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国如何从体制上泯平满汉畛域

走进晚清，我们可以尝试从中寻找满汉矛盾层层叠叠的发展脉络。

戊戌年间，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就直言上书，请将宗室以外的满蒙各旗人民编入民籍，直归地方官管辖。他还请求允许满汉通婚，任许旗民自谋衣食，允许旗民转徙居地。

本来，光绪帝已同意计划，准许八旗计口授田，取消了旗人的许多特权。但是，随着戊戌变法的迅速失败，一切皆不得施行。

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中国社会愤懑情绪暴涨。汉人对满人所拥有的特权尤其憎恨。1903年，经张之洞力请，慈禧已经同意将军、都统等昔日满人专任的职位，可由汉人充任。而且，她还下懿旨，表示朝廷对驻防旗人犯罪的处置，也与汉人等同。时至彼时，清廷深知，光靠镇压和政权暴力，根本不能消解矛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政府有限度的政治改革和让步。

对此，大臣端方出洋后的《请平满汉畛域密折》讲得最恰肯：“……举行满汉一家之实，而定国本……欲绝内讧之根株，惟有使诸族相忘，混成一体……（近来）不逞之徒（指革命党），竟敢乘此时机，造为满汉异族权力不均之说，恣其鼓簧，思以渎皇室之尊严，偿叛逆之异志。加以多数少年（人），识短气盛，既刺激于时局，忧愤失度。（他们）复偶涉西史，见百年来欧洲二三国之革命事业，误认今世文明，谓皆由革命来，不审利害，惟尚感情……”

面对此种情况，端方审时度势，认为泯平满汉畛域势在必行。“今日杜绝乱源，唯有解散乱党；欲解散乱党，则唯有政治上寻以新希望，而于种族上杜其所借口。”

对于清强硬派以军事手段大力镇压的主张，端方大不以为然：革命党人大多居于国外，鞭长莫及，皆年少气盛之徒。一味镇压，只能反而增加革命党的力量。而国内的革命党，隐藏多多，诛不胜诛。“多戮一人，则彼辈多一煽动之口实，一逆党戮而百逆党生。”

1907年7月6日，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刺杀后，清廷上层更加着慌，加快了立宪的步伐，平泯满汉畛域的力度更大。7月10日，慈禧下旨，表示要官员们立刻上奏全行化除满汉畛域的方法。

早在1902年2月1日，慈禧已经下旨准许满汉通婚。满汉官员纷纷带头联婚，比如袁世凯与端方结为亲家，庆亲王奕劻与山东巡抚孙宝琦结为亲家，等等。

化除满汉畛域最主要的内容，主要还是取消旗人特权，任官不分满汉，司法同一。至辛亥革命前，清廷推行任官不分满汉的举措，施行最力。以东三省为例，当时总督、巡抚、民政使、道员等三十六人中，只有总督赵尔巽（汉军正蓝旗）和两个副都统是旗人，其余均为汉人。

1909年，清廷还下令，官员不论满汉，一律丁忧三年。先前丁忧制度，只对汉人，实际上是对汉官的一种限制。

至于旗民编入民籍和旗民生计问题，进展维艰。因为，生计问题不解决，旗民还需要政府花巨款养活。如果按照清廷购田分给旗民的政策，计口授田，仅京旗一项，就要一亿两白银。但是，如此巨款，哪里去找？被削特权后，旗民不满，汉人更不满——购田授旗，钱从何出？肯定要削剥汉人。另有一种权宜之计，即挑选精壮旗丁，编入新军或选为警察。这些人在军中或警察队伍中，不似汉人易受革命党影响，又能解决其生计，似乎一举两得。但新军只是募兵制，非为昔日八旗那种世袭的兵制，所以成效并不大。

清廷泯除满汉矛盾的许多举措，最终更致猜疑。出于当时“别有用心”的激进革命派的激煽，清政府所有关于满汉关系的改革，都会被认为是“包藏祸心”的举措。

取消旗制以及取消旗兵驻防，最后要停发钱粮。“宁可无了有，不可有了无”。清政府的这种措施最难定夺，弄不好旗人因怨而起，会导致清廷后院起火。因此，清廷一直拖拖拉拉没有真正施行。直到清朝灭亡，除东三省以外，其他任何一省的旗人驻防也没有取消，大批旗人仍没有被编入民籍。

由于八旗子弟二百多年来一直处于“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状态，游手好闲之风深入骨髓。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旗人仍是政府一大心病，不少旗人依靠救济为生。

无论如何，从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消除满汉畛域的改革，在清末各省进行得还算有起色，而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则无甚改观。改革前与改革后，在军机大臣与各部尚书中，还是满人人数占优。到了1911年，所谓的“责任内阁”中，有满族九人，汉人仅四人，其中皇族竟占五人，故被时人讥为“皇族内阁”。

清朝灭亡前夜的满汉矛盾，一般学者都把目光聚集在摄政王载沣对袁世凯的排挤上，把这个案例渲染为“满汉矛盾”的集中表现。

其实未必！载沣在握权之始，就把袁世凯赶走，让人顿觉是满族少壮亲贵排斥汉人高官。仔细思之，爬梳历史，觉得其中大有蹊跷。

袁世凯最大的靠山，乃庆亲王奕劻，他才是真正的正牌直系皇亲。同时，旗人端方与袁世凯是亲家，而与端方并列入“旗人三才子”的那桐，更是袁世凯心腹。军机大臣世续，又和袁世凯拜过把子。这些人的关系，都可谓满中有汉、汉中有满，为此，就很难说载沣搞袁世凯是专门冲着他“汉人”的身份。

反观给载沣撑台面的，往往不乏汉人，比如盛宣怀、唐绍仪、梁士诒以及几个专门“咬人”的汉人御史，他们无不受摄政王极力拉拢架抬。他们身为汉人，攻击起袁世凯来，似乎都更有深仇大恨，不遗余力。

而且，观载沣短期所为，排袁之举，绝称不上是“排汉”。他把袁世凯的“同志”端方的两江总督帽子摘去，给汉人张人骏戴上；把端方从直隶总督拉下来后，补上去的是汉人陈夔龙。如此两大重要官职，免满上汉，总不能把此举说成是“排汉”。

在载沣摄政期间，被免掉的四个总督大员，除袁树勋以外，端方、升允、锡良三人，都是满人。地方以及军队中，少壮皇族派为了在袁世凯北洋系统中掺沙子，在军队系统引进了不少日本士官生出身的年轻军官，而那些人，也大多为汉人。种种实际情况表明，摄政王载沣广受指摘的宣统年间“排汉”，根本站不住脚。如此，可以发现，清末上层统治集团的斗争，不能简单冠以“满汉之争”。实际上，多是载沣为首的少壮亲贵派与庆亲王奕劻的亲贵元老派以及袁世凯、端方为首的新洋务派之间的争斗。

嘉道以来，统治阶级上层的满汉矛盾其实已经大大减弱，到1864年时，清朝十个总督中，旗人仅占两席，其余八个位置都是汉人的。至于十五个巡抚大员，清一色的都是汉人，没有一个满人。1910年第三次国会大请愿运动中，十九个地方督抚、都统、将军联衔会奏，满蒙官员有七人参加。第二次联衔会奏时，也有六个满蒙官员加入签名，反而是汉人大臣张人骏和陈夔龙对立宪表示反对态度。而各省督抚联电请立开国会的努力过程中，也是满人瑞澂、载涛和锡良最为积极主动。以至于当时就有人讲：“满人非尽恶也，有革命思想谋社会进步者，固不乏人，不可因其满人而一网打尽；汉人非尽良也，助纣为虐，为桀作犬者，今日之当道者皆是也，不可因其汉人而置之不问。”（署名为“民”所作《申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

所以，简单的满汉矛盾之说，完全无法解释当时当地清政府高层的政治立场。

作为文化不发达民族的满洲，经过近三百年的同化，其实已经完全被汉文化这种进步的、高级的文明所吸纳，在文化上取得了“净收益”。但是，很可惜，虽然有时候“民族”和“国家”两个概念可以互换，但民族毕竟不是国家，一个少数人统治的民族，想建立使得“民族国家”能够延续下去的长治久安，在汉民族主义勃兴的20世纪初，更是近于天方夜谭。

当然，如果当时多数国人能够做到某种“集体的健忘”去认同重新创造出来的某种共享的文明意识，即能强调“中华民族”的同一性而不是满人、汉人、蒙人的差异性，很有可能“革命”就不会发生。

对于晚清时期京城的满汉关系，曾经久做京官的汉族士人何刚德在他的笔记《春明梦录》中，有着非常真实的记载：

满人在京，可分三等。一则一二品大员，年高位尊，各自持重；礼节周旋，一味和蔼。虽有闹意见者，间或以冷语侵人，而绝无乖戾之态。平心而论，（满人）较汉人尚多平易近情。一则卿寺堂官，及出色司员，（满人）稍有才干便不免意气自矜，然一涉文墨，未有不甘心退让者。至寻常交际，酒肉征遂，若遇有汉人在座，（满人）转不免稍涉拘谨。一则平常司官、笔帖式，个个乡愿，无争无忤而已。窃揣满人心意，亦知（他们）平常占尽便宜，人才又不能与汉人较，故见汉人颇讲礼让。而汉人之在京者大半客居，但见其可交可亲，转有视若地主之意。此余在京十九年，饮食周旋，所日相接触者，固历历在目也……

咸光以来，满人对于满人，上有肃顺、光绪，下有端方等人，也大多持蔑视轻视之意。反而对于汉人士大夫，一直深加礼敬，大起大用。这种情势的发生，当然与太平天国的崛起有着深刻的关联。但不可否认的是，满洲官吏在清朝中早期那种骄横跋扈，自咸丰以后已经少而又罕。

对于清末满汉矛盾所引起的政治纷争，作为新洋务派官员的满族大员端方等人一直忧心忡忡。和许多温和的改良派人士一样，他们多年来一直都很想竭尽所能去调和矛盾，希望在大清朝实现不流血的立宪。这些人具有非常善良的初衷：在八国联军侵华后难得的喘息时刻，在同仇敌忾的大氛围下，一边深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改革，一边提倡满汉一体、实行满汉通婚，进而使得诸族界限“浑然相忘”成为现实，中国社会一定会实现“不流血的革命”和真正的进步。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端方这些人从容改革的机会。清末的内忧外患，致使被压抑多年的满汉矛盾被人为地提升，忽然加剧。武昌一声枪响，革命，摧毁了一切温情脉脉的温和改良意愿。

尔后，所有的事情似乎都要从破坏开始，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即将展开另外一个崭新的、冗长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