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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梳理清廷“立宪”运动的最终失败(一)
书名:梅毅说中国史——辛亥革命:启蒙、光荣与梦想作者名:梅毅本章字数:2852更新时间:2024-05-25 16:20:28
在五大臣回国之初的1906年(当时其实只回来四大臣,其中的李盛铎被任命为比利时大使),一同奏请立宪,几乎遭到了当权派的一致反对,其中尤以铁良最激烈,大学士孙家鼎、军机大臣荣庆也加入其中。
铁良当时任军机大臣,曾在日本考察过近一年时间。他认为,朝廷当务之急是练新军。只要有一支精壮军队,自然可以镇压国内任何反满风潮。由于他本人与端方、袁世凯的关系一直不睦,所以更特别阻挠立宪。
这两拨意见不和的人,在朝中剑拔弩张,争得很激烈。1906年8月的廷臣会议上,铁良和袁世凯争得面红耳赤,连慈禧本人也感到左右为难。双方都很会耍嘴皮子,讲的都有道理。一碗水,一时还真端不平。最后,老奸巨猾的慈禧惯于和稀泥,她既不主张立宪,也不马上否定立宪,只在9月1日宣布“仿行宪政”,拿国事过起家家来。
对此,端方等人还是看到了希望,他们提出要首先改革官制。改革官制,其实是在为立宪作准备。端方提出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各部尚书等组成内阁。依据这样的架构,内阁阁议后,大政上奏皇帝。皇帝的上谕,要经总理大臣及其他重要阁员副署,方才生效。
一如常态,一种新事物的出现,肯定会遭受强大的反对力量。在清末,立宪尤甚。不仅铁良等人死命反对,内阁学士文海、吏部主事胡思敬、御史赵炳麟纷纷上奏加以激烈反对,弹劾立宪之举是“窃外国之皮毛,纷更制度,惑乱天下人心”。
最要紧的是,军机大臣瞿鸿禨,表面上中立,暗中上密折,向慈禧进言,说端方、袁世凯等人鼓吹的内阁制,最后会削弱太后的权力。
听此言,慈禧悚然生出警惕。由此一来,不仅立宪没有立成,最后使得端方到外地去当两广总督。袁世凯也失宠,被明升暗降,军权基本拱手让与陆军部尚书铁良。其他几位支持立宪的官员,如载泽、善耆等人,均被投闲置散。
官场恶斗,一方的退却,绝不意味着善罢甘休。端方、袁世凯以及他们的老靠山庆亲王奕劻,最后把怒火都倾注在背后说坏话的瞿鸿禨身上。奕劻当时是军机处首席大臣,为人贪墨,瞿偏偏总示人以廉,更显衬出这位王爷的贪污程度。更重要的是,瞿鸿禨极其保守守旧,与新洋务派人士一直不和。他知道自己被庆亲王等人“惦记”,就努力在朝中寻找盟友,于是就和先前在庚子护驾“有功”的、现刚刚进京升任邮传部尚书的岑春煊结成一派,明里暗里,与端方、庆王、袁世凯等人死命较劲。
思来想去,为了解恨,端方、袁世凯等人让上海道台伪造了一张岑春煊与康有为的合照,递密件给慈禧。后者当然不懂相片合成的原理,见到照片后,恨从心中起,把手中茶杯摔个粉碎。要知道,对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乱党”,慈禧恨之入骨。
对此,日后岑春煊一直追恨不已:“深宫(的慈禧太后)不审其诈,既见摄影,俨然信之不疑,惊愕至于泪下……”
结果自不待言,本来深受太后宠信的岑春煊在邮传部尚书的位子上屁股还未坐热,就被外放为两广总督。他勉强出京,又想两广之地有利益可捞,稍感宽慰。仅仅过了两天,走到半道,他的两广总督职位又被下旨免掉。乍寒乍暖,着实让岑春煊郁闷。他当时根本想不到,上海照相馆的哪个师傅一盆洗印水,能害他到如此地步。
没多久,瞿鸿禨也被罢免,罪名是“暗通报馆、阴结外援、分布党羽”。原来,庆亲王奕劻暗中派人弹劾他,慈禧也察觉瞿鸿禨与岑春煊二人结派,还怀疑他曾把自己要罢免庆亲王的消息泄露给英国报纸。新老账一起算,懿旨一出,把老瞿逐出朝廷。
岑、瞿两名大员被罢,即清末名闻一时的“丁未政潮”。究其起因,源于端方、袁世凯等人的立宪主张。这种朝廷间的党争,最终损害的,不仅仅是官员之间的默契和和谐,还有共同事业的信任基础。
慈禧的政治驾驭手段,在她晚年已经臻于炉火纯青之境。罢免瞿鸿禨后,她当然不能坐视庆亲王奕劻在军机处独大,就派自己的外甥兼干女婿(载沣之妻是慈禧宠臣荣禄之女)、醇庆王载沣入职军机处,形成了新的派系牵制。然后,她下令把袁世凯和张之洞两个人一起内调为军机大臣。袁、张二人虽都属改革派,但他们之间也有矛盾。如此,满满牵制,汉汉掣肘,作为独裁者的慈禧,自可安坐高位。
令人想不到的是,张之洞、袁世凯二人,虽然有摩擦,在立宪大政上意见出奇一致。此二人入军机,反而使立宪之事得以顺利进行。
1907年8月,在端方等人请求下,清廷下令编纂《帝国宪法》。不久,颁发上谕,筹备资政院。到年底,又令各省筹议设立咨议局。
表面看上去,立宪之事大有眉目,一步一个脚印,渐行渐近。但人算不如天算,1908年岁末,光绪、慈禧二人两天内相继死去,老大帝国,至此风云突变。
慈禧死后的清中央政权,不仅没有呈现开明之态,由于摄政王载沣的年轻和缺乏权威,清廷的意识形态刚性丝毫没有减弱,反而日趋保守。
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当权派窝里斗之余,朝廷中的极端保守派出于自身的局限更是反对立宪等变法,并把变法比喻为秦之卫鞅、汉之王莽、宋之王安石。他们认为,一切立宪新政,都不是王朝的好事。
慈禧和光绪刚死,朝中大权,一时间皆落于摄政王载沣之手,而载泽、载涛、载洵、善耆、毓朗这些满族少壮派亲贵,纷纷聚拢在他身边,形成一个以载沣为“核心”的摄政王领导集团。这些人,当然要排斥奕劻、袁世凯、端方一系的实力派。
吠吠声中,袁世凯被参罢。张之洞病死后,端方也被罢免。端方被罢的理由,现在听上去很好笑——慈禧葬礼上,他允许天津一家照相馆前去照相;另外一个罪名,是他派人在墓地风水墙上架设电线照明。本来合情合理的事,被载沣等人派御史弹劾为“大不敬”及“贪横凡十罪”,罢掉了上任了半年多的直隶总督一职。庆亲王奕劻的官帽虽未被动,但已经被架空。
如此,立宪派树未倒,猢狲已散。清朝新洋务派们最后新政改革的努力,至此云灭烟消。
载沣上台后,对立宪之事关注之余,想的更多的是如何树立威权。他受德皇威廉的影响,派自己几个弟弟分别进入各个军事要害部门,并让铁良、毓朗等人四处活动,抓紧训练清一色由旗人组成的禁卫军。载沣这种做法非常天真,以为从此就可以“大清永固”。而少壮派中,从前积极倾向立宪的载泽等少数人,也忙于抓权弄柄,无暇他顾。
即使行事果断,但载沣时期的清廷高层权力结构,已经是非常脆弱和不稳定,远逊于慈禧掌权时期。王公亲贵,分门别派,各自收蓄猖狂青年,造谋生事,攮臂争权。大家乱哄哄为权柄费尽心机,载洵、毓朗成一党,载涛、良弼一党,肃亲王善耆一党,溥伦一党,隆裕太后一党,载泽一党,载沣福晋一党,“以上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茸阘无耻之徒,趋之若鹜,而庆邸(奕劻)别树一帜,又在七党之外”。(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摄政王载沣等人,并非简单如被教科书简化、今人想当然认为的那样,对君主立宪推三阻四。恰恰相反,载沣本人,反而是最着急立宪的王公之一。
日俄战争的结果,日本吞并朝鲜的忧患,家事国事天下事,使得他和两个弟弟载涛、载洵一直催促清廷的枢臣加快推出宪政时间表。特别是那位有海外考察经历的载涛,曾当众声言:“国会早开一日,则中国早治一日,士民得参政权,担任国责,上下一心,共谋进步,中国之危局可于是挽回!”
其他亲贵,包括毓朗、载泽、溥伦等人,也都是赞成国会的积极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