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对满汉矛盾的夸大和利用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革命者的目的，是使政治两极化，因此他试图把政治问题简单化、戏剧化，并加以合并，从而使‘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之间阵线分明。革命者力图加深裂痕……革命者在动员新的政治伙伴的时候很少有顾忌。”此语，道破了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心机。

而亨廷顿所讲，清末最大的投机家杨度在当时已经说得明明白白：“‘革命排满’四字，在社会上可以成为无理由之宗教！”

在清末革命鼓动家中，最热衷于宣扬满汉矛盾的，非光复会的章炳麟（章太炎）莫属。这位深晓儒家华夷之辩的巨儒，继承王夫之、吕留良、曾静等人的思想衣钵，大肆宣讲“驱除异族”的理论。类似章太炎的这些启蒙大师，身着广襟大袖，口述先哲睿语，参演了中国近现代史推翻清帝制的离奇大戏。

清末本来的政治革命，由此就在民族革命的幌子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相比于欧洲的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自是有其与众不同之处。欧洲革命，大致分为两种：一是17世纪、18世纪的英、法类型革命，一是19世纪的普鲁士类型革命。前者是新旧更迭的革命，后者是妥协的革命。而中国的革命者，艰苦卓绝之中，有着先天的革命优势，那就是浓厚排满色彩的民族革命旗帜，已经漫天飘扬。

戊戌变法和自立军起事失败后，改良派分化加剧，革命的砝码大增。“勤王”不成，尤思革命。特别是国外留学生中，“有知识者，知满汉利害关系，全然相反，欲求自存，非先除去满人不可。由是满汉种族之问题渐生，而排满风潮起矣”。（陶成章《浙案纪略》）

1901年，在东京创办的《国民报》大倡革命排满。此后四年间，国外出版的排满革命刊物多达三十多种，并随之涌现了许多以排满为宗旨的革命团体；在国内，以1902年创刊的《湖北学生界》和湖南《游学译编》为肇始，继之有《浙江潮》《江苏》等杂志，无不鼓吹排满反满。特别是1903年邹容在上海出版的《革命军》，更是直抒胸怀：“诛杀满洲人所主之皇帝，使不复有专制君主！”

“苏报案”后，国内反满思想犹如决堤之水，一发不可收拾——《黄帝魂》《女子世界》《觉民》《中国白话报》《国民日日报》等，纷纷现于市面。这些报章文字泼辣，绝无忌讳，汪洋恣肆地开始了排满扬汉的宣传鼓动。

于是乎，《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岳飞传》（《湖北学术界》）、《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浙江潮》）、《为民族流血史可法传》（《江苏》第四期）以及《中国民族主义大豪杰冉闵传》（《江苏》第十一、十二合期），皇汉思想，开始勃然而兴。特别是对两晋时期颁发《杀胡令》的汉族大将冉闵大张旗鼓的宣传，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当是时也，排满兴汉的呐喊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最能表现极端愤慨情绪的，当属吴樾“手持三尺剑，割尽满人头”的高吟。

喧嚣声中，也有理智的声音。蔡元培1903年在《苏报》的《释仇满》中认为，满族血统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文字也已为汉语、汉字所淘汰，满洲人这一名词，只不过是政略上占有特权的一种记号罢了。所以，他认为，“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他声称，“苟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决无杀尽满人之必要”。“昔日种族之见，宜若为之消释。而仇满之论，反炽于前日者，以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而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也。”

同盟会的理论先锋汪精卫，也逐渐从排满、仇满的层次上提升，清晰意识到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并行不悖：“今之政府，异族专制政府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专制，则不可不为政治革命。徒驱除异族而已，则犹明（朝）之灭元（朝），于政界不生变革也。若徒欲颠覆专制而已，则异族一日不去，专制政府一日不倒。故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岂惟并行不悖，实则相依为命者也！”他还分析说：“汉人之所排满者，以其覆我中国，攘我主权也，非谓国家之内不许（其）他民族存在。排满不已，更进而排蒙、排回、排藏也。况汉人非惟无排斥蒙、回、藏之心，且将实行平等制度。”

也就是说，在中华多民族国家，青年汪精卫只反对“一族（满族）居主人之地位，而他族悉为之奴隶”的不平等民族关系。他多次表示，在推翻清政府后，应该宣扬以汉族人民为首，对各族人民进行精神上的中华民族“同化”，所有这些，也是孙中山“国族主义”的理论根源。如此理论，放之至今，依旧广具先进性和极大的理性。其普世意义，没有因时代的递嬗和个人的蹉跌而有丝毫的褪色。

一直以排满为己任的陈天华，在其《绝命书》中，也这样道出了他的心声：“满洲民族，许为同等之国民。以现世之文明，断无有仇杀之事，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

即使是那位一直咬牙切齿喊“民族复仇”的章太炎，曾经也十分“冷静”过：“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之所以要一举摧毁清统治，正因为它是几十年来对帝国列强俯首听命的统治工具。

辛亥革命枪声即将响起的前夜，在日本的同盟会员、湖南人刘揆一，甚至提出了“联满革命”的主张：

使汉人、满人而各知爱国家、爱种族也，则是现今之君主政治，无论其为专制，为立宪，皆不足以救危亡，即无论其为满人，为汉人，皆当排去之者也；且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知非建立共和政府，满汉种族之意见终不能融洽也，吾恐汉人虽不革命，满人犹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矣。（刘揆一散发的传单《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

如此真知灼见，在晚清革命排满的大背景下，皆退隐在排满复仇的呐喊呼啸和喧嚣声中。满清和满洲这两个词语，都成为当时中国人民心中罪恶的渊薮。

面临列强的宰割和欺凌，中国又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可以充当人民内部联系纽带的共同信念，革命者只能从古色苍然的华夏民族主义寻找能激沸热血的共同情感，激起对列强及其清代理人的同仇敌忾。

在那些时代特色鲜明的宣传语中，人们更多的是被如下话语鼓动得热血沸腾：

日本以“太阳”得名，中国人以“天汉”立称。信哉！星球世界，非我汉人不能抚而有也！（章太炎《汉帜》发刊序）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迷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极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革命军》）

诸君诸君，认定宗旨，整刷精神，除暴君，驱异族，破坏逆胡专制的政府，建设皇汉共和国的国家……民权主义万岁！民族主义万岁！中国万岁！（柳亚子《民权主义！民族主义》

满清觉罗之入关也，屠洗我人民，淫掠我妇女，食践我毛土，断送我江山，变易我服色，驻防我行动，监督我文字，括削我财产，干涉我言权，惨杀我志士，谬定我宪法，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我国民虽包容彼族，其如日日防我家贼何！我四万万之民族日益削，彼五百万之膻种日益横……夫中国者，中国之中国，非满洲之中国也！……革命哉！革命哉！真今日我族存亡之一大关键哉！（铁郎《论各省宜速响应革命军》）

…………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民族主义的呼声如此甚嚣尘上，汉民族主宰中国命运的诉求如此强烈，但辛亥革命枪声响起后，满汉两个民族并没有在这个千万平方公里的大竞技场上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

以推翻清统治为宗旨的国内战争，不仅没有使得其中一个民族消亡，反而使得“五族共和”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先前悬挂龙旗的旗杆上。革命发生后，武昌城内只有数百旗在民乱中被杀，杀戮行为很快被阻止。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满汉民族仇杀并没有发生。只有两个例子比较特殊，一是哥老会控制下的陕西西安发生过“秦陇复汉军”对负隅顽抗的满洲军民集体屠戮事件，一是福州将军朴寿和满人文楷组织“杀汉党”抵拒而导致的驻防八旗被杀事件。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最早由梁启超提出：“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

而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概念，实际上是包含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概念。最早从国家层面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词语的，乃是袁世凯努力想把蒙古保留在中国国土之内的民国初建之时。在《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中，他正式使用“中华民族”来涵盖当时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

清政府在清末对于传播中华民族属于汉族的这个民族定义非常警醒，一直在他们所掌握的《中央大同日报》上不断宣称清立国以来一直奉行“五族大同”，并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第三天忧心如焚地发布上谕表示：“至于持种族革命之说者，意在离间满汉，激成仇衅，祸变相寻，必使大局糜烂而后快其私心。”

从历史的经验看，辛亥革命后即使发生了武昌杀害满人满官的小概率事件，当时在国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对于革命党激进派所宣传的以汉族为本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并未感到恐惧或者担忧。

从部落民族、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中国从清末开始，逐步克服了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危机，实现了从传统文化民族到近代政治民族的转型。只有到了政治民族这一步，才能从家国同构的简单思想中挣脱出来，把君权神授观点转化为国家主权意识，从天下一统的观念改为领土完整意识，从臣民服从转化为公民平等。

成熟的政治民族的飞跃，在于民族国家的崭新认识，不再以部落民族的血缘地域认同以及文化民族的文化认同当成基本要素，而是着重于主权意识、公民意识、万国平等的概念。如此，当人们以理性主义为指针，以中央集权的领土国家为基础，从狭隘的单一民族主义突围而出，中华国家才得以真正形成。

在满汉民族矛盾其实并不尖锐的晚清，梳理了上述脉络之后，我们可能逐渐清晰地梳理出为什么革命党会以民族为借口发生大规模的革命，也可能由此洞悉：为什么上层统治集团（特别是各省督府和咨议局人士）会借助大众这样的民族狂热，掀起一场不可遏制的推翻帝制的运动。

对于革命的发生，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一席话道出其端倪：

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并非总是因为人民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人民最初对暴虐的统治保持沉默，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这种统治的不合理之处；但是，当暴虐统治的压力一旦减少的时候，他们就会猛力推翻这种统治。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比它之前的政府制度有所改善。经验证明，对于一个坏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到来时……人民起初耐心忍受一些邪恶，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他们认为有可能消除这些邪恶，邪恶就会变得是不可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