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梳理清廷“立宪”运动的最终失败（一）

在五大臣回国之初的1906年（当时其实只回来四大臣，其中的李盛铎被任命为比利时大使），一同奏请立宪，几乎遭到了当权派的一致反对，其中尤以铁良最激烈，大学士孙家鼎、军机大臣荣庆也加入其中。

铁良当时任军机大臣，曾在日本考察过近一年时间。他认为，朝廷当务之急是练新军。只要有一支精壮军队，自然可以镇压国内任何反满风潮。由于他本人与端方、袁世凯的关系一直不睦，所以更特别阻挠立宪。

这两拨意见不和的人，在朝中剑拔弩张，争得很激烈。1906年8月的廷臣会议上，铁良和袁世凯争得面红耳赤，连慈禧本人也感到左右为难。双方都很会耍嘴皮子，讲的都有道理。一碗水，一时还真端不平。最后，老奸巨猾的慈禧惯于和稀泥，她既不主张立宪，也不马上否定立宪，只在9月1日宣布“仿行宪政”，拿国事过起家家来。

对此，端方等人还是看到了希望，他们提出要首先改革官制。改革官制，其实是在为立宪作准备。端方提出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各部尚书等组成内阁。依据这样的架构，内阁阁议后，大政上奏皇帝。皇帝的上谕，要经总理大臣及其他重要阁员副署，方才生效。

一如常态，一种新事物的出现，肯定会遭受强大的反对力量。在清末，立宪尤甚。不仅铁良等人死命反对，内阁学士文海、吏部主事胡思敬、御史赵炳麟纷纷上奏加以激烈反对，弹劾立宪之举是“窃外国之皮毛，纷更制度，惑乱天下人心”。

最要紧的是，军机大臣瞿鸿禨，表面上中立，暗中上密折，向慈禧进言，说端方、袁世凯等人鼓吹的内阁制，最后会削弱太后的权力。

听此言，慈禧悚然生出警惕。由此一来，不仅立宪没有立成，最后使得端方到外地去当两广总督。袁世凯也失宠，被明升暗降，军权基本拱手让与陆军部尚书铁良。其他几位支持立宪的官员，如载泽、善耆等人，均被投闲置散。

官场恶斗，一方的退却，绝不意味着善罢甘休。端方、袁世凯以及他们的老靠山庆亲王奕劻，最后把怒火都倾注在背后说坏话的瞿鸿禨身上。奕劻当时是军机处首席大臣，为人贪墨，瞿偏偏总示人以廉，更显衬出这位王爷的贪污程度。更重要的是，瞿鸿禨极其保守守旧，与新洋务派人士一直不和。他知道自己被庆亲王等人“惦记”，就努力在朝中寻找盟友，于是就和先前在庚子护驾“有功”的、现刚刚进京升任邮传部尚书的岑春煊结成一派，明里暗里，与端方、庆王、袁世凯等人死命较劲。

思来想去，为了解恨，端方、袁世凯等人让上海道台伪造了一张岑春煊与康有为的合照，递密件给慈禧。后者当然不懂相片合成的原理，见到照片后，恨从心中起，把手中茶杯摔个粉碎。要知道，对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乱党”，慈禧恨之入骨。

对此，日后岑春煊一直追恨不已：“深宫（的慈禧太后）不审其诈，既见摄影，俨然信之不疑，惊愕至于泪下……”

结果自不待言，本来深受太后宠信的岑春煊在邮传部尚书的位子上屁股还未坐热，就被外放为两广总督。他勉强出京，又想两广之地有利益可捞，稍感宽慰。仅仅过了两天，走到半道，他的两广总督职位又被下旨免掉。乍寒乍暖，着实让岑春煊郁闷。他当时根本想不到，上海照相馆的哪个师傅一盆洗印水，能害他到如此地步。

没多久，瞿鸿禨也被罢免，罪名是“暗通报馆、阴结外援、分布党羽”。原来，庆亲王奕劻暗中派人弹劾他，慈禧也察觉瞿鸿禨与岑春煊二人结派，还怀疑他曾把自己要罢免庆亲王的消息泄露给英国报纸。新老账一起算，懿旨一出，把老瞿逐出朝廷。

岑、瞿两名大员被罢，即清末名闻一时的“丁未政潮”。究其起因，源于端方、袁世凯等人的立宪主张。这种朝廷间的党争，最终损害的，不仅仅是官员之间的默契和和谐，还有共同事业的信任基础。

慈禧的政治驾驭手段，在她晚年已经臻于炉火纯青之境。罢免瞿鸿禨后，她当然不能坐视庆亲王奕劻在军机处独大，就派自己的外甥兼干女婿（载沣之妻是慈禧宠臣荣禄之女）、醇庆王载沣入职军机处，形成了新的派系牵制。然后，她下令把袁世凯和张之洞两个人一起内调为军机大臣。袁、张二人虽都属改革派，但他们之间也有矛盾。如此，满满牵制，汉汉掣肘，作为独裁者的慈禧，自可安坐高位。

令人想不到的是，张之洞、袁世凯二人，虽然有摩擦，在立宪大政上意见出奇一致。此二人入军机，反而使立宪之事得以顺利进行。

1907年8月，在端方等人请求下，清廷下令编纂《帝国宪法》。不久，颁发上谕，筹备资政院。到年底，又令各省筹议设立咨议局。

表面看上去，立宪之事大有眉目，一步一个脚印，渐行渐近。但人算不如天算，1908年岁末，光绪、慈禧二人两天内相继死去，老大帝国，至此风云突变。

慈禧死后的清中央政权，不仅没有呈现开明之态，由于摄政王载沣的年轻和缺乏权威，清廷的意识形态刚性丝毫没有减弱，反而日趋保守。

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当权派窝里斗之余，朝廷中的极端保守派出于自身的局限更是反对立宪等变法，并把变法比喻为秦之卫鞅、汉之王莽、宋之王安石。他们认为，一切立宪新政，都不是王朝的好事。

慈禧和光绪刚死，朝中大权，一时间皆落于摄政王载沣之手，而载泽、载涛、载洵、善耆、毓朗这些满族少壮派亲贵，纷纷聚拢在他身边，形成一个以载沣为“核心”的摄政王领导集团。这些人，当然要排斥奕劻、袁世凯、端方一系的实力派。

吠吠声中，袁世凯被参罢。张之洞病死后，端方也被罢免。端方被罢的理由，现在听上去很好笑——慈禧葬礼上，他允许天津一家照相馆前去照相；另外一个罪名，是他派人在墓地风水墙上架设电线照明。本来合情合理的事，被载沣等人派御史弹劾为“大不敬”及“贪横凡十罪”，罢掉了上任了半年多的直隶总督一职。庆亲王奕劻的官帽虽未被动，但已经被架空。

如此，立宪派树未倒，猢狲已散。清朝新洋务派们最后新政改革的努力，至此云灭烟消。

载沣上台后，对立宪之事关注之余，想的更多的是如何树立威权。他受德皇威廉的影响，派自己几个弟弟分别进入各个军事要害部门，并让铁良、毓朗等人四处活动，抓紧训练清一色由旗人组成的禁卫军。载沣这种做法非常天真，以为从此就可以“大清永固”。而少壮派中，从前积极倾向立宪的载泽等少数人，也忙于抓权弄柄，无暇他顾。

即使行事果断，但载沣时期的清廷高层权力结构，已经是非常脆弱和不稳定，远逊于慈禧掌权时期。王公亲贵，分门别派，各自收蓄猖狂青年，造谋生事，攮臂争权。大家乱哄哄为权柄费尽心机，载洵、毓朗成一党，载涛、良弼一党，肃亲王善耆一党，溥伦一党，隆裕太后一党，载泽一党，载沣福晋一党，“以上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茸阘无耻之徒，趋之若鹜，而庆邸（奕劻）别树一帜，又在七党之外”。（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摄政王载沣等人，并非简单如被教科书简化、今人想当然认为的那样，对君主立宪推三阻四。恰恰相反，载沣本人，反而是最着急立宪的王公之一。

日俄战争的结果，日本吞并朝鲜的忧患，家事国事天下事，使得他和两个弟弟载涛、载洵一直催促清廷的枢臣加快推出宪政时间表。特别是那位有海外考察经历的载涛，曾当众声言：“国会早开一日，则中国早治一日，士民得参政权，担任国责，上下一心，共谋进步，中国之危局可于是挽回！”

其他亲贵，包括毓朗、载泽、溥伦等人，也都是赞成国会的积极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