安石列传》中有这么一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指的是对自然界的灾异不必畏惧；“祖宗不足法”是指对前人制定的法规制度不应盲目效法，“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对流言蜚语无须顾虑。这句话虽然不是王安石说的，却非常符合王安石的思想和性格。在民间文学作品中，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以揶揄王安石变法。这其实是不公允的。王安石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改革家，虽然变法失败了，甚至在很长时间里，史学界对于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但王安石变法改革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