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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咨议局、督抚们在“立宪”中的角色
书名:梅毅说中国史——辛亥革命:启蒙、光荣与梦想作者名:梅毅本章字数:4914更新时间:2024-05-25 16:20:27
清末的咨议局,全称“直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各省推举议员代表,加上部分资政院议员,组成这种类似临时议会的地方机构。
咨议局形成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的高潮期间,虽然不算是政党,但其中人物多是开明绅士,所起作用十分巨大。咨议局的产生,源于晚清地方自治运动的展开,而自治浪潮,则不折不扣是预备立宪的产物。
“自治”这个概念,最早由黄遵宪从日本引入中国。日后,康梁对此都大力鼓吹。1908年底,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清末的地方自治最初分为两级,城镇乡级自治为下级自治,限五年内成立;府厅州县级自治为上级自治,限七年内成立。地方自治的内容包括文教、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涉及公众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具有一定的财政权力。
在清末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地方自治只能采取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来达成,并且受到国家行政的控制。当时国内人民的民主素质确实很低,那时的集权化与自治,也并非是水火不容的矛盾体。作为宪政制度关键的组成部分,地方自治可以弥补官治的不足,它原本的目的乃是巩固清朝的统治基础。
当然,清廷作为专制政体,一直希望自己的权力延伸到国内每个角落,对地方实行强有力的、无微不至的控制。清政府允许地方自治,也透露着这样一个信息:半是无奈,半是觉得自治可能对自己的统治有利。最后的结果告诉我们,地方自治机构不仅对清廷没有产生小骂大帮忙的支持,最终还成为了清政府的挑战,成为与政府相对立、相竞争的一股力量。
在地方自治之前,清政府的统治能力只能达到县级水平,中国广大的基层社会,一直处于乡绅的影响下。通过有序的、全国范围内的地方自治运动,中国的基层社会也被纳入政府的控制网络中,无形之中,中央政府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延伸到了基层社会,拓宽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普及度。由于百姓对于政府的认同感得以加深,清末的政治体系其实得到了深刻的促进,成为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的一个前期演练。
在民族危机和现代化思潮的激发下,地方乡绅阶层政治意识浓厚,他们积极投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为了争取改革的支持力量,减低地方人民对政府的敌意和压力,清廷在推动地方自治的基础上,接连开办咨议局和资政院,以此作为省级和国家议院的模本。在这项措施刺激下,民间参政意识大大膨胀,而自恃有新学撑腰的地方士绅咄咄逼人,逐步膨胀,日益成为与官权相抗的势力,反而最终迫使清廷堵塞了政治的参与渠道。清政府的政治控制能力确实低下,但士绅权力的过度强大,也绝非大一统国家之福。
1910年8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转年5月,又召开第二次会议。特别是第二次会议,联合会明白表示反对皇族内阁,同情保路运动,所以影响最大。可见,地方自治的发展,已经对专制权力产生了显见的制约。
咨议局联合会之所以能成立,原因在于民选议员们要求全国范围的联合,推动朝廷宪政改革。至此,清政府不愿意再做让步,他们罔顾民意,一再拒绝早开国会,只以大半为“钦定”的资政院来敷衍。这个资政院,并不具备国会职能,连它的议长也是朝廷任命,而非经选举产生。
不顾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清廷在拖延的同时,在1910年12月至1911年1月间对立宪派第四次请愿活动展现强硬态度,下狠手镇压奉天、直隶等地的学生请愿活动。当然,清政府的镇压还没到打死人的地步,但他们对这种民间的和平请愿活动竭力压制,甚至把天津一个女学堂的校长押往新疆谴戍(劳改)。
当时,清朝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形势:英国人在汉口开枪杀人,进占云南片马地区;俄国人提出新的不平等条款,武力威胁;清政府即将向英、法、德、美四国大举借债,监督和管理这些事情,急需有人负责;广州将军孚琦被革命党人温史才刺杀后,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全国震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清廷不思自悔振奋,反而提出两大不得人心的举措:第一,组建“皇族内阁”;第二,宣布将原来绅民集股兴办的铁路收归“国有”。
由此一来,咨议局的第二次大会尤为重要。咨议局联合会共召开二十多次会议,代表本地咨议局以及商团,希望清廷尽快立宪,撤销皇族内阁,改善不良政治现状。同时,联合会发布报告书,认定当时清廷所要施行的币制政策、兴业政策、铁路国有政策等,均是“亡国政策”。这些有识之士,向清廷强烈呼吁,不要断绝人民最后的希望。
清廷对此不予理会,反而发布“上谕”,斥责议员们“嚣张生事”,“黜陟百司系君上之权”,并严斥他们“议论渐近嚣张”,威胁他们不得“率行干请”。
悲愤失望之余,各省议员散去。这些人回到地方后,心态大变,一改昔日为立宪奔走呼号以避免革命之所为,掀唇鼓舌,大谈人心思变,内心中无时无刻不准备着清政府的垮台。态度一直温和的梁启超,甚至在《论对内与对外》一文中愤言:“有恶政府在上,日日窃鬻权力以予外人……夫国民苟非先戮力对内以去此恶政府,则此等事固日出不穷,防之不胜防也!”
那个一直内外讨好的张謇,本来与政府关系十分亲密。待他得知皇族内阁的名单后,也悻悻然地表示:“均任亲贵,非祖制也。(此辈)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见《啬翁自钉年谱·辛亥年》)
刊登于《大公报》的《三次国会请愿之感言》也慨叹:“立宪之虚伪,国会未必有开设之一日,势将人人丧气,人人灰心。民疑其上,一变其沸热之真诚而为冷淡之态度。革命党且得利用其时机相为鼓煽,则各省不逞之徒因是蠢动,而大局立见其危殆!”
作为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如此激进,清廷显然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在三次请愿活动中,参加人数近八十万人,这种大规模的群众集合和游行在当时的中国属于“史无前例”,起到了真正的民主教育作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权威。
由于清廷没有及时发展出各种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参政议政的程序和技术,就不能使民众参与政治的过程制度化,最终使得它在朝野上下陷入空前的孤立。
除各省咨议局的议员以外,各省督抚也逐渐对清廷丧失了信心。
1910年,是不平静的一年。当时,国内的立宪派在北京发起过三次请愿活动,恳求清廷立即召开国会,皆被拒绝。清廷的借口是:国民开化程度不足,“九年预备立宪”的期限不可随意更改。
到了立宪派第三次请愿的时候,各省督抚都看不下去,联衔奏请,希望清廷立即组织责任内阁。看到这么多督抚大员站到了立宪派一边,清廷不得不做出微小让步,对外宣称把预备立宪由九年缩短为三年。
1910年10月25日,湖广总督瑞澂、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粤督袁树勋、滇督李红羲、黑抚周树模、晋抚丁宝铨、苏抚程德全、湘抚杨文鼎、黔抚庞鸿书以及伊犁将军广福等人,联名致电军机处,要求清廷组织责任内阁,并申请转年召开国会。
当时,立宪派见有各省督抚支持,热情更加高昂,认定清廷一定会答应所求。
时为“太上皇”的摄政王载沣,自以为乾纲独揽,根本不愿向国人“示弱”。在做出了有限的缩短立宪预备期的姿态后,他发布“上谕”,只提组织“内阁”的事情,全然不理会督抚们所请求的“责任内阁”之事。
在“上谕”中,载沣笔锋一转,指斥各地督抚在当地没有把宪政筹备工作做好,力加申斥。最后,“上谕”明白表示:“此经缩短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这样一来,朝廷就不再给督抚们留有商议的余地。
捧读如此“上谕”,各地满汉督抚们由失望而气愤,由尽职而“疏忽”,对清廷产生出绝望情绪。许多督抚纷纷请辞,惹得清廷大加恼火,下旨训斥。由庆亲王奕劻把持的军机处就拟上谕,痛责督抚们:“各省督抚,责任尤重……更当淬厉精神,妥速筹办,勿再有名无实,空言搪塞……如或因循误事,粉饰邀功,定即严惩,不少宽假!”(《宣统政纪》第28卷)
摄政王载沣上台以来,一直拙劣地效仿德国帝室加强中央集权。即使是搞立宪,目的也是要加强皇权。
慈禧掌枢机几十年,老谋深算。1906年,她借官制改革,以老辣手腕使得袁世凯被迫交出北洋四镇的权力,让他尽辞兼职,并且把袁世凯和张之洞这两个地方汉族大员“上调”北京,拔去了地方督抚中的两大柱石,欲图从整体上削弱地方的势力和影响。即便如此,她也深知清朝内轻外重之势形成已久,不可轻撼,并不敢轻易动摇作为封疆大吏的地方督抚们的权限。载沣尚年轻,上来就和督抚们过不去。他抓军权,抢财权,最后连各省的人事权也收归中央,大寒地方“诸侯”之心。
时任湖广总督的瑞澂当时就非常气愤,他上奏反对说:“如督抚事事受成于部臣,并节制调遣之权,亦暂归消灭,是部臣得统一之虚名,而地方受无穷实祸……督抚若无军事实权,即将无从担负疆臣责任!”
在削夺地方大员权力实行中央集权的同时,清廷百上加斤,加重了地方督抚的责任,一切坏事物都往他们头上推,让大员们无所适从之余,怨气满胸。应该客观地说,督抚们明里暗里对抗中央的初衷,绝对不是想拥兵自重和为了他们一己的私利,大部分人还是想拥有更多的权限以有效治理自己的辖区。
日俄战争的结果,更使得包括各地督抚在内的“有识之士”对立宪强国达到了几乎迷信的程度。清廷逆势而为,大加遏阻,最终使得这些人尽数对清高层灰心。日后,武昌起义枪声响起,各地一倡百应。清廷那些握兵有钱的大员们,绝大多数骑墙观望,有人甚至很快就表示脱离清廷。他们的袖手旁观,客观上加速了清王朝的覆亡。
确实,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近代化运动的深入,国内的士绅阶层和清廷地方大员们,都很想跟随世界潮流。立宪派主要要求尽速召开国会,地方督抚着重点在于实现责任内阁,他们的出发点都是想帮助清廷建立起一个能安上全下、统筹大局、效率显著的中央政府,初衷都是挽救国家危亡。
但是,平民阶层的立宪派与官僚出身的立宪派矛盾重重,官僚立宪派与贵族立宪派同床异梦,平民阶层的立宪派与贵族立宪派后来更是势如水火。他们之间的内部矛盾,极大消耗了本来可以同心同德的改革基本力量,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清政府权威的丧失,加上清廷对于突发性大型群众事件缺乏复杂的、理性的处理方式,只知道简单的暴力镇压,最后使自己成为绝对的孤家寡人。
当然,还有一个以往研究者忽略的因素,那就是,摄政王载沣的皇族少壮派班底和新晋汉族文武大臣,他们的目的并非是反对立宪新政,致命的是,他们缺少能驾驭庞大帝国的权威和政治资本、政治资历。政治核心的摇动,是对帝国基础最致命的打击。
纵观世界各国从封建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转折,从上层发起的近代化运动,非常具有普遍意义,比如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和亚历山大二世的解放农奴举措,德国的统一,意大利的统一,土耳其与埃及的改革,等等,都是由上而下的成功范例。
清末的中上阶层,如果能从切身利益出发,顺应生产方式的改变,渐行渐近,有可能实现不流血的革命。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米拉尔德1908年11月22日所写的《后慈禧时代的清国政局》一文,可以见出,不仅是国人,包括当时的外国人,在政治新时代开始的时候确实都对摄政王载沣表示了极大的期望:
由醇亲王担任摄政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在帝国历史上还是头一次。醇亲王是个年轻人,他成长的时代正处于现代思想火花立足于东方世界之际。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西方世界,其心智和视野,并没有因为紫禁城的城墙而受到限制。因此,他可以做到其他大清国统治者所没有做到的事情,即立足于现代观点,以透视的目光,从与其他世界强国的对比中来认识自己的国家。
其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封闭性、排异性、僵硬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当权者,与某个统治者个人的年纪关联不大。长久以来,特别是清政治高压下中国社会人群形成的唯上的奴性,使得臣属性的意识形态成为当然。特别是关系到有关国体的政治改革,人们的思维惯性不是民主社会的妥协,而是泾渭分明的“胜王败寇”,根本没有双赢的概念可言。所以,西方宪政到中国,在晚清社会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发育土壤,儒家的纲常名教学说伸缩性被严重地限制住,成为意识形态改革的痼疾。
可见,当时大势之下,历史中的群体和个人,包括摄政王载沣,包括清朝高层的王亲贵戚,即使他们有明智的观念头脑,即使他们有高雅的素养,即使他们顺势而为,还是都会消融在虚无之中。
传统文化的僵化和本土文化最坚牢的自以为是,形成了巨大的文化抵抗。无论是铁路国有问题还是立宪问题,争论双方互相拉锯,互相感情用事,最终造成两败俱伤、零和博弈的不可挽回的结局。
在这样的复杂条件下,摄政王缺乏权威的软弱班底雪上加霜,使得原本希图国家富强的改革,最终却朝着政治纷争的危机悬崖方向滑落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