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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刻意夸大的鸿沟
书名:梅毅说中国史——辛亥革命:启蒙、光荣与梦想作者名:梅毅本章字数:2493更新时间:2024-05-25 16:20:22
倍然激化的清末满汉矛盾
创刊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纽约时报》,在晚清那个时间段,曾经对中国进行了大篇幅报道。虽然其中不乏当时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偏见,但它也饶有兴趣地从特殊角度和美国人的特有视角,对清统治下的中国和中国人进行了第一时间的感性化、真实化勾勒。其中,美国记者在1876年2月20日对国人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们从清国人那麻木、呆板的面孔上看不到任何的想象力。他们的面容,从未闪现出丝毫幻想的灵光。他们并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没有创造性。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
汉民族的这种特性,就好像是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他们)实在不应该是这样啊!
这段话最后的那句感慨,非常非常重要。
确实,具有数千年灿烂历史文化的汉民族,本来是个广富活力的和无限创造力的民族。一切的悲剧,都源自明朝覆亡的那一刻。
明朝一代,总体上讲,除了朱棣“靖难”篡位内战以及最后十几年内外交困大战的两个时期外,明朝二百多年间的对外武装冲突和境内离叛都不算严重,持续时间也不长。从“大局”上观察,明帝国大多时间段内,社会处于稳定和平稳发展之中。明朝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积极有效,对内政令推行顺利,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对文化传统极具总结性。
但是,明帝国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如果放置于当时世界意义的大舞台上观察,就难免显得逊色。特别是在火器制作、天文地理、历法运算等自然科学领域,大明王朝因中央帝国故步自封的意识,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15世纪和16世纪的全球,处于世界性的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当郑和的辉煌远航被当作滥费国帑而遭故意尘封之后,中国人的冒险意识和进取精神,逐渐皆为泱泱大国心态和科举场屋钻营所遮蔽。放纵享乐的低俗欲望,取代了原先勃勃拓展的高尚萌动。
成熟文明的崩溃,并非在于社会与个人陷于纵欲状态下的麻木不仁。而且,所谓的王朝宿命周期性,也仅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暗喻。明朝的灭亡,同样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渐进过程。但它在僵卧不动的边缘没有坚持太久,突然袭来的内部崩坍和满洲外力,刹那间结束了明朝在旧时代的踽踽独行。
农民战争的巨大消耗与满族令人瞠目结舌的突然崛起,终于在极短时间内把大明王朝推入了历史的鸿沟之中。一种长期平稳发展的文明,终于陷入充满暴力与血腥的末世。这个并不十分邪恶的“旧时代”,被白山黑水之间的屠龙骑士们最终用刀剑刻上了句号。
值得注意的是,大明帝国灭亡前,连一个让人喘息的回光返照时期都未曾享受过,但它也未经历过五代十国那样长久的“末世”期。清统治者汲取了蒙古统治者的失败教训,在使用短暂而骇人的血海恫吓之后,他们手持儒家传统的幌子,开始了对庞大帝国处心积虑的经营。可悲的是,大明王朝的文明之火,并未被移置于一种更为广大的空间,清政府那种毫无新意的平移置换,使中原王朝迈上了一种看似辉煌实则是原地踏步的停滞之途。古老的中华文明,并未在改朝换代与“异质文化”碰撞下得到类似两晋五胡时代的凤凰涅槃,而是陷于一种清统治者有计划、有目的精神圈囿的窒息氛围之中。
清朝这种“柔性”的、极具权术手段的精神摧残,看似黏合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地理与文化间的裂痕,究其实也,于汉民族而言,这种处心积虑的摧灭和压抑,对中华核心价值的腐蚀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衰退的可怕性,甚至超过无数个“扬州十日”。
万马齐喑中,在无尽的统治高压之下,汉民族性格同趋而下,日益变得消沉、靡顿和繁琐。昔日天真率直、奋发有为、极富文明创造力的人民,日益成为柔懦和忍耐的“顺民”。
明王朝丧钟响起之后,中国在“满洲化”的适应过程中,其实步入了一种浑噩而长久的假寐期。令人泫然悲哀的是,明亡之后,经过近三百年时间的轮回,继之而来的,是命中注定更严重的分裂和混乱,而后,就是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到19世纪中晚期,昔日威名赫赫的中央帝国臣民,在手持刺刀和新式武器的外国士兵眼中,竟成了荒诞可笑的脑后拖着猪尾巴小辫的“土著”。
可悲的是,清龙旗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被扯下之后,时光又过了快一个世纪,中国人心中的“辫子”,仍然还顽固地拖在脑后……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对于公平与分配政策有着深刻、清晰的见解。他认为,公平报酬和公平差距的衡量原则问题,肯定是后工业社会中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之一。他还进一步解释说,随着社会中人群收入差距的缩小,随着“民主”的普及和日益明确,人们对平等的期望会快速增加,而且会更加迫切地进行比较且得出更加令人反感的、难以忍受的结论,也就是说,“人们受的苦可能减少了,但他们的敏感度却提高了,这种现象,现在通称为‘托克维尔效应’”。
什么是“托克维尔效应”呢?
作为《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巨著的作者,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对“革命”有着他独到的、耐人寻味的表述。他认为,革命的起因,并不在于一个国家人民的长期贫困,反而,革命是发生在他们的生活条件随着经济增长获得大幅度改善之后。法国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大革命发生前,法国社会那种史无前例的、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反而最终引起了民众一种普遍的不安定情绪。因为人民的满足感,主要源于他们对社会未来福利水平的预期。
所以,托克维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一个残酷政权的桎梏紧紧束缚时,人民对自由的憧憬非常渺茫;但一俟这种桎梏产生松脱,大众会忽然对于自己身上的残存枷锁过分敏感,觉得它们根本无法忍受!
根据常人有限的“常识”,我们一般都会觉得经济增长和政治开明是件好事,因为这两种因素可以提高民众的满意程度,使得社会日趋安定。由此推之,长期的贫困和专制,一定会引发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
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冷酷的事实往往与简单美好的推断背道而驰。美国历史研究者亨廷顿在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总结道:在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政治暴力冲突频发的地点不是穷困地区,而是在那些经济发达的省邦;数据和历史事实也表明,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前,恰恰是那些发展最快的地区,人民的不满情绪最激烈。
这种历史的吊诡,在清末的满汉民族矛盾中,也特别鲜明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