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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天下公认的政治强人和军事强权
书名:梅毅说中国史——辛亥革命:启蒙、光荣与梦想作者名:梅毅本章字数:3692更新时间:2024-05-25 16:20:31
辛亥枪响后,洋人列强细心比较了袁世凯与孙中山后,都一致看好袁世凯,认为他才是中国最强势的领袖人物。纵观西方列强(加上强邻日本)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与“太平天国”“义和团”时期不同,似乎他们更“沉稳”,更耐得住性子。
那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这帮唯利是图、文质彬彬又凶神恶煞一样的强盗作如此行状呢?
辛亥革命发生前,不少驻华的列强使节们,对即将来临的风暴已经有所察觉。根据武昌美国教会的情报,英国公使朱尔典1911年9月底已经得知武汉清朝的新军军队中有人正在抓紧密谋起事。日本的伊藤博文在1909年5月会见英国驻日大使时,也揣测说:“中国在三年内必将发生革命。”(加立皮林《英日同盟》)
即便如此,日本与西方列强的政客和观察家们也没有想到中国革命来得这么快,这么迅猛。三天之内,武汉三镇皆为革命军所有,远远超出了列强们的想象力。
辛亥革命发生后,列强们非常惊恐,特别害怕十年前的义和团事件会在中国重演。因为手中操有洋枪洋炮的革命党,威力远超昔日那些抡刀念咒冲锋的“大师兄”们。所以,洋人对辛亥革命最早的反应,只有两个字:惊恐!
“革命决不会使我们得到任何好处!”法国等银行团驻华代表如此说。洋人的主要报纸《字林西报》讲得更明白:“就某种意义说,这一事件(辛亥革命)是反对我们自己的。”并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公开表示希望清政府能把此次革命成功镇压下去。很可能,这家报纸的主要撰稿者对“太平天国”之乱记忆犹新,所以他们这样断言:“清朝政府虽然公认不好,但它至少还算统一了这个帝国。它的敌人却仅仅靠着共同的仇恨才结合在一起,这产生更深的仇恨,而肯定不能作为一个健全国家的基础。”
一向为革命党视为共和榜样的美国人,对中国革命更是充满了蔑视和仇恨。这个新牌的帝国主义国家,从政客到学者,无一看好辛亥革命。杜列斯甚至声称:“中国人根本不配自己管理自己。”(《中国与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表示:“中国人只知道皇帝……北洋军阀袁世凯被他们描写为正是中国需要、中国人所能理解的一个有力人物。孙中山则不过是一个不务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轻举妄动的幻想家。”(《亚洲的决策》)
曾经,孙中山在回国途中专程赴美,想一见美国国务卿,结果却严遭美国人拒绝。
所以,辛亥革命枪响过后,列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屡试不爽的炮舰政策,纷纷开至长江中游集结,一来示威,二来准备有机可乘时帮清廷灭火,得人情后找到讹钱的借口。截止到1911年10月16日,在武汉江面屯集的外舰已达十三艘,其中英国五艘,美国三艘,日本两艘,德国两艘,法国一艘。最厉害的是德国军舰,曾经主动挑衅革命军。
革命军出人意料地迅速占领武汉三镇,汉口租界全然成为孤岛,大有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象。出于无奈,列强们不敢吃眼前亏,各国领事们在10月17日不得不发表声明,表示要“严守中立”。
让洋人们倍感欣慰的是,革命军一方从开始就不想与洋人为敌。在对外发布的告示中,武昌革命军三番五次重申,要坚决保护外国人以及他们的财产安全。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革命党人甚至想借助洋人的力量推翻清廷。
于是,革命党人力图通过各种途径从洋人手中取得贷款,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四国银行团,从一开始就根本否认革命党一方拥有贷款资格,其余小洋商,皆唯利是图,更不会出一毫子儿支援造反的革命军。不仅如此,列强瞧准革命党人不敢与洋人为敌的软肋,劫夺南方发生革命城市口岸的海关税款。长沙、汉口、上海、汕头、广州、厦门等地的海关税收,纷纷被当地洋税务司直接截留,存入英国的汇丰银行。没过多久,在北京的列强外交使团指定汇丰、德华等银行组成“非常委员会”,专门负责分赃事宜,硬生生从革命军手中夺取了巨额的金钱。
为了防止中国出现大规模战争后利益受损,列强们先行一步,加派在华的武装力量,计有近万名洋兵分别驻扎于北京、天津、塘沽、唐山、秦皇岛、山海关等要隘重地(中国第3号《蓝字书》,1912年)。
革命发生后,上蹿下跳最积极的,要属日本人。日本在派出大批浪人、政客(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等)来华鼓动唇舌的同时,又秘密与老敌手、新朋友沙俄联络,企图共同派军武力干涉中国,造成中国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以使革命势力局限在长江以南地区,并企图在华北(至少在东三省南部和内蒙一带)扶植一个帝制傀儡政权。如此,两国就能在中国攫取更多、更大的利益。
列强们之间的矛盾也是互迭重重。首先,英、美两国对日本发出严重警告。特别是英国,由于长江流域是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传统的“势力范围”,绝不容许日本人来此地分肥。沙俄本来在瓜分中国的问题上与日本很谈得拢,但它毕竟只是半个亚洲国家,另一半的欧洲区域已经让其头痛不已,所以也不敢得罪英、法两国,贸然在中国瞎伸手。日本当时在国际上羽翼未丰,如果它想成为财经和政治上的“大国”,都要看英国人的脸色。所以,日本也不敢做得太过分,惹怒英、美两国。
列强们之所以没有在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主要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已经迫在眉睫,各欧洲强国为了互相撕咬而抓紧军备竞赛(诸如英、德间的“无畏舰”建造竞赛),加上对非洲殖民地的争夺(德国与英、法之间),他们一时抽不出手来在中国搞出更大的动静。
由于当时的美国在列强中还是毛头小老弟,在远东的力量与英、日根本不能比,所以,美国更不希望日本这样的亚洲新霸肆无忌惮地扩张,便一直以外交威吓来牵制日本。法国人更关注它在欧洲与德国人战个你死我活,因此希望在远东仍旧保持各国的“均势”,想在欧洲问题解决后再来华瓜分。
经过数天观察,洋人们发现,辛亥革命只是中国人的国内战争,不是矛头对外的民族战争,且革命党人一直“央求”洋人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给予帮援,没有任何炮口指向洋舰的举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发布《宣告各友邦书》,明明白白大示其好,以至于洋人们根本没有任何借口用武力来帮助清廷镇压革命军。
最最重要的,革命军在十几个省份的成功,已经使洋人意识到清政府已全然是条“死狗”,根本扶不上墙。英国公使朱尔典在1911年11月6日给伦敦格雷的报告中,已经明确了这种看法:“这个运动(辛亥革命)的广泛蔓延的性质,以及它到处获得成功的事实,已使一切用武力挽救这个国家(清政府)的企图失去了可能性。”
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近乎不约而同,洋人们皆把目光投向了一个人——不是孙中山,而是儒统保卫者袁世凯!最终,知道无论是政治资历和政治手段都玩不过袁世凯,孙中山只得接受现实。1912年3月6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了《统一政府组织法》,允许袁世凯在北京任职。
1912年3月10日,春风得意的袁世凯,身穿大元帅服,领口敞开,终于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河南腔的北京官话宣读誓词:“民国建设肇始,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逾!”
而后,他即行组织内阁,并任命唐绍仪为总理,以示信于南方党人。由于唐绍仪内阁中有四名同盟会成员(包括唐本人后来也加入同盟会),这一内阁有“同盟会内阁”之称。当然,外交、内务、军队等实权,均不在同盟会阁员手中。但这样的作态,已经显现出袁世凯当时高人一头的政治智慧。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解职。4月2日,参议院和临时政府全体北迁。从此,中华民国时代,从形式上在中国成为现实。
开始踏上征程的中华民国,秉诚而论,袁世凯不是最初的设计者,也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但也不能把他说成是“胜利果实的篡夺者和唯一受惠者”。袁世凯以出色的政治天才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在当时避免了因清朝灭亡而可能带来的巨大分裂,促成了国家的统一,做出了当时别人所不能的巨大贡献。
早在1908年,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时,在回答记者中国“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袁世凯对于中国的未来政治道路已经成竹在胸,他表示:“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同时,他还清醒地说:“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批评得过于严厉和苛刻……”
长久以来,出于意识形态的近视和政治僵硬的脸谱化,仅仅认为袁世凯当国完全凭借阴谋、不道德行为以及简单的欺骗手段,这种看法根本站不住脚。他之所以能成为大总统,当时可称是“众望所归”,而且由“民选”产生(参议院选举产生),从政治形式上,几乎无可挑剔。
作为一步一步艰难往上爬的汉族庶族地主出身的、饱经历练的知识分子,袁世凯经受过近代军事、政治、经济的实际锻炼。特别在直隶总督任上,他已经显现出作为精英分子所具有的长远眼光,在北京周围地区基层施行了真正的政治改革。
可以断言,在几十年政治实用主义和权力追逐的过程中,袁世凯最初的本意,一定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东方民族国家,以便能够与西方抗衡。只不过,他所有的努力,最后皆被个人称帝的贪欲所烧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