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新军中活动

由于科举制度的结束，中国社会原先庞大的读书人群体一朝醒来，发现天下大变，忽然丧失了奋斗的目标。愕然之余，他们只得去寻找新的出路——弃文从武。于是，原先的“读书种子”们，纷纷成为了秀才兵丁。

这些军队中的新鲜血液，最特别之处在于他们不同于从前那些完全为了吃饭而当兵的中国社会底层农民。怀抱铁血，激扬武烈，这些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青年人，意气相投，在军队中日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抗争、恣肆、思维敏捷而又不乏盲动的血性军人，注定会汇入激流涌荡的中国社会，并掀起巨大的波澜。

早在1903年初夏，由日本官费留学归国的湖北云梦人吴禄贞，就常常在武昌花园山聚集一些军官密谋议事。他是兴中会会员，最早曾参与唐才常的“自立军”，显然“革命”资历不浅。

吴禄贞以文娱为形式的“花园山聚会”，吸引了军队中不少青年人。聚会期间，他放映幻灯片，散发《革命军》《猛回头》一类书籍，且在军队中安插眼线，把不少“革命”青年输入军中。同时，他积极联络会党，密谋举事。老奸巨猾的张之洞很敏感，他很快对花园山聚会有所察觉。毕竟自己眼皮底下的事情，不好太声张。于是，他暗中拆台，将常出入花园山的骨干分子分批遣派到国外“读书”。不久，吴禄贞本人也被调往北京。

主心骨走了，但花园山革命聚会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很快，“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接而继燃。1904年7月，吕大森等人在多宝寺街开设“科学补习所”。他们对外声称是文化补习学校，实际上以“革命排满”为目的，在青年学生中宣传革命，把一批又一批党人输送入军队。仅仅过了四个多月，张之洞得知“科学补习所”同湖南起义有关联后，立刻下令查封。

此后，日知会继之而出。日知会原本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武昌的一个阅报室。既信基督又信革命的刘静庵，凭借他在日知会司理的身份，以日知会为掩护，一步步地把这个阅报室变成了革命组织。通过演讲、办报、教课等方式，日知会吸引了近万人成为会员。大量《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书籍，经日知会翻印，传入新军。1907年，为响应湖南萍澧浏等地起义，日知会抓紧筹措起事。由于有人告密，清政府非常警觉，立刻派兵摧毁了这个组织，把刘静庵等多人抓捕入狱严刑拷打。

可叹的是，刘静庵被关入狱中长达五年，竟于辛亥革命前三个月病死。最终，他没能看到铁血十八星旗飘扬的那一天。

“敢是达才须磨炼，故教洪炉泣精金。”日知会虽被清廷摧毁，其影响却非常巨大。日后，武昌起义的主要干将——孙武、蔡济民、熊秉坤，甚至“首义三忠”中的两位，彭楚藩与刘复基，都是当年日知会会员。

湖北革命小团体，在清末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如雨后春笋，遍地生根，大概有群学社、铁血军、无锡会、辅仁会、忠汉团、德育会、黄汉光复党、共和会等，或与日知会同时，或后于日知会而兴。其中的团体成员，有的分别并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当时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武昌起义前，在新军中影响最大的两个团体，一个是共进会，另一个是文学社。

共进会，是在同盟会成立两年后的1907年，由一些同盟会员“另起炉灶”而立的一个组织。发起人为刘公、居正、孙武、焦达峰、喻培伦等人。其中，刘公、居正、孙武是湖北人，焦达峰是湖南人，喻培伦是四川人。可以看出，发起诸人中，湖北人居多。言及共进会，一般历史书中均讲它是“孙中山领导下的一个革命组织”，其实大谬。

共进会的成立，从组织及行动方面观察，明显有与同盟会分道扬镳的迹象。当初成立这个组织，就是兴起诸人深感同盟会不能成事，才决定另创组织。他们在联系国内会党的同时，决定深入清军内部起事。对此“另立山头”之举，黄兴曾面诘焦达峰，后者一句话就搪塞回去：“殊途同归，有何不可！”在东京，新发的共进会与同盟会完全是不相统属的组织。他们分门别户，各自争抢新人。有一段时间内，共进会招兵买马之盛，甚至大大超过了同盟会。

当时的同盟会，恰值《民报》被封，孙中山游走不定。因此，同盟会总部事务无人统一打理，凡事涣散。趁此机会，共进会以新起之锐，与同盟会分庭抗礼。共进会的会长（总理）为张伯祥，下设九部，还安设了九省都督的人选（类似同盟会各省分会的负责人）。

刘公等人创设共进会，本来是因对孙中山及同盟会不满。他们认为，同盟会只知埋头在国内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基本工作根本没有任何新的进展。特别是对于新军，同盟会一向因循守旧，认定那里是革命死角，基本从未顾及过。再者，同盟会选择的起义地点，只重华南，而没想过在长江流域经营革命活动。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孙中山一直在海外穿梭游说弄银子，“从不过问”同盟会总部事情，使得许多人深感不满。

共进会所采用的旗帜，是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代表十八省铁血共义，即日后所称的“铁血十八星旗”。武昌起义后，城内高高飘扬的，正是共进会首创的“锥角交错”的十八星旗，而非同盟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会旗。

号召会党、打入军队，是共进会活动的基本宗旨。1908年前后，东京的共进会湖北籍、湖南籍人士纷纷回国。稍后，各省会员也大多回国，投入革命实践。1910年，刘公携十八星旗归鄂。这样，在东京的共进会组织实际上就消散于无形。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与同盟会的空泛与仓促不同，共进会行事一向缜密。

孙武认为，从实际情况出发，在清朝新军中搞宣传，最为上策。如果能把军队一营一营、一标一标、一队一队地逐步争取到革命的一方，最终肯定会取得成功。此举，即共进会著名的“抬营主义”。

根据清军编制，共进会在队、营、标内各设代表，分层次负责宣传和鼓动工作，二十人为一支队，三个支队为一正队。入会的军中同志，总编为六个军，每军设总指挥（真正的编军计划未得以详细实施）。由于切实有效、踏踏实实的基层工作，共进会在会党、学界、新军中进展颇为不俗。在武昌，仅在新军中，共进会就有一千五百左右的会员。

在国内，与共进会关系最近的同盟会分支机构，是上海中部同盟会。但这二者间，并无上下级领导关系。中部同盟会一直关注的是长江下游，对武昌的共进会活动不甚了了。武昌起义后，孙武等人之所以把同盟会的黄兴请来“主持”大局，并非是把共进会拱手让给同盟会来领导，真实目的是化解共进会、文学社两个组织双方争权的僵持局面，利用黄兴的声望来号召全省。

综上所述，共进会虽然是同盟会的一个“分裂”团体，它的历史作用却完全是正面的、积极的，起到了同盟会做梦也达不到的鼓动效应。

当然，相比于文学社在湖北新军中的作用，共进会依然略显逊色。

文学社又是怎么回事呢？听上去，这好像是个“文学青年”发起的组织，其实完全是个以士兵为主体的军中组织。它的发展，三易其名，历经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三个阶段。

这个组织，屡蹶屡起，坚韧不拔。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先扎根基层，逐步建立标、营代表制，最后在成熟时才创设总机关部。文学社一直重视宣传作用，先后办有《商务报》《大江报》，宣传鼓动革命。文学社的人员，扎根在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

到1911年初夏，武汉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经有三千多人。与此相比，共进会深入新军内部要晚得多。在武昌起义的筹备过程中，文学社起了主导作用。辛亥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文学社、共进会联席会议，战时临时总指挥、副总指挥，分由蒋翊武、王宪章担任——二人皆是文学社成员。临时总指挥部，也是设于文学社在武昌小朝街85号的总机关部所在地。而共进会成员，主要承担草拟文告、制定旗帜、配制炸弹等与“政治”相关的事务。据考，在总指挥部与军事筹备处关键性的四十三个职务，总共由三十三人分担。这三十三人中，文学社成员占二十人，共进会仅八人，拥有双重会籍者五人。

1911年10月9日（辛亥年八月十八日），文学社的蒋翊武从岳州赶回武昌，亲自安排起义。他与文学社骨干刘复基一起，颁布命令，准备当夜12点起事。由于邓玉麟未及时送命令到炮队，机关部被清廷破获，当夜发难未成。但是，相隔仅一天的武昌各标营“自行举义”，仍旧该归功于文学社诸人事前的详密运筹。

辛亥首义中，文学社成员在革命中贡献最大，牺牲最惨，阵亡大半。文学社的主要骨干，几乎清一色是湖南人（詹大悲除外）。而共进会呢，湖北籍骨干居多。熟知中国政治生态的人，马上就会想到，这种乡土分野的省籍意识，两个组织日后肯定会产生嫌隙与不和。文学社的蒋翊武等人出身贫寒，共进会孙武等人皆留日学生出身。“穿长褂的人”心中自然看不起“泥腿子”士兵。所以，“富贵之后”，双方大打出手。

武昌起义成功后，占得政治先机的共进会成员就开始打压、排挤文学社成员。后来的内斗中，他们甚至不惜采用下三滥手段暗杀了文学社骨干张廷辅、祝制六等人。首义成功后，共进会的孙武等人热衷高官厚禄，他在南京向孙中山跑官不成，怒从心起，就到上海拉拢一些失意政客和军人，创立“民社”（口号是“反孙倒黄，捧黎拥袁”），完全与同盟会撕破脸。其中转变最令人侧目的，当属共进会会员蔡汉卿（蔡希圣）。他在辛亥首义中舍生忘死，不避枪林弹雨，誓死灭敌，但当成为黎元洪的“戒严司令”后，他摇身一变，杀昔日同一战壕的革命党人同志无数，竟得“屠户”之名……

从以上对新军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清廷最大的失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军队中出现如此可怕的内部裂痕，这个政权内在的、“持之以恒”的、漫不经心的官僚化，纵容甚至增强了军官集团内部革命分子活动的隐蔽性，使得他们竟然能够在新军这种看似铁板一块的新式军队中出现如此具有离心力的“阶级”力量。继而，自下而上的螺旋式的暴风骤雨般的突发式革命，在一个夜晚就忽然成功，使这个延续二百多年的帝国的军事统治，一下子成为“纸上的力量”，不能不让人感到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