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迫害狂”的臆想

晚清特定背景下民族主义心理的“裂变”

发生在1900年夏日的那一次对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劫掠，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列强狰狞面目的最大暴露。当然，他们当时所打的战争旗号非常“正大光明”：第一是根据《国际法》，第二是以战争手段到中国这个“愚昧的东方国家”去“传播文明”。

第一个借口，自1840年以来，一直是西方列强“规范”各民族国家的“世界性法则”；但洋人们第二个借口，似乎极具反讽意味：自诩掌握道德话语权的列强，在1900—1901年间对北京及周围地区穷凶极恶的暴掠狂欢，由表及里，哪里有一丝“报应性质的正义”体现？

与1860年英法联军抢烧圆明园事件相比，1900年八国联军的武装抢劫范围大得惊人，甚至包括了直隶的各个村庄角落，特别是他们登陆大沽后进军天津和通州，只能用“洗劫”二字加以形容。

英法联军四十年前的暴劫，只持续几天的时间；而1900年他们狂欢一样的抢劫，则长达数月。不仅联军士兵、军官、驻京公使（包括公使夫人们）以及官员们都怀着兴高采烈的情绪参加抢劫，连有些英美的传教士也加入抢劫，甚至请求联军保护他们深入民间去敲诈勒索。（伦敦《每日快报》报道；原文来自2000年伦敦Green Books出版的《1900年的中国》，作者弗雷德里克·沙夫。）

1900年的西方媒体已经非常发达，触角深入到中国北方的各个角落，他们一开始就津津有味地报道着这次目的在于解救列强驻京使馆的“史诗般”远征，各国大众也对中国这个“野蛮东方国家”发生了无尽的猜测和想象。

列强在北京的各国使馆人员得到“解救”后，以复仇为名的疯狂杀戮，在中国华北地区持续了很长时间。八国联军以占领军的姿态骄蛮地展示他们的暴力，随意剪掉清朝官员的辫子，任意鞭打官吏，杀戮平民，凶残贪婪，无恶不作。特别是德日两国，极逞凶残。德国士兵臭名昭著，到处杀害所谓的“义和团团民”；而日本士兵则以惯有的残暴，对中国平民展开集体屠杀，强奸妇女，用刺刀挑死婴儿，把列强输入“文明”的粉饰完全撕揭开来。

联军暴力行动的背后，隐藏着洋人们武力表达主张的宗旨。《中国丛报》有篇文章，对清政府有着如下的描述：

怯懦和傲慢，是中国政府的两个显著特点。他们的行径，像一头乡村的恶狗。这个畜生看见没携带拐杖的生客，便狂吠起来；如果生客闻声放步走开，它就追上去，企图咬生客一口。可是，如果生客立着不走，反而转身并举起手杖对着它，它便退避三舍；如果生客把它痛打一顿，它此后就小心谨慎，不敢见人就吠，甚至俯首帖耳，摇尾乞怜，力图讨好被触犯的人。中国政府对待外人的作风，和乡村的恶狗实在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为一般熟悉它的历史的人所深知的……

如此言语，虽然恶毒尖刻，却也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洋人们对清政府的“感性”认识。

在联军军队和使馆官员们对抢劫宝物进行拍卖的过程中，少数西方人开始从此次事件中反省。美国斯提尔特少将内心开始不安，他对欧美人平时自称的“正直廉洁”的品质感到怀疑，私下认为抢劫“多少是一种堕落”。

列强在中国的报纸《北华捷报》对此也忧心忡忡地写道：“对于那些野蛮血腥的敌人来说，杀戮和抢劫不过是家常便饭。我们的军队必须压倒这些敌人。但欧洲列强派兵的目的，是消灭这一恶魔而不是去效仿它。如果以所描绘的这种无耻的方式对平民进行的抢劫活动不能遭到整个文明世界强烈声讨的话，那么我们还会犯更多的错误。”[《北华捷报》，1900年8月8日]

这份报纸指出，1860年英法联军不过是被“授权”对清政府的财产进行抢烧，目的在于“惩罚北京政府”。但时下的劫掠，则是八国士兵疯狂地对中国平民财产进行非法掠夺。

一向善于与洋大人们打交道的李鸿章在和洋人谈判的时候，翻阅着洋人教士们印发的汉文版《摩西十诫》，不无讽刺地对金发碧眼的联军使者们讲：“我建议，应该把第八条诫律修改一下，改为：‘不可偷窃，但可以抢劫’……”

当时作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也认为，欧洲人对金银财物的抵抗力极其低下，哪怕在他们眼皮底下放一点点诱惑，就会很容易地使他们退化到野蛮状态。出于老牌殖民主义者的警觉，赫德认定联军这种肆无忌惮的抢劫活动会给中国人留下把柄，日后“将被人以其他方式加以利用”。

在欧洲本土，八国联军的烧杀抢劫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英国的《伦敦每日快报》作了大量的报道。著名的刊物《评论之评论》在一篇社论中，对列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下了如此结论：“我们已经将文明的外套抛在一边，我们正像海盗时代的海盗祖先们一样行动。我们的文明只不过是深及皮肤，良心对于人的兽性的制约，被中国事件扯得粉碎。”德国的《法兰克福报》和《不莱梅市民报》大量刊发插图报道，记者狄龙也自我反省道：“为什么在杀害中国人民、同时又使自己的军队道德堕落的时候，我们这个文明的、多少热爱真理的民族，竟然还喋喋不休地大谈使中国走向文明的光荣任务呢？”（见狄龙在《现代评论》发表的《中国狼与欧洲羊》一文）

美国人密勒在Scribner's Magazine上愤愤不平地谴责八国联军的报复行动是不折不扣的犯罪，并写道：“列强已经被狂乱的报复情绪所支配，它们正在嘲弄世界和平。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把战争拉回到了中世纪。在世界的道德氛围方面，它给将来的一代留下一个污点。”

从1840年开始，洋人们用暴力手段为他们所谓的“自由贸易”开道，打烂了中国原有的通商制度，致使“天朝”门户洞开，西潮巨浪接连排空而来，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坚牢的桎梏。条约制度，逐渐取代了中国已有的东西。

西方列强对中国武装侵略、政治干预和经济压迫，穷凶极恶，巧取豪夺，对于晚清的中国社会矛盾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致使国人对洋人怨毒满胸，加深了中国普通民众对西方人的“误解”和恨意，激化了社会的动荡与危机，形成了一股针对洋人的巨大流言风潮。

愤怨之气，在同仇敌忾中酝酿激荡。

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致使当时的中国社会弥漫着巨大的忧患意识，不安和焦躁，渗透在帝国的每一个毛孔之中。

清末，当“革命”成为风气后，一切可利用的话柄都会被革命者用作刺激矛盾的燃料。巨大的苦难和压榨，使得下层民众不断回顾那些过去的不快，并经过仇恨的扭曲，不可避免地把敌人的面目进行丑化和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