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梳理清廷“立宪”运动的最终失败（二）

但是，清廷的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一直暗中抵制国会。依理，他原本是主张速开国会的袁世凯背后靠山，应该是国会的赞成派，他本人从一开始也从未对责任内阁表示过反对意见。奕劻当时之所以如此虚与委蛇，正是担心这样情形的发生：如果新的内阁组成，面对载沣派咄咄逼人的年轻亲贵势力，他没有把握能获得内阁总理大臣的职位。如果载沣派系人士把持责任内阁，原本由他掌握的军机处、政务处肯定会失去权柄。不仅如此，看到地方督抚们和立宪派强力主张国会与责任内阁并行，要求国会监督内阁，即使自己当上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也不愿意受人掣肘。

如此私心之下，这位庆亲王和他的私党自然竭力暗中抵制国会的召开和责任内阁的成立。

可能有人读至此处会生出疑问：谁都知道，庆亲王奕劻与袁世凯是一伙儿的，摄政王掌权后，为什么隆裕太后与载沣放逐了袁世凯，反而能容下奕劻呢？这，也牵涉到大历史之中的小事件，即那种足以牵扯历史走向的关键的、关涉私人情感的小事件：

原来，在慈禧临死前，曾召庆亲王奕劻商量光绪死后接班皇帝的问题。当时，这位王爷一看已经拟好的诏书，发现上面写着立溥仪为“大阿哥”，承继同治皇帝（慈禧亲儿子）的帝位。为此，奕劻恳请慈禧，建议在诏书上添加溥仪“兼祧皇帝（光绪帝）”，也就是说，要溥仪同时承继光绪帝的帝胤。奕劻哀求再三，慈禧才肯。这一点，对日后的隆裕太后意义重大。当时作为光绪皇后的隆裕太后，有了溥仪兼祧光绪帝的名号，她才能在溥仪为帝后自动拥有“太后”的尊号。封建时代，特别讲求名分。没有当时庆亲王奕劻在慈禧病床前力争，隆裕太后日后就不会那么容易地成为“皇太后”。所以，出于对庆亲王奕劻的感恩之情，隆裕太后一直不同意载沣扳倒庆亲王。

中国古代的政治常态就是一个“拖”字诀，各种政治势力角力，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以及顾及自身的利益和权力争衡，总会以一种特别模糊的不反对、不支持的模棱两可的状态传达自己的意图。各方在明争暗斗之余，也会附和相应，左右逢源，总把希望寄托于流逝的时间来最终见出分晓。

即使摄政王等年轻的满洲王公贵族比起先辈们更加“开明”，但权力的腐蚀力太巨大，为所欲为的特权太令人留恋，加上他们骨子里一贯的皇族傲慢，即使实行“立宪”，他们的最终目的无非是简单的、为保全觉罗家族的“富国强兵”而已，这些人非有深谋远虑，且从来没有考虑过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只是想以简单的政府机构改革来装饰门面、挨过政治危机，从来没有涉及过公民权利方面的考虑。

清政府的立宪，最深层的目的仍然是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合一。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依然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的当然垄断者。“立宪政治的精髓在于，一个集合体的权力存在于每个组成部分中，而不是仅仅存在于统治阶层。这种普遍的、内在的权力平衡，就是历史对中国政治提出的要求。”（美国孔飞力《封建、郡县、自治、立宪》，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版）

悲剧在于，晚清政坛没有高手能把宪政制度完美地嫁接在君主制度的枝干上，政府又遭受到连年对外战争失败后的权威危机，所以，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最终以惨败告终。

清政府长期以来，多次失信于民，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深深怀疑。稍有常识的人冷眼观瞧，都会发现清廷这种自上而下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改革”似乎只是觉罗皇族的私人事物。即使通过改革真的能够实现国富兵强，天子和满洲皇室的权力愈来愈强，最终得益的也只是上层极小部分人，他们和他们所构成的政府权力可能更加不受约束，个人自由势必会受到更加严重的损害。

此外，晚清社会的经济落后和市场经济的不发达，也是宪政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优良的经济环境，宪政改革和民主制度就缺乏坚固的社会基础。正如巴林顿·莫尔所言：“摆脱农业这种人类的主要社会活动，是民主获得成功的一大前提条件。必须打破土地贵族的政治霸权或对其加以改造，农民要面向市场进行农业生产，而不再局限于本人及领主的消费。”（《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

可叹的是，时间再不等人。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哪怕清政府的改革和宪政提前七八年，革命的势力还没有那样强大和具有渗透力，政府的权威在民众心中还相当深入，内部和外部的环境都不会像后来那样险恶，清廷不至于那样手忙脚乱、仓皇被动、不知所措地无头苍蝇一样进行朝令夕改的“改革”。

倘若清廷早些动手改革，即使套用日本明治维新那种中央集权式的程式，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

所有的假设都是假设。当权的清政府统治者的个人性格和能力，也决定了它噩运的到来只是或迟或早的事情。慈禧的身子在20世纪，脑子还属于旧时代，载沣看似强势实乃色厉内荏之辈，隆裕更是后宫懦疑妇人，这些人，那些事，清朝国运可想而知。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人对于概念的东西太过执着。西方和日本的立宪，是在成熟商业社会基础上各派力量长时间妥协的结果，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有非常厚重扎实的现实依托。而当时的国人对于这些都不是很了解，新政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要马上把人为设计的立宪“模式”变为现实，国人以为只要模式建立，中国会马上像日本那样一跃而成为国富民强的国家。

失去了立宪最后的机会，中国的改良运动很快就直接演变为暴力流血的革命。“这样一来，改革不只是推倒了阻碍大革命的重重障碍，更重要的是向人民表明怎样才能动手进行革命，因而，改革为大革命作了准备。”（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与日本更不相同的是，清王朝最大的症结还在于它本身不是单一民族国家，因为当时国家统治阶级的最高层，是昔日以征服者姿态进入中原大地的满族。满汉多年的积怨，在清末那个时代，忽然被革命者拉开了闸门，仇恨如洪水般暴泻而下。由此，社会向心力不复存在，政府改革的精力日趋分散，民族压力日益加大，中国完全缺少日本明治维新时代那种单一民族的大环境。

由于几千年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华夷之分概念深入人心，即使满族皇帝成为立宪后的“虚君”，革命者和广大汉族激进人士也尽力摒斥这个可能性。正如汪精卫所言：“如果变革失败，充分说明清政府的欺骗性；如果立宪成功，无非意味着汉人还要继续受满人的压迫和统治。所以，无论立宪成功与否，作为汉人都应该反对……”

同时，中国那个居心叵测的近邻日本，从甲午战争后就一直想方设法煽动中国国内满汉的民族矛盾，他们大肆整理有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清初屠城掠地的汉文历史文献，这些东西或真或假（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份十分可疑的《扬州十日记》），都被日本人和留学生转送回国内，成为声讨满人统治者历史罪恶的原始资料和激发满汉仇恨的最佳教科书。

内外鼓动之下，清帝国大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缝隙。

而且，走得过快的立宪运动，也使得满族高层统治阶级非常不适应。作为统治者，处于专制转向民主的大变革时代，尽管他们本人已经非常开明，非常优雅，但他们内心深处毕竟残存着特别强烈的惯性专制印痕和心理，加上摄政王团队的年轻和贵族化，一旦遇到突发事件，感到局势无法控制，处于自卫的本能，这些政治幼稚派很可能鲁莽地爆发出某种“勇气”，采取与先前截然相反的暴力手段去收拾局面。由此，他们就会忽然丧失掉原本具有的合法性，成为众矢之的。

回视清政府的改革，成效其实很可大书特书——1885年，全国的财政收入不过是七千多万两白银。到了1911年，全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三亿两白银，特别是商税一项，就超过了两亿两白银。

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甚至在禁烟方面，清政府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民情方面却走向反面，清廷的形象日益暴戾。慈禧死后的新时代，不仅没让百姓和知识阶级感到未来的希望，反而到处出现了这样的民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

腐朽但并不十分残暴的清王朝末期统治集团，等待它的只有那冥冥之中注定的、武昌新军中那一声枪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