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司马迁和《史记》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更是为之后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公认为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鲁迅称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现在，我们来讲讲《史记》和它的作者司马迁的故事。

司马迁其人

司马迁出生于汉景帝年间，父亲司马谈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在父亲的教导下，司马迁从小就得到了很好的儒家文化教育。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赴长安担任太史令，司马迁则留在老家龙门继续读书。年纪稍长之后，司马迁来到京城，当时已经学有所成，但父亲司马谈认为读万卷书之余，“行万里路”同样重要。于是在父亲的安排下，司马迁20岁时就开始游历天下，遍访名胜古迹，搜集史料。

后来，司马迁回到长安家中，此时他的父亲司马谈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他对司马迁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时代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你如果继任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我身为太史，却因病中断了对国家历史的记载，对此感到十分不安。你做了太史，不能忘记作为太史的职责，就是记录历史，编撰成书，扬名于后世啊！”司马迁哭着接下了父亲交给他的重任。

为了编撰史书，司马迁博采众家之长，向同时代的杰出人才学习，这里面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和孔安国。董仲舒是当时的大儒，他所创建的儒家公羊学派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很大。公羊学颂扬商汤周武的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这种思想是《史记》中反暴政思想的来源；公羊学“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这一宗旨贯穿了《史记》全书；公羊学崇节尚耻之义，也成了《史记》中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人，家中藏有很多已经失传的图书，尤其是《古文尚书》10余篇，司马迁在记载夏商周三代史时曾大量引用。

就在司马迁努力创作《史记》时，祸从天降。汉武帝天汉二年，李广的孙子李陵出击匈奴，以5000步兵对抗匈奴主力，在杀敌万人之后，弹尽粮绝又无外援的情况下，投降了匈奴。消息传来，汉武帝震怒，群臣更是纷纷声讨李陵的罪过，只有司马迁站出来仗义执言：“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5000步兵，却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1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想活下来找机会回报汉朝的。”然而，很快就有李陵帮助匈奴训练军队的谣言传来。于是，为李陵说好话的司马迁被定为诬罔罪名，按律当斩。在汉武帝朝当时，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50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家人四处奔走借钱，一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再想到父亲临死前的嘱托，于是司马迁不顾奇耻大辱，选择用腐刑来抵消死刑，继续《史记》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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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完成之后……

司马迁在完成《史记》之后，考虑到书中多有直言之处而不容于世，因此并没有立即将它公之于众，而是手抄了一份副本呈给汉武帝，原稿则交给了女儿。果然，呈送的副本后来不知所终，原本则被他的女儿带到婆家藏了起来。后来，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找到了《史记》原稿，阅读之后受益匪浅。到了汉宣帝时期，政治环境比较好了，他感到时机成熟，才上书汉宣帝，将《史记》献了出来。自此，天下人才有幸读到这部伟大的历史著作。

出狱后，司马迁被委任为中书令，看似是皇帝近臣，实则就是宦官，为士人所不齿。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感到恍惚而迷茫”“每次想到这件羞耻的事，汗水没有一次不把衣服浸湿的”，等等。可见，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忍受了多么沉重的屈辱和耻笑。终于，在汉武帝征和二年，司马迁历时14年，完成了《史记》这部宏伟巨著，实现了他和父亲的夙愿。第二年起，史书中就再也没有关于他的记载，后人猜测他应该已经去世了。

《史记》其书

《史记》全书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全书共130篇，52万余字，内容涉及西汉以前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形形色色的人在太史公的笔下都变得活灵活现。《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自《史记》开始，司马迁创立了史书著述的新体例——纪传体。“本纪”是全书提纲，以王朝的更替为体，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是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的人物事迹；“列传”则是除帝王诸侯外，其他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以及少数民族人物的传记。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是《史记》的主体，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主线来记载历史，各种体例分工明确。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有它开启先例、树立榜样，后世仿效这种体裁修史的人相继而起，一直延续、影响到了近现代的史学著述和研究。另外，自司马迁修成《史记》，后世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到西晋时期，“史学”在中国学术领域里真正取得了独立的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首推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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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于泰山，轻于鸿毛

“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出自司马迁《史记》中的《报任安书》一文。后来，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作了引用：“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其实，毛主席从青年时就对司马迁很是崇敬，他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非常赞同和学习司马迁实地调查的做法。

另外，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之高妙也表现在《史记》的书写里。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安排得非常妥帖、秩序井然，再加以视野广阔、见识高远、文字生动、笔力洗练、感情充沛，因此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司马迁讲自己的写作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鲁迅则精辟地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至今，《史记》中的很多故事仍旧脍炙人口，甚至被列入中小学的语文教材。

可以说，司马迁凭借《史记》，以一人之力托起了史学与文学的两座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