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甸甸的历史回忆

在辛亥革命发生后一份署名“铁郎”的《论各省宜速响应革命军》文章中，有如下极具煽动性的文字：

满清觉罗之入关也，屠洗我人民，淫掠我妇女，食践我毛土，断送我江山，变易我服色，驻防我行动，监督我文字，括削我财产，干涉我言权，惨杀我志士，谬定我宪法，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我国民虽包容彼族，其如日日防我家贼何！我四万万之民族日益削，彼五百万之膻种日益横……夫中国者，中国之中国，非满洲之中国也！……

在此之前，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反满、排满意识，已经风生水起，一发不可遏制。拒俄运动中，身处上海租界的张继，就已经发出过如下论述：

如以主权归异族为亡国，则中国之亡，已二百六十年矣。满洲游牧，有何高出于白人者？不愿白人之来分割我、支配我，而甘为满洲之奴隶，其汉人恃以不亡之道乎？

署名“怀畺”的革命者在《复报》第五期如此说：

彼诸申贱族，人口不过五百万有奇耳，无文化，无学术，无道德，无思想。当其未入关以前，榛榛狉狉，只恃畜牧为唯一生涯，与深山之猺獞奚择。彼种之沉灭，曾何足重轻。而吾汉族，则固煌煌然四百兆华胄也，户口百倍，文化万倍，历史之价值，民族之荣光，更高不知其几千万级……

与此论相呼应，革命大腕章太炎说得更明白：“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稍轻。”

由此，戊戌变法后的“忠君”意念，一变而成为旨在革命的排满风潮。

也就是说，在历史记忆沉淀中，当时真实的满汉关系完全失去了粉饰多年的温情脉脉，满族人群成为众恶所归，成为众矢之的。于是，早已经扔入历史深洞中的词语，重新被捡拾出来——“犬羊”“东胡”“逆胡”“膻虏”“建虏”“索虏”“鞑虏”等，沉渣泛起，鸦片战争后被满汉士大夫专指西洋列强的“夷虏”字眼，忽然间都堆砌在满人统治者身上……

其实，满汉矛盾，从始至终，一直是清朝统治者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

清朝乃马上立国，女真基因的满洲军事集团横暴异常，他们靠抢靠骑兵靠杀人建立起强权政治。这些从山海关外奔驰呼啸而来的“野蛮人”，开国之初，就创设了不少民族歧视政策，且一直延续至清末：

第一，官职分满汉。同职官称，满官大于汉官。重要衔职，汉人不能染指；第二，对待满汉采取不同的法律。满汉发生纠纷，偏向满人；第三，满汉不准通婚（不准旗女嫁汉人，默认汉女嫁旗人）；第四，满人不从事生产，只可做职业军人，他们的生活全由政府包办。

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民族歧视政策，自清初到清中叶，由于清王朝的军事实力强大，“盛世”呼声高，国内的所有满汉人民，似乎对这些“不公正”皆习以为常，没多少人跳出来去“重视”这个问题。

其实，在清统治的所有时间段内，反满和排满一直没有停止过。朝堂之上，清廷确实有着不少汉人的高级合作者：陈名夏，谭泰，李光地，汤斌，徐乾学，高士奇，等等；但在民间，一直以“夷夏之防”为主张的知识分子，与那些“顺臣”相比，更是不绝如缕，薪火相传。在他们“春秋大义”的感召下，民间各种武装结社和会党活动非常活跃，仇满排满的思潮暗流涌动，与清朝相始终，从来没有停歇过，其中尤以天地会“反清复明”宗旨最为直接明白。

为了与之针锋相对，清大兴“文字狱”。在扑灭反满宣传的同时，他们对各种会党反抗也不遗余力地加以血腥、残酷镇压。以文字狱为例，清政府从顺治五年的毛重倬的“刻制艺序案”开始，到乾隆五十三年的贺世盛“笃国策案”为止，大狱繁兴，多达八十多起，牵连人众，穷究极治。

一直到19世纪初，清廷才稍稍放缓文字狱的究治。随着文字狱的放松，知识分子参与的会党活动也趋入低潮，其标志是嘉庆年间江西的胡秉耀等人奉朱毛俚起事的最终失败。在狱中，胡秉耀曾给清朝江西巡抚阮元写了几首诗，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反满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能解春秋有几人，漫将刘备作黄巾。”

树欲静而风不止。没过多久，白莲教暴动开始了新一轮排满反清的历程，而鸦片战争后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檄文满天飞——“胡奴”“鞑狗”字眼遍布人目，特别是杨秀清的《奉天讨胡檄》，脍炙人口之余，一泻汉人二百多年的沉郁悲怆之气。即便如此，由于白莲教、太平天国政治视野狭窄，他们反满色彩并非十分浓厚，且再不提及“反清复明”的古老口号。

清末十年间，满汉矛盾愈演愈烈，甚至达到“太平天国”起事以来的最高点。革命党人煽动起义，最能激起人们热血的，就是拿满汉矛盾当大题目来加以发挥。

如果仔细翻检辛亥革命的历史资料，通篇累牍，入目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排满”！无论是兴中会誓词还是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四字，皆显眼地列为首项，耀人眼目。

值得我们叹息沉吟的是，作为近三百年来政治支配者的满族人群，在儒家文化如此具有超强同化“腐蚀力”的中国，竟然一直“融而未化”，这确实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满人入关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文化方面讲，汉族的传统儒家文化已经逐渐成为了满族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转变，非常非常充分，因为中国文化那种绝对的、不可抗拒的魅力，任哪个草原民族都无法抵御。而作为一个种族的满洲人群，它的历史性格，不是人种、族群那样简单，更重要的是他们文化内心的演变过程。

我们有理由相信，满族真正“民族意识”自觉的形成，不是辽地铁马彻地来的17世纪40年代，而是“排满运动”如火如荼的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

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满洲并没有鲜明的自身民族文化认同。1635年，皇太极改“诸申”（女真）为“满洲”，只是模糊地表达了一个新兴政权合法性意念，因为“女真”这一概念，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后金统治地区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出于简单的“汉化”理论，学者们往往从汉文典籍中梳理出这样一个脉络——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其实，上述词语的历史连续性很值得商榷。

八旗制度是维系初期后金（清）的一个根本基础，它先于“满洲”的概念存在。这个军事征服集团中，不仅仅包括女真人，还包括汉人、蒙古人。不仅八旗满洲中有大量的汉人、蒙古人，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军中也包括满洲人。可见，当时的后金（清）是个没有共同文化传承和血缘关系的军事共同体。

我们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如此广袤国家，统治的要素不仅仅是民族意义上的统治，更不可或缺的是文化上的要素。所以，作为东亚大地上最强权的国家，清政府从汉人那里汲取了儒家的治世经验和官僚统治技能，从藏人那里得到了“佛”的超自然权力，从蒙古人那里承继了“黄金帝国”的世袭，从八旗满洲获取了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军事驾驭能力，并且从周遭的安南、朝鲜、琉球等小国那里获取了“中央帝国”的宗主权力。

有了上述种种权力和能力，满洲自然具有了种族认同的优越感。但是，真正满洲种族在意识形态上面的构建，开始于乾隆时代。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乾隆这个最具满洲统治意识心态的皇帝，在清朝中后期却在汉人自欺欺人的笔记和传奇中被描述为是汉人的血胤（即使到了金庸，武侠小说也没有忘却这种“童话”）。

民族和种族的构建，驱动力是统治者的政治、文化以及心理需要。在甲申年血腥入关后，作为军事征服者的满洲人进入了汉人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散居各地的“驻防”行动，阻隔了满洲人的联系，不仅宗教、语言的纽带松脱，他们的生活和文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仅几十年，八旗勇悍的共同人格已经消失殆尽，以至于到了吴三桂叛乱的年代，清政府所依靠的武装力量，已经不再是他们入关的先辈所倚恃的八旗军，而是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军。不仅如此，他们赖以炫耀的与众不同的独特身份，也逐渐黯淡下来。

有鉴于此，处心积虑的乾隆帝开始了大清帝国的基础加固工程。为了加强满洲人的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他从纂修满洲世谱入手，竭力推动文臣们钩沉早期女真在东北的发展史，大修八旗宗谱（《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对满洲追源溯流，从血统方面强化满汉的差别，特别要把“首崇满洲”的理念进一步深化，以证明满洲族群卓尔不群的独特和尊贵。

乾隆这种努力，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的忧患——在中国这样一个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维护高度集权化的帝制，必须依赖一种强有力的权力表述系统，必须强调统治人群（满洲）的血统高贵和独一无二的特性，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统治秩序的各项基本因素。

当一个事物被意识到的时候，它肯定已经发生了。

大清皇帝这种行动说明，在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刻，他已经感到了满洲文化的式微，所以才亡羊补牢式地对族群开始一种追述回忆般的叙述构建。

满洲作为统治阶层，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并未把汉人对他们的文化同化看成是一场噩梦。但他们民族身份的内心复活，却在晚清压力下突然变得鲜明起来。

这种对满洲族群身份认同的忧虑，早在皇太极时代，便已经开始。遥想当初，皇太极在松锦大战中一举击破明军十多万，依当代人的心态，他该马上问鼎中原，策马直驱。其实则不然。当时虽获大胜，皇太极仍旧非常想与明朝讲和。长久以来，明清（后金）之间，对和议最积极的，不是崇祯皇帝，而是东北的满洲。努尔哈赤时代不讲，小酋长刚刚得志，得地掳人日多，很想过过安稳日子与大明交好，只要中原王朝从经济上给自己好处，偃戈息兵绝非天方夜谭；自皇太极登位后，亦坚持如是观点。

松锦大胜后，明廷派人来接触，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就这样讲：“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亦曾一统，今安在哉！”

这些话，无一不实。

清入中原后，官方羽翼下的御用文人无不增饰描绘清太祖、清太宗“梦一中原”的雄才大略，其实皆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遥想1642年刚刚歼灭十余万明朝精兵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于他而言，沈阳东辽之地的取得，原非世有，已经让人喜出望外，拥有如此一片广阔大地，足可为国。而他的那句“大金亦曾一统，今安在哉！”，更是发人深省！

从族群维护的角度讲，皇太极的初衷才是真正的雄才大略。这位满洲帝君的直觉告诉他，如入中原大地，女真人历史和传统必定会全然消泯。

确实，天下事皆福祸相倚，日后清问鼎中原，虽吸收金、辽灭亡的不少历史经验，在汉化同时诸帝总是强调要稳守“传统”，但结果不过是延长国祚而已，事实上的女真民族（满洲），基本上成为了历史的陈迹。

族群和种族的性质，无非是通过一种独特的文化血缘关系以及对“共同经历”的历史记忆，来表示他们自身的不可改变和不可同化。乾隆帝的努力，当时并没有真正激发起满洲人群的民族自觉意识，特别是下层旗民，大多沉浸于歌舞升平的浑浑噩噩中。

满洲族群的自我身份觉醒，确实带有悲剧性的血腥色彩。时至晚清，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造反汉人震耳欲聋的“排满兴汉”的吼声，忽然惊醒了他们。满洲祖先的光荣征服历史，和平年代的被遗忘、被抛弃和边缘化，政治上的衰落，经济上的困窘，以及在十余个省份内太平军对占领地内旗人身份识别后不分男女老幼的集体屠戮，终于唤醒了满洲作为一个种族的集体觉醒和集体潜意识。

所以，与其说满族是个历史实体，不如说它是清末政治作用下快速凝结而成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个在压力下忽然觉醒的联合体。

可悲的是，这些早已丧失精神家园和历史家园的、完全被汉文化浸染同化的族群，却不得不通过自我身份的膨胀来寻找那些已经永远逝去的东西。历史的强力，终于在很暧昧的时代开了一个苦涩的、黑色的玩笑：满族的民族认同，其实是失去精神家园后彷徨无依的民族认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