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为鬼无新旧（一）

从张振武看辛亥首义元勋们的下场

在教科书以及正史中，对张振武往往一笔带过。最多是讲袁世凯“凶相毕露”时，说一句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后翻脸，磨刀霍霍，杀掉首义功臣之一的张振武。

真实的历史中，袁世凯甫当“大总统”，不仅没大开杀戒，还对党人极尽网罗之能事，待孙中山如上宾，为各位辛亥元勋皆设荣位，极尽“杯酒释兵权”之厚道能事。

而且，张振武之死，实由黎元洪而起，怪不得袁世凯。

无论是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还是定都北京，黎元洪一直站在袁世凯的一边。数日以来，经他授意，其手下文人幕僚饶汉祥为他起草了不少长篇电文，洋洋洒洒，行文华丽，骈体雕琢，广为传诵。通电之中，黎元洪貌似公允，作忧国忧民状，痛斥南京方面的拖延刁难，让袁世凯深感其人可倚。

在武昌，党人内部发生的“宁汉龃龉”，以及文学社、共进会两个派别的内斗，终使黎元洪抓住机会，步步坐大。

武昌起义后，军政府成立，握有军权的军务部三个部长中，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占了两席。为了排斥文学社成员，孙武本人主动向黎元洪靠拢，甘心为其所用。

阳夏战争中，黄兴抵鄂，文学社的蒋翊武自称力挺这位老乡。而且，到援武汉的客军，主力是湖南派来的两个协。这样，湘鄂地域之争更趋激烈，形成了黄兴、蒋翊武的湖南帮与黎元洪、孙武的湖北帮的对立，也含有文学社与共进会的暗中较劲。

黄兴大败后回上海，文学社的蒋翊武出任战时总司令。孙武感觉不踏实，劝黎元洪改以谭人凤替代蒋翊武。岂料，同为湖南人的谭人凤，一任职就提出限制孙武等人权限的建议。为此，孙武大为光火，纠结一帮军官，使黎元洪换下谭人凤。谭人凤仅仅当三天官，指挥权又落回孙武等鄂籍军人手中。

不过，由于孙武本人军事才能未被公认，大家公推吴兆麟为战时总司令。所以，当时的湖北军政出现了双头领导，孙武为军务部长，又有吴兆麟为战时总司令。

南京组成临时政府后，孙武跑官不成，深恨黄兴，进而又恨孙中山、同盟会以及南京政府。他气势汹汹到上海组织“民社”，力挺黎元洪、袁世凯。

对于武昌党人文学社、共进会两个派别的矛盾，黎元洪乐观其成。

这两拨人闹得越凶，他本人作为“仲裁者”的身份就越凸显，权力就更加集中。

不仅坐观文学社、共进会之间的恶斗，黎元洪还挑拨孙武与张振武这两个同为共进会首领的湖北老乡的关系。

武昌首义中，张振武与孙武、蒋翊武齐名，号称“首义三武”。在起义初始阶段，孙武在医院疗伤，蒋翊武出逃，唯张振武一人担当，勇于任事。他和蔡济民等人一起，在武昌最困难的时刻，担负起军事指挥的任务。

汉阳失守后，黄兴心灰意冷，主张放弃武昌。危急时刻，张振武拔枪大喝：“敢言弃武昌者，斩！”一言而定乾坤，终使武昌临危不失，革命军保住了首义之地。

武昌停战后，张振武前往上海购置枪械，携款数十万而去。

为此，孙武打小算盘，唯恐张振武的势力膨胀，就暗中与黎元洪商量，派人监视张振武在上海的活动。

张振武对此丝毫不知情，站在老乡立场上，他也公开在报上指责黄兴和南京临时政府：“碌碌诸公，因人成事，攘夺利权。”访友论时局，他为孙武鸣不平，并积极参与“民社”的创立活动。

由于张振武在上海所购置的枪械有不少是废枪（中了那些中间当掮客吃回扣的日本浪人的当），黎元洪在孙武撺掇下电催张振武回武昌。

当时，张振武见南北议和濒于破裂，就拨出第二批购置的部分枪械，准备支持烟台的蓝天蔚，并想自领一支军队，参与北伐清廷。

同盟会驻沪人员得知此讯后，马上向黎元洪告状，说张振武有“借北伐名义携械潜逃”的意思。黎元洪闻之恼火，严令电催张振武回鄂。不得已，张振武只得回到武昌。刚回来，他就到黎元洪处质问。黎元洪装得一脸茫然，推说召他归鄂是孙武之意，与自己无关。

由此，孙、张之间交恶。

张振武回来后，黎元洪查账仔细，细追每笔款项的去处，惹得张振武大怒。他冲入都督府，指着黎元洪鼻子大骂：“当初我们把你拉出来当了大都督，你现在富贵尊荣了，也清起我们的账来！”

心中有愧，黎元洪不敢吭声，挥笔核销了张振武上海之行的款项。

深究其由，张振武在武昌首义后纳妾九人，私生活不检点，难免有蚀侵公款的行为。但数目甚小，于大节无亏。

黎元洪、孙武就此小题大做，难免深藏机心。

孙武攀上黎元洪后，愈加跋扈，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最终导致了武昌“群英会”推动的“二次革命”（这与孙中山日后反袁的“二次革命”不是一回事）。

“群英会”原本由清朝新军三十二标革命党人向海潜所创，宗旨是反清革命，后并入共进会系统。武昌首义中，群英会成员舍生忘死，牺牲甚多。

首义胜利后，共进会会员黄申芗得任近卫军协统，对孙武的倨傲与蛮横甚为不满，就与同为湖北大冶老乡的向海潜暗中联合，以“改良政治”为由，暗中联络将校团、教导团、毕血团等组织中那些胜利后因投闲置散而心怀怨恨的军官们，发起一场旨在倒孙武的军事行动。

1912年2月27日夜，大批士兵佩戴“群英会”白布徽记，高喊“打倒孙武”“驱逐民贼”的口号，一路鸣枪，冲向军务部和孙武的住处。

孙武只身逃往汉口洋租界躲避。他的家小，全部落入乱兵之手，被扣押住当“人质”（后经张振武说情放出）。

闯入孙宅的士兵们仔细搜查，发现孙武家箱笼甚盛，金银不少。在这次事件中，黄申芗事先表明只杀孙武一人，目的单纯。但参与人数太多，人各怀心，中途生变。有人抢，有人烧，有人杀，变成了一场兵变。

大乱中，文学社成员张廷辅被杀（时任第二镇统制），邓玉麟（时任第四镇统制）和蔡济民两人被乱兵扣压。由于张廷辅的被杀，事变显然掺入了共进会与文学社争斗的色彩。

逃入汉口的孙武，本想借邓玉麟之力进行军事镇压，但得知邓也已经被乱兵抓住，他只能放弃武力。在张振武奔走解说下，黎元洪出来做好人，终于以不流血方式平息了这次兵变。

事后，孙武被迫辞职，表示“心寒齿冷”，“谢绝世事”，寓居于汉口不出。其实，他仍旧与黎元洪密切往来，随时准备“入世”。

虽然黎元洪一直倚重孙武，但对这个一直恃势凌人的武人，黎元洪心中也很不满。“群英会”军官闹事，正好帮他忙，把孙武从要职位置上搞下来。

为此，事后黎元洪对黄申芗也很宽容，口头“申斥”一下，送数千大洋让他“出洋考察”。

坐山观虎斗之余，“群英会”二次革命也给黎元洪抓住了借口。孙武离职后，军务部两个副部长张振武、蒋翊武均被免职，只给两人以“顾问”的虚衔。军务部缩编为无数的军务司（蔡济民为司长），成为黎元洪手下的听命办事机构。

然后，黎元洪对武昌军政府一顿大换血，把不顺眼的人全部赶走，清一色换上自己人，完全把持了湖北一切军政大权。

武昌首义同志间，各立山头，既有湖南、湖北、上海的地域之争，又有同盟会与非同盟会之争。在上海集团和武昌集团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纠结缠绕，僵持不休。蒋翊武表面上是武昌集团的人，但他领导的文学社在感情上倾向同盟会，与上海集团不乏亲近；上海的章太炎乃老光复会会员，却因为一直与孙中山等人有过节，常常与黎元洪等武昌集团首脑明送秋波。

双方闹别扭、使劲掐，最后就使得北京的袁世凯和武昌的黎元洪坐收渔人之利。在湖北，黎元洪可谓是真正的一方之主了。

首义功臣中，孙武去，蒋翊武免，蔡济民不就官，只有张振武一个人切齿恨恨，不甘心被边缘化，继续掌握将校团这样一支有实力的武装，坐恋不去。

黎元洪一再企图改编这个团，均为张振武所拒。黎元洪想派去一个副团长，也被赶回来。他想把该团编入自己亲信所辖的第六镇，还遭将校团的激烈反对。

从那时起，黎元洪对张振武已动杀心。

张振武本人不知韬晦，常出头为武昌首义功臣争利权。听说顾庆云被黎元洪从武昌警视厅长的位子上排挤下去，他就致信黎元洪，怒斥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何其颠倒错乱如是乎？”

黎元洪见此信，杀心益炽。联想到首义后自己被拉到咨议局当晚，一批旗兵叛乱进攻，张振武曾提议用自己脑袋来镇抚的事情，黎元洪心中更恨。直接办了张振武不太容易，于是，黎元洪向袁世凯“推荐”张振武任“东三省边防使”，让他率一支兵马前往任职，实际上想先排挤他出湖北。

张振武一心想立功名，厉兵秣马，准备就任。

袁世凯当时答应，但心中明白。他绝不想弄个非北洋系的军人在北方自己地盘屯兵。于是，袁世凯很快就以烟台有变为由，电令张振武暂缓出行。

不久，袁世凯电令张振武、蒋翊武、孙武三人入京，授予“总统府军事顾问官”虚衔，以事笼络牵羁。孙、蒋二人没说什么，唯独张振武不快，扬言：“我们湖北人只能做顾问官吗？”他两次上书袁世凯，要求派自己外出屯垦备边。

袁世凯敷衍他，授他为“蒙古屯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