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文字狱与文化专制

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朝统治者对思想领域进行了严密的控制，大兴文字狱，经常从知识分子的文章、诗词中摘取只言片语加以歪曲解释，再借题发挥、网罗罪名，制造了大批冤狱，很多人因此被杀，其亲友也多受牵连。与此同时，清朝还组织大量人力和财力整理文献和编撰图书，并在编书的过程中把认为对清朝统治不利的书籍列为禁书，进行销毁。

恐怖的文字狱

文字狱自古就有，例如汉武帝时期就曾发生过文字狱事件，宋代的苏轼也曾吃过文字狱的苦头。然而清朝的文字狱不但规模之大、次数之多远超前代，还贯穿了整个清朝200多年的统治时期，主要是自顺治开始，中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140余年。保守估计，清代的文字狱多达200余起，除了极少数事出有因，绝大多数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

以康熙朝文字狱为例，最著名的就是《明史》案和《南山集》案。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鹿鼎记》中，就提到了《明史》案。这个案子还得从明朝天启年间的内阁首辅朱国祯说起，朱国祯爱好著书，写了一部明史，起名叫《史概》。朱国祯死后家道中落，后人将他写的未出版书稿中的列传部分，卖给了同乡一个叫庄廷鑨的富商。庄廷鑨是个盲人，受司马迁“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说法的鼓舞，立志要写一本史书以流芳百世。但他自己写不出来，就花钱买了朱国祯的原稿，又召集了很多文人进行修改编辑，做成了一部《明书》，还找人补上了天启、崇祯两朝以及南明政权的内容。

这部书是以明朝前首辅朱国祯的视角著述的，加上当时人心思明，参与编辑的人在书中加入了一些“小情绪”如书中一律称明朝年号，提及清朝的前身也多用当时“不可说”之语，如称努尔哈赤为“奴酋”，称清兵为“建夷”，以及对抗清将领壮志未酬的惋惜和对降清将领的愤慨，等等。书编辑完成后，庄廷鑨就病死了。原本这件事也就这样了，谁知他的父亲庄允诚为了完成儿子的遗愿，把这部书刊印了出来，定名《明史辑略》。为了显示这部书的权威性，找了前明遗老李令皙写序，还把江南名士茅元锡、吴之铭、陆圻、査继佐等18人的名字也写了进去，声称他们参与了本书的编辑。

书刊印后不久，祸事发生了。一个叫吴之荣的官员因贪腐被罢职，为了立功求复职，告发庄廷鑨所著的这本书是反书。地方官员收受了庄允诚的贿赂，大事化小，让庄允诚将书中被告发的句子修改后，继续刊印发行。吴之荣不死心，再度告发，一直到惊动了辅政大臣鳌拜。当时康熙尚未亲政，大权在握的鳌拜责令刑部彻查此事，于是一场大狱兴起。所有参与这本书编写、刊印的人都被抓了起来，甚至连刻书、卖书、藏书的人最后都被判了死刑，已经死了的人也被开棺戮尸。这起案件导致近百人被杀，近千人被流放至宁古塔，其中包括很多江南名士和牵涉此案的地方官员，整个江南地区的知识文化界几乎被清洗一空。

《南山集》案又称南山案。《南山集》是桐城文人戴名世的著作，书中采用了吴三桂的属下方孝标记载的有关南明政权的很多事情，对南明政权没有称之为“伪政权”，而且还记载了康熙杀明朝太子的真相。原本这本书并不被清政府所知，然而在康熙四十八年的科举考试中，戴名世与赵熊诏因名次之争而交恶，赵熊诏的父亲赵申乔是御史，为了报复就上书康熙，说戴名世所著的《南山集》中“语多狂悖”，应该彻查。

康熙得知后大怒，下令刑部调查。刑部认为《南山集》案当以“大逆”论处，戴名世将被判凌迟处死，且株连三代及为其作序的众多文人等，同时与此案有关的方孝标家族也要一并治罪。冷静下来的康熙觉得这样的判决太重了，最后选择了轻判，下诏戴名世处斩，已故的方孝标发棺戮尸，戴、方族人流放宁古塔。虽然是轻判，但这场文字狱最终问罪的人数也多达数百人。

深陷文字狱的不只是知识分子，还有很多官员，他们的所谓“罪证”并不是怀念明朝、影射清朝，而是一些看似“文字游戏”的闹剧。雍正时期，查嗣庭担任江西主考官，所出试题用了《诗经》中“维民所止”一句。有人举报说他居心叵测，“维止”二字意在削去“雍正”二字的头，等于变相砍了皇帝的脑袋。雍正听闻后大怒，让人搜罗查嗣庭的罪过，在他的家里果然查获两本“反动日记”。最终，查嗣庭被捕后病死狱中，还被戮尸示众，儿子也被处死，家属流放。

乾隆时期，著名学者沈德潜即使死后，还卷入了一场文字狱。举报他的人是刘墉，他举报沈德潜为编有反诗的《一柱楼诗》作序，于是乾隆命人彻查沈德潜所著书稿，在书稿中发现有一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乾隆认为这是在为明朝翻案，贬低清朝，此时沈德潜已死，于是下诏剖棺戮尸，锉骨扬灰，顺手还把沈德潜诗集中一些好的作品放到了乾隆自己的诗集中，剥夺了沈德潜的“著作权”。

在整个清朝，上至官员学者，下至平民百姓，无论老幼，都有人曾因文字狱而受到过牵连，甚至连疯子都不放过。有个叫刘三元的人，精神不正常，一日犯了傻气，对着衙门大喊：“我乃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地方官员把他抓了起来，最后判了个斩立决。

以编书的名义毁书

清朝时期编撰了很多大型典籍，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钦定四库全书》。这部书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由大学士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共同编撰，3800多人负责抄写，共耗时13年才编成。它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四库全书》共收录了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相当于明朝《永乐大典》的3.5倍之多，其总字数约有8亿。其体量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44倍。

《四库全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次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涵盖中国古代的文学、历史、哲学、地理学、工程学、农学、医学等，几乎无所不包。

然而，这看似是一件功德无量的文化盛事，殊不知乾隆编修《四库全书》的初衷并不是为保存书籍，而是为了禁锢思想，为其巩固统治服务的。出于这个目的，《四库全书》的编书过程可以说也是“毁书”的过程。乾隆以编书的名义在全国征集图书，参与编辑者乘机将清廷认为有碍其统治的书烧毁，或者毁掉和修改其中的一部分，由此造成的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恐怕是远远大于其贡献的。鲁迅先生就曾说过：“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据不完全统计，在《四库全书》的编辑过程中，整部书都被完全毁掉而不再流通的书就有2453种；被抽毁的书有402种。和《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总数相比，被销毁的书籍数量竟然相当于《四库全书》的四分之三，被抽毁的也相当于它的八分之一。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可以说，清朝的文字狱和文化专制，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言论，严重阻碍了文化、学术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