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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新军”的由来及其人员结构
书名:梅毅说中国史——辛亥革命:启蒙、光荣与梦想作者名:梅毅本章字数:4657更新时间:2024-05-25 16:20:32
清朝新军的政治逸轨
作为国家机器中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军队本来是保护一个制度、一个政权的最强有力的镇压工具。那么,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为什么会在清朝的新军中打响呢?这个问题的出现,远远超出清政府的想象力,为其始料不及。其间发展的过程,也确实耐人寻味。
清朝兵制,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早期的八旗劲旅和汉人为主的绿营兵;第二阶段,嘉庆、道光年间的团练,后为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而衍变成的湘军、淮军;第三阶段,甲午之战败于日本后,光绪、宣统年间出现的新军。
早在1862年,李鸿章的淮军已开始学习“洋操”。1874年,曾国藩正式提出以新式枪械练兵。1883年,李鸿章在天津设水师学堂,1885年设北洋武备学堂。1886年,张之洞选拔甲级防营一千多人改习洋操,开设水师和陆军学堂。可见,在洋务运动时期,新军雏形已露。
甲午败于日本后,清廷正式下令训练新军。1895年3月,洋务派官僚胡燏棻最早在天津小站练“新建军”。没过几个月,他就被清廷派去督办津芦铁路,小站练兵转由当时政坛“新秀”袁世凯接手。
袁世凯是个具有新式头脑的人,胆子大,改当时的“定武军”为“新建陆军”,使得原先的十营四千多人一下子扩展到七千多人。
北洋训练新建陆军的同时,1895年7月左右,张之洞在南洋成立了“自强新军”,人数两千多人,统领是德国人来春石泰(当时译法),营哨以上各官,皆以洋人充任。
见北洋、南洋训练新军卓有成效,清廷便下令各省将防军进行改编,或在原基础上训练新军。朝廷在各大城市设立武备和陆军学堂,分派青年出洋学习军事,以储备将校人才。其目的,在于逐步以精锐的新军替换无能的旧式军队。
清朝的新军,不仅仅武器上全用洋械,招选兵员也采纳严格的标准,并规定军官要由学堂出身的人担任。新军之所以“新”,因为在建制和训练手段方面,都大异于清朝的旧式军队。这支军队,在训练方面学习德国,在编制上模仿日本。
义和团之乱后,清廷更加迫切地在各省推行新军训练。1901年,清廷下令废止那种打把式卖艺表演式的“武举会试”,命令各省派将校到北洋和湖北观习新军训练。1903年,清廷设练兵处,负责国内新军事务,并在各省设“督练处”(也称“督练公所”)。转年,清廷正式划定军制,规定新练的军队分为常备军、续备军以及后备军三军。1905年,清廷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逐年编训完成。在北方,北洋六镇(近畿四镇和直隶两镇)全部完成编训。在湖北,一镇一协完成编练。
至清朝灭亡前,全国实际完成了二十六镇的编练。
新军编制,是分为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分别相当于后来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军一级的长官称“总统”(其实清廷一直没有实际设立成为真正定制的“军”),镇称“统制”,协称“协统”,标称“标统”,营称“管带”,队称“队官”,排称“排长”,棚有“正目”“副目”。
一般讲,两镇可编为一军。按全额算,一镇的官兵总数为12512人。遇实战,依据战势地情而定,或三镇为一军,或把数军合成一大军,或仅派出一镇。此外,还有一种“混成协”,这种部队除有二标步兵外,还配有工程、马、炮、辎重等兵种,近乎镇的编制,但又隶属于镇,类似后来的“独立师”“独立旅”。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发生时的官职,就是这种混成协的协统。
清朝开始建新军时,北有袁世凯“新建陆军”,南有湖北张之洞“自强军”。但是,后来只有北洋一系蔚然大观,南洋一系却基本消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清廷看重隶属中央的北洋军建设,想把它作为拱卫国都北京的劲旅,所以一直任其扩充发展。而湖北的新军,属于地方军,清廷当然不想地方坐大,于是一直抑制它的发展。南洋系的主脑张之洞,文臣出身,后又被调入京城当“大学士”。南洋系另一大腕刘坤一(时任两江总督)早死,其间不少兵马又被并入当时袁世凯在山东的军队,所以,南洋军最终不成气候。
反观北洋,袁世凯步步高升,他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练兵大臣任上,不断刻意经营北洋新军,其手下将领,多出于天津武备学堂,基本全是他的羽翼。因此,日后的北洋军顺理成章就成为袁世凯的“私军”。
清廷建新军,本想振衰起弊。但除北洋六镇外,大部分新军,在后来都成为革命党人活跃的渊薮。这种结果,显然大出朝廷当初的意料。即使是思想相对保守的北洋军,军人们也是大多对袁世凯个人忠心耿耿,成为老袁纵横捭阖、颠覆清廷的手中王牌。可笑的是,一直被清廷视为累赘废物、想竭力加以抛弃的巡防营,倒成为自始至终效忠朝廷的队伍。
所以,清廷此种改革新军的努力,恰似把绞索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这种苦涩的结果,最根本原因在于,清廷缺乏驾驭强大西化军队的能力,它也没有真正的理念去支撑军人对清廷效忠。
清廷费心费力搞了数年的新军改革,本来目的是极意笼络军人,换来的却是军人的怨毒与狂躁。特别是1910年,在新军内兴起的“割辫”运动以及新军对保路运动的同情与加入,更显出了大变前的先兆——发辫是清统治的象征物,这一“纽带”被剪,清廷还有什么控制军队的绝对正当性和自信心?
在政治的离心作用下,激进而深入的新军改革,暴露了清廷致命的弱点——军人逸轨,已经无法避免。各种心怀异志的人,皆在军营中蠢蠢欲动。这种情况,均是因为在大变革时代,清廷本身僵化守旧,根本缺乏有效调控激进改革的政治能力。此外,它也没有能力合理地整合、配置已有的社会资源。
新军中的中下级官员,多为科举废后无出路的知识分子,秀才与兵混而为一,容易接受新思想,特别是反满的新思想。新军的士兵阶层,多为破产农民子弟或城镇小资产阶级子弟,他们自小耳闻目睹社会不平,容易产生反抗情绪,更容易接受饱含鼓动性的宣传,特别倾向“革命”。
而新军中不少中级军官是日本士官生出身。他们在日本学习时,深受西方革命理论影响,深怀民族忧患意识,自然也具有倾向革命的强烈意识。即使是新军中身享高官厚禄的高级军官,大多数也很“识时务”“随波逐流”,在报刊影响下,他们中大部分人朦胧的反满情绪也日益萌发。
清末,政府上下都推行宪政“维新”,各省督抚们为了赶政治时髦,争相延揽留日归国的毕业生,在军队中给予他们管带、标统、协统等比较高级的职位,甚至擢升为镇统,诸如云贵总督李经义请蔡锷,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请蒋方震,湖北总督张之洞请吴禄贞等。这些人凭借职务的掩护,使新军中的革命活动更能得到正常的发展。
当年去日本留学的,许多都是充满爱国热情的年轻学子,他们在日本每每触景生情,“览异邦之风物,念宗国之颠沛”,忧国忧民的情绪日益高涨。据《湖北学术界》所载,每有新同学到日本,先到的学生都集体在码头上欢迎,高唱“吾祖国万岁!留学界万岁!”,澎湃着救国救民的奋发大志。
在1905—1906年的最高峰阶段,留日学生达八千人。至于那些士官生,当然也深受孙中山及同盟会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
中国派赴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原本是从各省武备学堂的武学生中选送的。自1899年起,文学生也可以选送。这些中国军事留学生到日本后,进入学习的军校主要有日本陆军测量学校、骑兵学校、炮工学校、海军学校以及私立东斌学校等,大多数留学生集中于东京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陆军士官学校创建于1874年,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一所初级陆军军官学校。此校学生,精英辈出,在日本甚至在全世界都颇负盛名。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人,均毕业于该校。
日本在当时之所以如此“积极”接收留日中国学生,目的当然不是“倍敦友谊”——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1898年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把日本借助教育控制中国的阴恶心态暴露无遗:
“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之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于大陆。”
清廷派遣学生出国学习军事,本来的目的是把他们锻炼为王朝的鹰犬,同时,清廷深恐这些学生在海外受到民主革命的鼓动,就在1904年硬性规定,凡报考日本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否则不准出国。而对于已在日本的自费生,让在日本当地的清朝学监进行监督,挑选那些认为是忠于清室的“政治合格”者,准许他们改为官费生。对于被认为有革命倾向的学生,则想方设法剔除出去。
出乎清廷预料的是,一批又一批的陆军士官留学生纷纷改向,成为同盟会的追随者。1905年同盟会成立,留日士官生踊跃加入,仅云南一省的留日士官生,就有四十人加入。士官生还在同盟会内部秘密组建了纯军事干部组织“铁血丈夫团”,有数十人之多。这些秘密团员,在日后的辛亥革命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们回国后进入各省的新军内,伺机宣传、鼓动、发展革命力量。这些人,把《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反满反帝小册子偷偷遍发于士兵手中,兴办秘密报刊,使星星之火散布于军队每个角落。
根据《黄膺白先生家传》一文,“南北各省发难及主持人物,丈夫团几居大半”。而后的辛亥革命,很多士官生出身的各级新军军官起到重要的领导作用,其中我们耳熟能详的有:领导山西起义的阎锡山、温寿泉,领导贵州新军起义的杨荩城,领导云南起义的蔡锷、唐继尧、李根源,领导江西起义的李烈钧,领导陕西起义的张凤翙、张益谦,领导湖南起义的仇亮、曾继梧,领导广西起义的赵恒惕,领导安徽的胡万泰,领导广东新军起义的蒋尊簋、魏邦平等。这些本来担负着清政府军队现代化任务的年轻军人,最后却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即使在北方那些未能独立的省区,士官生出身的军官们也四处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南方的革命起义。在直隶和奉天,享有“士官三杰”美誉的清朝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和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都明里暗里积极响应革命。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滦州兵谏”,谋组燕晋联军,以图给清王朝窝心一剑。由于北方政治气候恶劣,他们最终壮志难酬,吴禄贞被杀,蓝天蔚被迫逃亡,张绍曾被清廷免职。
由此可见,清朝新式军队中真正坚决的“反革命”,少而又少。
最重要的是,国内的革命党人,特别是武汉的文学社、共进会,非常注重深入军队做工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们不少人为了颠覆清朝,投营入伍,着装当兵。借敌之械,强己之枪。
不仅如此,党人还在新军中成立了不少公开、半公开的组织。以湖北新军为例,就有群治学社、文学社、军队同盟会、共进会等。这些社团,吸收广大官兵加入,培养了大批革命力量。
策反军队的“抬营主义”,是革命党杀向清廷的一根杀手锏。辛亥革命能由内而外,由下而上,成功必不偶然。正是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文学社”),使得在武昌起义前,新军基本上已经“革命化”。
湖北新军,当时的二十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事发前,除被端方带往四川和被瑞澂派外各地的以外,剩下八千多人。这八千人中,纯粹的革命党人,有两千多;同情革命的,有四千多;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千余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
所以,枪声打响后,武昌城内外很快就有四千多人加入暴动。真正与革命军交战的清兵,仅有两千多人(不包括巡防营和警察部队),剩下的都逃散而去。
武昌起义后,云南、浙江、山西、新疆、湖南、陕西等大多起义省份,均是新军为骨干(也有会党参加)。只有江西、广西两省(省会),属于立宪派的“不流血革命”。
非常可惜的是,武昌革命后,新军内的革命党人未能掌握大权。这是因为,此前此后,他们都是未被主流政治认可的“非正式组织”。因此,辛亥革命后造成这样的尴尬局面:革命军起,革命党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