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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国如何从体制上泯平满汉畛域
书名:梅毅说中国史——辛亥革命:启蒙、光荣与梦想作者名:梅毅本章字数:3726更新时间:2024-05-25 16:20:23
走进晚清,我们可以尝试从中寻找满汉矛盾层层叠叠的发展脉络。
戊戌年间,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就直言上书,请将宗室以外的满蒙各旗人民编入民籍,直归地方官管辖。他还请求允许满汉通婚,任许旗民自谋衣食,允许旗民转徙居地。
本来,光绪帝已同意计划,准许八旗计口授田,取消了旗人的许多特权。但是,随着戊戌变法的迅速失败,一切皆不得施行。
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中国社会愤懑情绪暴涨。汉人对满人所拥有的特权尤其憎恨。1903年,经张之洞力请,慈禧已经同意将军、都统等昔日满人专任的职位,可由汉人充任。而且,她还下懿旨,表示朝廷对驻防旗人犯罪的处置,也与汉人等同。时至彼时,清廷深知,光靠镇压和政权暴力,根本不能消解矛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政府有限度的政治改革和让步。
对此,大臣端方出洋后的《请平满汉畛域密折》讲得最恰肯:“……举行满汉一家之实,而定国本……欲绝内讧之根株,惟有使诸族相忘,混成一体……(近来)不逞之徒(指革命党),竟敢乘此时机,造为满汉异族权力不均之说,恣其鼓簧,思以渎皇室之尊严,偿叛逆之异志。加以多数少年(人),识短气盛,既刺激于时局,忧愤失度。(他们)复偶涉西史,见百年来欧洲二三国之革命事业,误认今世文明,谓皆由革命来,不审利害,惟尚感情……”
面对此种情况,端方审时度势,认为泯平满汉畛域势在必行。“今日杜绝乱源,唯有解散乱党;欲解散乱党,则唯有政治上寻以新希望,而于种族上杜其所借口。”
对于清强硬派以军事手段大力镇压的主张,端方大不以为然:革命党人大多居于国外,鞭长莫及,皆年少气盛之徒。一味镇压,只能反而增加革命党的力量。而国内的革命党,隐藏多多,诛不胜诛。“多戮一人,则彼辈多一煽动之口实,一逆党戮而百逆党生。”
1907年7月6日,安徽巡抚恩铭被徐锡麟刺杀后,清廷上层更加着慌,加快了立宪的步伐,平泯满汉畛域的力度更大。7月10日,慈禧下旨,表示要官员们立刻上奏全行化除满汉畛域的方法。
早在1902年2月1日,慈禧已经下旨准许满汉通婚。满汉官员纷纷带头联婚,比如袁世凯与端方结为亲家,庆亲王奕劻与山东巡抚孙宝琦结为亲家,等等。
化除满汉畛域最主要的内容,主要还是取消旗人特权,任官不分满汉,司法同一。至辛亥革命前,清廷推行任官不分满汉的举措,施行最力。以东三省为例,当时总督、巡抚、民政使、道员等三十六人中,只有总督赵尔巽(汉军正蓝旗)和两个副都统是旗人,其余均为汉人。
1909年,清廷还下令,官员不论满汉,一律丁忧三年。先前丁忧制度,只对汉人,实际上是对汉官的一种限制。
至于旗民编入民籍和旗民生计问题,进展维艰。因为,生计问题不解决,旗民还需要政府花巨款养活。如果按照清廷购田分给旗民的政策,计口授田,仅京旗一项,就要一亿两白银。但是,如此巨款,哪里去找?被削特权后,旗民不满,汉人更不满——购田授旗,钱从何出?肯定要削剥汉人。另有一种权宜之计,即挑选精壮旗丁,编入新军或选为警察。这些人在军中或警察队伍中,不似汉人易受革命党影响,又能解决其生计,似乎一举两得。但新军只是募兵制,非为昔日八旗那种世袭的兵制,所以成效并不大。
清廷泯除满汉矛盾的许多举措,最终更致猜疑。出于当时“别有用心”的激进革命派的激煽,清政府所有关于满汉关系的改革,都会被认为是“包藏祸心”的举措。
取消旗制以及取消旗兵驻防,最后要停发钱粮。“宁可无了有,不可有了无”。清政府的这种措施最难定夺,弄不好旗人因怨而起,会导致清廷后院起火。因此,清廷一直拖拖拉拉没有真正施行。直到清朝灭亡,除东三省以外,其他任何一省的旗人驻防也没有取消,大批旗人仍没有被编入民籍。
由于八旗子弟二百多年来一直处于“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状态,游手好闲之风深入骨髓。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旗人仍是政府一大心病,不少旗人依靠救济为生。
无论如何,从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消除满汉畛域的改革,在清末各省进行得还算有起色,而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则无甚改观。改革前与改革后,在军机大臣与各部尚书中,还是满人人数占优。到了1911年,所谓的“责任内阁”中,有满族九人,汉人仅四人,其中皇族竟占五人,故被时人讥为“皇族内阁”。
清朝灭亡前夜的满汉矛盾,一般学者都把目光聚集在摄政王载沣对袁世凯的排挤上,把这个案例渲染为“满汉矛盾”的集中表现。
其实未必!载沣在握权之始,就把袁世凯赶走,让人顿觉是满族少壮亲贵排斥汉人高官。仔细思之,爬梳历史,觉得其中大有蹊跷。
袁世凯最大的靠山,乃庆亲王奕劻,他才是真正的正牌直系皇亲。同时,旗人端方与袁世凯是亲家,而与端方并列入“旗人三才子”的那桐,更是袁世凯心腹。军机大臣世续,又和袁世凯拜过把子。这些人的关系,都可谓满中有汉、汉中有满,为此,就很难说载沣搞袁世凯是专门冲着他“汉人”的身份。
反观给载沣撑台面的,往往不乏汉人,比如盛宣怀、唐绍仪、梁士诒以及几个专门“咬人”的汉人御史,他们无不受摄政王极力拉拢架抬。他们身为汉人,攻击起袁世凯来,似乎都更有深仇大恨,不遗余力。
而且,观载沣短期所为,排袁之举,绝称不上是“排汉”。他把袁世凯的“同志”端方的两江总督帽子摘去,给汉人张人骏戴上;把端方从直隶总督拉下来后,补上去的是汉人陈夔龙。如此两大重要官职,免满上汉,总不能把此举说成是“排汉”。
在载沣摄政期间,被免掉的四个总督大员,除袁树勋以外,端方、升允、锡良三人,都是满人。地方以及军队中,少壮皇族派为了在袁世凯北洋系统中掺沙子,在军队系统引进了不少日本士官生出身的年轻军官,而那些人,也大多为汉人。种种实际情况表明,摄政王载沣广受指摘的宣统年间“排汉”,根本站不住脚。如此,可以发现,清末上层统治集团的斗争,不能简单冠以“满汉之争”。实际上,多是载沣为首的少壮亲贵派与庆亲王奕劻的亲贵元老派以及袁世凯、端方为首的新洋务派之间的争斗。
嘉道以来,统治阶级上层的满汉矛盾其实已经大大减弱,到1864年时,清朝十个总督中,旗人仅占两席,其余八个位置都是汉人的。至于十五个巡抚大员,清一色的都是汉人,没有一个满人。1910年第三次国会大请愿运动中,十九个地方督抚、都统、将军联衔会奏,满蒙官员有七人参加。第二次联衔会奏时,也有六个满蒙官员加入签名,反而是汉人大臣张人骏和陈夔龙对立宪表示反对态度。而各省督抚联电请立开国会的努力过程中,也是满人瑞澂、载涛和锡良最为积极主动。以至于当时就有人讲:“满人非尽恶也,有革命思想谋社会进步者,固不乏人,不可因其满人而一网打尽;汉人非尽良也,助纣为虐,为桀作犬者,今日之当道者皆是也,不可因其汉人而置之不问。”(署名为“民”所作《申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
所以,简单的满汉矛盾之说,完全无法解释当时当地清政府高层的政治立场。
作为文化不发达民族的满洲,经过近三百年的同化,其实已经完全被汉文化这种进步的、高级的文明所吸纳,在文化上取得了“净收益”。但是,很可惜,虽然有时候“民族”和“国家”两个概念可以互换,但民族毕竟不是国家,一个少数人统治的民族,想建立使得“民族国家”能够延续下去的长治久安,在汉民族主义勃兴的20世纪初,更是近于天方夜谭。
当然,如果当时多数国人能够做到某种“集体的健忘”去认同重新创造出来的某种共享的文明意识,即能强调“中华民族”的同一性而不是满人、汉人、蒙人的差异性,很有可能“革命”就不会发生。
对于晚清时期京城的满汉关系,曾经久做京官的汉族士人何刚德在他的笔记《春明梦录》中,有着非常真实的记载:
满人在京,可分三等。一则一二品大员,年高位尊,各自持重;礼节周旋,一味和蔼。虽有闹意见者,间或以冷语侵人,而绝无乖戾之态。平心而论,(满人)较汉人尚多平易近情。一则卿寺堂官,及出色司员,(满人)稍有才干便不免意气自矜,然一涉文墨,未有不甘心退让者。至寻常交际,酒肉征遂,若遇有汉人在座,(满人)转不免稍涉拘谨。一则平常司官、笔帖式,个个乡愿,无争无忤而已。窃揣满人心意,亦知(他们)平常占尽便宜,人才又不能与汉人较,故见汉人颇讲礼让。而汉人之在京者大半客居,但见其可交可亲,转有视若地主之意。此余在京十九年,饮食周旋,所日相接触者,固历历在目也……
咸光以来,满人对于满人,上有肃顺、光绪,下有端方等人,也大多持蔑视轻视之意。反而对于汉人士大夫,一直深加礼敬,大起大用。这种情势的发生,当然与太平天国的崛起有着深刻的关联。但不可否认的是,满洲官吏在清朝中早期那种骄横跋扈,自咸丰以后已经少而又罕。
对于清末满汉矛盾所引起的政治纷争,作为新洋务派官员的满族大员端方等人一直忧心忡忡。和许多温和的改良派人士一样,他们多年来一直都很想竭尽所能去调和矛盾,希望在大清朝实现不流血的立宪。这些人具有非常善良的初衷:在八国联军侵华后难得的喘息时刻,在同仇敌忾的大氛围下,一边深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改革,一边提倡满汉一体、实行满汉通婚,进而使得诸族界限“浑然相忘”成为现实,中国社会一定会实现“不流血的革命”和真正的进步。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端方这些人从容改革的机会。清末的内忧外患,致使被压抑多年的满汉矛盾被人为地提升,忽然加剧。武昌一声枪响,革命,摧毁了一切温情脉脉的温和改良意愿。
尔后,所有的事情似乎都要从破坏开始,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即将展开另外一个崭新的、冗长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