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子虽草亦搭台

湖北军政府的新气象

傀儡主角选定，蔡济民等人商议，派人把黎元洪送到咨议局二楼的一个小房间内严加“保护”起来，并为他专设了“警卫司令”一职，专门负责对他的软禁监视工作。

庙里的菩萨，待在座上就行，乱说乱动不行。

然后，与会人员集中商议了几个重大议题。第一，成立由蔡济民、邓玉麟、吴兆麟等十六人组成的“谋略处”，负责军事指挥、参谋、政务、外交；第二，推汤化龙为“总参议”，确认这次起义要成为全国性活动，以同盟会为号召；第三，废清朝宣统年号，定当年为黄帝纪年4609年；第四，凡一地起义成功，立刻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某省都督府；第五，以共进会的旗帜为标志性旗帜，红地黑星，星间连以虚线，代表十八省联合。

会议开了好久，至晚才散去。

晚上10点多，咨议局附近忽然枪声大起。原来，武昌城内未被缴械的数百旗兵忽然叛乱，想趁机劫走黎元洪。事起仓促，咨议局内并无多少士兵护卫，就临时调来八十多名测绘学堂的学生兵，扛枪阻击。

惊慌之余，吴兆麟、张振武二人匆忙换上了清军服装（清军是黄色军服，革命党人在起义第二天全部易为青色军服），准备趁乱逃命。此景，正好为起草文告的学生军士兵李翊东撞见，他举枪怒喝：“你们怎么换上了满狗的服装？想跑吗？敢跑，我就打死你们！”

二人脸红，悻悻返身。还好，旗兵劫人未果。而后，陆军中学数百学生兵赶来，旗兵被击退。

经此一吓，革命军内部有人觉得黎元洪是个累赘，张振武更激进，建议把他斩首了事。但吴兆麟、蔡济民坚执不可，认为既然已经打了黎元洪的旗号，就应该留他一命。

稀里糊涂之间，黎元洪自己不知道，他已经“死”过好几次。

10月12日，为了使黎元洪“造反”成为不可改易的“事实”，蔡济民、蒋翊武（此时返回武昌）一起“劝”他剪辫。事已至此，黎元洪只得乖乖坐着，老老实实挨“剪”。

剪辫之后，自认男不男女不女，黎元洪索性要求给自己剃了个光头。

望着乖乖坐的黎元洪，蔡济民觉得滑稽，他摸着黎元洪的大圆脑袋，哈哈笑着说：“都督这脑袋，真似罗汉一般。”

黎元洪照镜，忍不住自己笑出声来：“我看像弥勒佛。”

革命士兵们都觉高兴，在咨议局噼里啪啦放了一大挂鞭炮。

当天，汉口、汉阳光复，武汉三镇皆落入革命军手中。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10月13日，朝廷派来剿平武昌起义的湖南、河南两只巡防营部队，皆被革命军气势所压，竟然集体缴械投降。

就这样，一直到10月14日，黎元洪本人基本处于严密的软禁状态中。他一举一动皆被监视，连上厕所都有士兵“保护”。

其间，汤化龙等人暗中偏向他，悉心搞出一个《武昌军政府组织条例》，其中主要的内容，就是把谋略处职权归于都督。从汤化龙等咨议局议员内心深处，他们根本不放心革命军士兵。保不住革命党哪天兵败，势必引起兵变。稍有乱起，士绅们的脑袋就可能从脖子上搬家。所以，黎元洪才是汤化龙等人心目中最佳的都督府领导人选。

都督府谋略处的革命党人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对这个《条例》的处置很简单——抛入废纸篓了事。

10月14日这天，继跑到新沟的蒋翊武回到武昌后，在汉口藏身的刘公也来到武昌。

众人商议后，让蒋翊武主持军务部，刘公主持谋略处。但蒋翊武本人由于在武昌起义中没啥份儿，意不在此，他总想插手汉口军政分府的事情和改编汉川和京山的义军，故只担任顾问一职。刘公本来就无真正的谋略，很快就转任监察处总监察的虚职。

坐困穷愁之际，一生总撞大运的黎元洪又迎来了一个“贵人”——同盟会的居正。此时，他来到了武昌。

居正与汤化龙派去起草《条例》的咨议局人员黄中垲是日本的老相识。二人见面十分高兴，就一起去到江汉书院进行长谈。

居正，字觉生，湖北广济人。1905年，他在友人资助下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1909年，他曾在武汉活动，为武昌起义最早的策划人之一。1911年，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成立，他成为湖北分会负责人。听闻武昌起义成功，居正与谭人凤两人赶忙乘船自上海抵达武昌。

经黄中垲一谈，居正对汤化龙授意搞的《武昌军政府组织条例》很认同。他逐条过目后，赞赏不已。于是，他召集武昌的党人开会。

以居正在同盟会的身份，大家都非常尊崇他。居正扯虎皮作大旗，手拿那份黄中垲起草的条例，上来就讲条例是孙中山制定的：“先生在海外，一直致力革命研究，万事皆有预谋，早就写好条例。今闻武昌同志起义，派我持此条例相送，希望大家遵守。”

与会的人一听，心服口服，再无一人表示反对。

其实，这些人当时也犯糊涂，中山先生屡战屡败，军事方略本非所长。即使真是他制订的条例，都不一定有可行性，何况是居正送来的“赝品”。

看见大家手掌拍红，居正自己心中也感诧异：“中山先生这块牌子怎么这么好使呢？”于是，趁热打铁，他详细宣读了条例内容，与会者均无异议，由此条例得以顺利通过。

这份《武昌军政府组织条例》的通过，终使黎元洪逐渐由纸幌子而变为肉傀儡，再由肉傀儡变成真“大王”。

很快，黎元洪大权独揽，起义各省竞相仿效，为日后军人专政埋下伏笔，为祸不可谓不大。

现在细读文件，我们还可发现，《条例》冠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即把湖北军政府升格成中央政府，暴露出汤化龙等人的勃勃野心。

根据这个《条例》，除军事归大都督一人独揽外，政事完全独立，尽归汤化龙。如此军民分治，大饼一人一半，汤议长可谓费尽心机。10月25日，孙武到位。大家合议后发觉上当，另拟了一个《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从中扩大了党人事权，但已经不能动摇黎元洪的地位。

截止到11月16日，湖北军政府以鄂督黎元洪的名义发出的电文不少：《传檄全国电》《致海内士电》《檄各督抚电》《宣布满洲罪状檄》《致清朝政府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电》……同时，都督府派人持照会遍送武汉各外国领馆，表示不会损害各国在华利益。

以黎元洪名义发布的这些通电，起到了极大的宣传作用。特别是《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电》，揭露了清政府一直以来以汉杀汉的阴险伎俩，揭示汉人兵将在清军中的低贱地位：“以满人为统御，以汉人供驱役。一旦有事，则披坚执锐，冒矢石，当前敌，断头流血者，皆汉人；而受殊勋、受上赏者，则满人也！”对那些误以为为清朝效力等同于报效祖国的汉人将士，给予了鲜明的告诫。

《致满清政府电》则更旗帜鲜明，畅快淋漓地正告清政府应该认清大势，“急以保种为心，毋贪中原富厚之利”，敦促北京的小皇帝为避免招致灭族之惨祸，应该“消号归藩，称臣纳币”，极大宣泄了二百多年来汉民族的抑郁之气。

为了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把《武昌军政府条例》变为现实，在汤化龙等立宪派紧锣密鼓的活动下，他们导演了“祭天大典”，以昭示“光复大义”。

中国人特别喜欢形式上的东西，在那个暮气沉沉的时代，这出大戏是必要的，可以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黎元洪本人的就位以及军政府的成立，乃“应天顺人”的结果。

1911年10月17日，祭天誓师大典在军政府前的阅马场举行。筑坛，设燎火，具太牢之仪，坛上摆轩辕皇帝牌位，香案供玄酒，祭旗迎风，钟鼓齐鸣，可谓全套仪礼具足矣。

黎元洪一身蓝呢戎装，汤化龙为导，谭人凤授旗剑，居正宣讲革命初衷，最后，由大戏主角黎元洪跪谈祝文：

……义声一动，万众同心，兵不血刃，克复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灵，实凭临之！（我）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策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所能及哉！日来搜集整备，即当传檄四方，长驱漠北，吊我汉族，歼彼满夷，以我五洲各国立于同等，用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凡我汉族，一德一心，今当誓师命众……

视文内容慷慨激昂，文采飞扬，显然不再是李翊东那种学生兵能为，而是咨议局士绅们的手笔。

特别是黎元洪读到“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的那一句时，已经完全入戏，大有“一代伟人”的风采。

而后，礼官朗读誓师词，三军举枪鸣放，三呼万岁。

临观军民，无不意志昂扬，热泪盈眶。

黎元洪的这一次正式登坛亮相，也表示他本人铁下一条心。到这份儿上，他也只能死心塌地“革命”了。其间，汤化龙等立宪派人士三番五次地“婉劝”，对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黎元洪本人原本就不是一个草包。主演祭天“大戏”后，湖北军政府的实权，渐渐为黎元洪所掌握。

锦上添花。祭天大典的第二天，11月19日，革命军三路劲旅直杀刘家庙，把盘踞在那里的清军打得大败而逃。当地百姓纷纷手持农具参战，军民情绪高昂无限。

当时的对阵形势，一直是革命军占上风。革命军的前身，皆是湖北新军，枪械、粮食、子弹充足，特别是拥有一批德国克虏伯公司所造的新式大炮。而且，炮兵们皆为学堂科班出身，专业炮手持最新大炮，打得往往有炮无弹的清军弃械而遁。

大胜之后，革命军凯旋。武汉三镇布店中的红布红绸被购买一空，全被制成大花英雄结。官兵们胸前一人挂一个，列队游行，军民同庆。

此情此景，大部分党人和军民，皆相信清军不堪一击。但是，身为大都督的黎元洪，沙场宿将，反而心中保有难得的冷静和清醒。

他知道，张彪残部和各地巡防营不可怕，陆续南下的没有领头羊的清军也不算太强。而真正要人命的近畿陆军（袁世凯北洋系军队）一直没大动静，那才是最可怕的敌手。

“诸位同志，大家不要只顾着庆祝，还要防止敌人的大举反攻啊……”

军政府内喜气洋洋，上下欢天喜地，没什么人拿他的话当真。

黎元洪起义以来一直被党人当作“摆设”，但他本人实际是一位在军界经验丰富的将领，知兵善驭，专业知识极强。

黎元洪水师学堂科班出身，参加过实战，平素手不释卷，基本功扎实。1899年，法国军官罗勃尔利到湖北参观，张彪摆宴款待。席间，法国佬问张彪几个军事问题，老张一个都答不出，倒是一旁陪坐的黎元洪娓娓道来，语惊四座。为此，罗勃尔利离鄂前，向张之洞盛赞黎元洪知兵晓战。

在清廷1905年、1906年举办的两次秋季军事演习（秋操）中，黎元洪更是大出风头。特别是1906年在河南彰德的演习，清廷组成假想的“南军”“北军”演习。黎元洪任“南军”统制官，不仅在对抗演习中数战数胜，在射击、军容、战法等操演科目中，均拔得头筹。为此，他受清廷嘉奖，获赏顶戴花翎（秋操的“总统官”段祺瑞，后来在民国时反而“屈居”黎元洪大总统之下，做他的“总理”）。

也正是在秋操中，黎元洪见识过北洋军健锐的士气和强大的武装能力。所以，他才对未来的战事大感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