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天下公认的政治强人和军事强权

辛亥枪响后，洋人列强细心比较了袁世凯与孙中山后，都一致看好袁世凯，认为他才是中国最强势的领袖人物。纵观西方列强（加上强邻日本）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与“太平天国”“义和团”时期不同，似乎他们更“沉稳”，更耐得住性子。

那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这帮唯利是图、文质彬彬又凶神恶煞一样的强盗作如此行状呢？

辛亥革命发生前，不少驻华的列强使节们，对即将来临的风暴已经有所察觉。根据武昌美国教会的情报，英国公使朱尔典1911年9月底已经得知武汉清朝的新军军队中有人正在抓紧密谋起事。日本的伊藤博文在1909年5月会见英国驻日大使时，也揣测说：“中国在三年内必将发生革命。”（加立皮林《英日同盟》）

即便如此，日本与西方列强的政客和观察家们也没有想到中国革命来得这么快，这么迅猛。三天之内，武汉三镇皆为革命军所有，远远超出了列强们的想象力。

辛亥革命发生后，列强们非常惊恐，特别害怕十年前的义和团事件会在中国重演。因为手中操有洋枪洋炮的革命党，威力远超昔日那些抡刀念咒冲锋的“大师兄”们。所以，洋人对辛亥革命最早的反应，只有两个字：惊恐！

“革命决不会使我们得到任何好处！”法国等银行团驻华代表如此说。洋人的主要报纸《字林西报》讲得更明白：“就某种意义说，这一事件（辛亥革命）是反对我们自己的。”并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公开表示希望清政府能把此次革命成功镇压下去。很可能，这家报纸的主要撰稿者对“太平天国”之乱记忆犹新，所以他们这样断言：“清朝政府虽然公认不好，但它至少还算统一了这个帝国。它的敌人却仅仅靠着共同的仇恨才结合在一起，这产生更深的仇恨，而肯定不能作为一个健全国家的基础。”

一向为革命党视为共和榜样的美国人，对中国革命更是充满了蔑视和仇恨。这个新牌的帝国主义国家，从政客到学者，无一看好辛亥革命。杜列斯甚至声称：“中国人根本不配自己管理自己。”（《中国与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表示：“中国人只知道皇帝……北洋军阀袁世凯被他们描写为正是中国需要、中国人所能理解的一个有力人物。孙中山则不过是一个不务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轻举妄动的幻想家。”（《亚洲的决策》）

曾经，孙中山在回国途中专程赴美，想一见美国国务卿，结果却严遭美国人拒绝。

所以，辛亥革命枪响过后，列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屡试不爽的炮舰政策，纷纷开至长江中游集结，一来示威，二来准备有机可乘时帮清廷灭火，得人情后找到讹钱的借口。截止到1911年10月16日，在武汉江面屯集的外舰已达十三艘，其中英国五艘，美国三艘，日本两艘，德国两艘，法国一艘。最厉害的是德国军舰，曾经主动挑衅革命军。

革命军出人意料地迅速占领武汉三镇，汉口租界全然成为孤岛，大有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象。出于无奈，列强们不敢吃眼前亏，各国领事们在10月17日不得不发表声明，表示要“严守中立”。

让洋人们倍感欣慰的是，革命军一方从开始就不想与洋人为敌。在对外发布的告示中，武昌革命军三番五次重申，要坚决保护外国人以及他们的财产安全。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革命党人甚至想借助洋人的力量推翻清廷。

于是，革命党人力图通过各种途径从洋人手中取得贷款，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四国银行团，从一开始就根本否认革命党一方拥有贷款资格，其余小洋商，皆唯利是图，更不会出一毫子儿支援造反的革命军。不仅如此，列强瞧准革命党人不敢与洋人为敌的软肋，劫夺南方发生革命城市口岸的海关税款。长沙、汉口、上海、汕头、广州、厦门等地的海关税收，纷纷被当地洋税务司直接截留，存入英国的汇丰银行。没过多久，在北京的列强外交使团指定汇丰、德华等银行组成“非常委员会”，专门负责分赃事宜，硬生生从革命军手中夺取了巨额的金钱。

为了防止中国出现大规模战争后利益受损，列强们先行一步，加派在华的武装力量，计有近万名洋兵分别驻扎于北京、天津、塘沽、唐山、秦皇岛、山海关等要隘重地（中国第3号《蓝字书》，1912年）。

革命发生后，上蹿下跳最积极的，要属日本人。日本在派出大批浪人、政客（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等）来华鼓动唇舌的同时，又秘密与老敌手、新朋友沙俄联络，企图共同派军武力干涉中国，造成中国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以使革命势力局限在长江以南地区，并企图在华北（至少在东三省南部和内蒙一带）扶植一个帝制傀儡政权。如此，两国就能在中国攫取更多、更大的利益。

列强们之间的矛盾也是互迭重重。首先，英、美两国对日本发出严重警告。特别是英国，由于长江流域是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传统的“势力范围”，绝不容许日本人来此地分肥。沙俄本来在瓜分中国的问题上与日本很谈得拢，但它毕竟只是半个亚洲国家，另一半的欧洲区域已经让其头痛不已，所以也不敢得罪英、法两国，贸然在中国瞎伸手。日本当时在国际上羽翼未丰，如果它想成为财经和政治上的“大国”，都要看英国人的脸色。所以，日本也不敢做得太过分，惹怒英、美两国。

列强们之所以没有在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主要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已经迫在眉睫，各欧洲强国为了互相撕咬而抓紧军备竞赛（诸如英、德间的“无畏舰”建造竞赛），加上对非洲殖民地的争夺（德国与英、法之间），他们一时抽不出手来在中国搞出更大的动静。

由于当时的美国在列强中还是毛头小老弟，在远东的力量与英、日根本不能比，所以，美国更不希望日本这样的亚洲新霸肆无忌惮地扩张，便一直以外交威吓来牵制日本。法国人更关注它在欧洲与德国人战个你死我活，因此希望在远东仍旧保持各国的“均势”，想在欧洲问题解决后再来华瓜分。

经过数天观察，洋人们发现，辛亥革命只是中国人的国内战争，不是矛头对外的民族战争，且革命党人一直“央求”洋人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给予帮援，没有任何炮口指向洋舰的举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发布《宣告各友邦书》，明明白白大示其好，以至于洋人们根本没有任何借口用武力来帮助清廷镇压革命军。

最最重要的，革命军在十几个省份的成功，已经使洋人意识到清政府已全然是条“死狗”，根本扶不上墙。英国公使朱尔典在1911年11月6日给伦敦格雷的报告中，已经明确了这种看法：“这个运动（辛亥革命）的广泛蔓延的性质，以及它到处获得成功的事实，已使一切用武力挽救这个国家（清政府）的企图失去了可能性。”

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近乎不约而同，洋人们皆把目光投向了一个人——不是孙中山，而是儒统保卫者袁世凯！最终，知道无论是政治资历和政治手段都玩不过袁世凯，孙中山只得接受现实。1912年3月6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了《统一政府组织法》，允许袁世凯在北京任职。

1912年3月10日，春风得意的袁世凯，身穿大元帅服，领口敞开，终于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河南腔的北京官话宣读誓词：“民国建设肇始，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逾！”

而后，他即行组织内阁，并任命唐绍仪为总理，以示信于南方党人。由于唐绍仪内阁中有四名同盟会成员（包括唐本人后来也加入同盟会），这一内阁有“同盟会内阁”之称。当然，外交、内务、军队等实权，均不在同盟会阁员手中。但这样的作态，已经显现出袁世凯当时高人一头的政治智慧。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解职。4月2日，参议院和临时政府全体北迁。从此，中华民国时代，从形式上在中国成为现实。

开始踏上征程的中华民国，秉诚而论，袁世凯不是最初的设计者，也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但也不能把他说成是“胜利果实的篡夺者和唯一受惠者”。袁世凯以出色的政治天才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在当时避免了因清朝灭亡而可能带来的巨大分裂，促成了国家的统一，做出了当时别人所不能的巨大贡献。

早在1908年，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时，在回答记者中国“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袁世凯对于中国的未来政治道路已经成竹在胸，他表示：“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同时，他还清醒地说：“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批评得过于严厉和苛刻……”

长久以来，出于意识形态的近视和政治僵硬的脸谱化，仅仅认为袁世凯当国完全凭借阴谋、不道德行为以及简单的欺骗手段，这种看法根本站不住脚。他之所以能成为大总统，当时可称是“众望所归”，而且由“民选”产生（参议院选举产生），从政治形式上，几乎无可挑剔。

作为一步一步艰难往上爬的汉族庶族地主出身的、饱经历练的知识分子，袁世凯经受过近代军事、政治、经济的实际锻炼。特别在直隶总督任上，他已经显现出作为精英分子所具有的长远眼光，在北京周围地区基层施行了真正的政治改革。

可以断言，在几十年政治实用主义和权力追逐的过程中，袁世凯最初的本意，一定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东方民族国家，以便能够与西方抗衡。只不过，他所有的努力，最后皆被个人称帝的贪欲所烧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