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地逢生最后狂

雉河集失陷，张乐行死，但张宗禹、任化邦等人均得以突围逃走。

张宗禹等人窜入湖北，转安徽，四处游闯。然后，有数部散捻合军，大家一起进入山东。

苗沛霖因怨恨清廷裁撤其军队，忽然造反，最终被僧格林沁在蒙城消灭，其本人被杀，宗族被夷。解决苗沛霖部后，僧格林沁再下西阳集，基本平灭了淮北的捻军。

由于天京方面被围日久，洪秀全多次下旨调西北太平军回援。1864年2月，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人迅速往回奔，在湖北、河南拢集了不少捻军余部，共同作战，与围追堵截的清军死拼。忙活大半年，他们回援天京目的未达到。

行至霍山，忽然有十几万太平军、捻军在不少将领带头下向僧格林沁等清将投降。

见事不可为，扶王陈得才在安徽霍山只能自杀来寻解脱。至此，西北太平军画上了句号。

赖文光跑脱后，召集捻军、太平军残部，重组“新捻军”。名义上赖文光成为新捻军的领导人物，但由于他是太平军出身，捻军旧部并不十分听从他的指挥。

“新捻军”此后又辉煌了一阵，但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主要以奔驰游走和马队的机动性制胜，在河南、山东、江苏等地流行驰骋。

1865年3月，疲于奔命总想毕其功于一役的僧格林沁在山东高楼寨中了埋伏，新捻军围歼了僧格林沁的数千名骑兵。赫赫大名的僧王，逃跑途中受伤坠马，被捻军一个娃娃兵剁死在田埂上。

僧格林沁之死，于清廷而言是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从此之后，满蒙贵族中再无什么人可以独当一面，清廷只能依赖汉臣势力。

僧王死后，清廷派曾国藩来对付捻军。此时的曾国藩，德高望重，威名赫赫，但他昔日手下的二十多万湘军尽被裁撤（为了韬光养晦，是他自己主动要求裁撤的），手下可用的只有数千子弟兵。其余的，除李鸿章的淮勇外，皆是旗色不等的杂牌军。

眼看捻军各部东驰西奔在安徽、河南、山东等地窜扰，曾国藩精疲力竭下，只得采用“聚兵防河”计划，即以“河墙战法”来困围捻军。不久，曾国藩防河计划失败，清军的沙河、贾鲁河防线相继被捻军突破，最终曾国藩灰溜溜而去。清廷转派李鸿章专门剿捻。

曾国藩晚年的威名，除“天津教案”外，栽跟头最大的就是剿捻的失败。

突围过河后，捻军内部矛盾又起。昔日的太平军部与捻军不和，互相争强斗势。为了避免火拼，赖文光、任化邦等人留在中原地区，史称“东捻军”；张宗禹率部向西北进发，想联合当地造反的回民一起谋救重起，史称“西捻军”。

东捻军数万人自河南中牟出发，突入山东，准备进入运河以东地区抢粮。由于清军有备，进攻受挫，东捻军只得趋至河南商丘。他们打归德不下，复想去陕西与西捻军会合。清军处处堵截。

跑来跑去，东捻军在同冶六年年底进入湖北。赖文光本来想进入湖北抢粮休整，再从宜昌杀入四川，然后以天府之地为中心，逐步四扩，把势力延及湖北、云南、贵州、陕西，最终与西北的西捻军和造反的回民遥相呼应，重整太平天国。

但这种意图，清廷方面早有察觉。左宗棠等人密切注视东捻军和西捻军的动向，随时加以防范。

由于马队前行需要一定的地利条件，东捻军后来取消入陕计划，最终被迫进入胶东地区。事实证明，跑入这种地方，处处兜绕，长久而疲，虽然取得一些胜果，但东捻军在窄狭的地区根本不能发挥所长。

同治七年1月6日，连败之下，仓皇逃跑的赖文光率残部在从仙女镇跑入扬州东北的运河边上时被清军前堵后截，人马死伤大半，最后他也受伤被俘。

这位太平天国的遵王在生命最后关头异常冷静，他在供述中语气慷慨，没有任何求饶乞命的说辞（清朝文吏似乎没有对他的供述做任何“加工”）。他的供述中只是稍有美化“李宫保”之句一二，并自揽责任，表示张宗禹往西北是出于己命。

由于李鸿章怕递解北京途中捻部余众会劫人，便下令把赖文光在扬州凌迟，时为1868年1月10日。

至此，东捻军和赖文光一起，走到了尽头。

下录赖文光的自述，以为参考：

尝闻英雄易称，忠良难为，亘古一理，岂今不然？唯予生长粤西，得伴我主天王圣驾，于道光庚戌年秋，倡义金田，定鼎金陵，今既十有八载矣。但其中军国成败，事机兴亡形势，予之学浅才疏，万难尽述；唯有略书数语，以表予之衷肠耳。

忆予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始沐国恩，职司文务，任居朝班。于丙辰六年秋，军国多故之际，正是君臣尝胆之秋，是以弃文而就武，奉命出师江右招军，以期后用。荷蒙主恩广大，赏罚由予所出，遇事先行后奏，其任不唯不重矣。

丁已［巳］七年秋，诏命回朝，以顾畿辅。戊午八年春，我主圣明，用臣不疑，且知予志向，命往江北，协同成天安陈玉成佐理战守事宜，永固京都门户。受命之下，兢业自矢，诚恐有负委命之重，安敢妄怨有司之不从？且云忠言逆耳，良药苦口，诚哉是言也。

于辛酉十一年秋，安省失守，斯时予有谏议云：“当兹安省既失，务宜北连苗、张，以顾京左；须出奇兵，进取荆、襄之地，不半年间，兵多将广之日，可图恢复皖城，俾得京门巩固，以为上策。”

奈英王等畏曾中堂如神明，视楚师如罴虎，是以英王不从予议，遂率师回庐，请命自守，复行奏请加封予为遵王，推（唯）命与扶、启王等远征，广招兵马，早复皖省等情。此乃英王自取祸亡，累国之根也。

又有忠王李秀成者，该不知机，遗（违）君命而妄攻上海，不唯上海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和约之义，败国亡家，生死皆由此举。

至辛酉年底，予偕扶、启王等勉强遵照，由庐渡淮，那时予知有渡淮之日，终无转淮之期。

是以直进武关，越秦岭，抵中原，出潼关，于壬戌十二年冬，由郧阳而进汉中，一路滔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于甲子十四年春，由汉中还师东征，图解京都重困。未果，以致京都失守，人心离散。

其时江北所剩无所归依者数万，皆是蒙、亳之众，其头目任化邦、牛宏升、张宗禹、李蕴泰等，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请予领带，以期报效等情。

此乃官兵好戮无仁之所致也。诚所谓不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如此思之，诚哉千古不易之良言也。予视此情状，君辱国亡家散之后，不得已勉强从事，竭尽人臣之忱，而听天命。

不觉独立此间数载，战无不捷。披霜踏雪，以期复国于指日。谁意李宫保者，足智多谋，兵精而将广，且能仰体圣化，是以人人沾感仁风不已。

予虽才微识浅，久知独力难持，孤军难立之势，于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等，前进甘、陕，联结回众，以为掎角之势。当兹大事至此，无乃天数有定，夫复何言！

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今予军心自散，实天败于予，予何惜哉！唯死以报邦家，以全臣节焉。唯祈道台吴兄大人鉴照，早速裁处是荷。

西捻军方面，同治五年秋与赖文光等人分手后，年底已经进入华州、渭南一带，与陕西、甘肃起事的回民相互呼应。同治六年年初，他们在临潼附近大败清军，打死打伤清军数千人。

此后，西捻军围西安。围攻不成，西捻军与回民军联合攻杀，在乾州大战清军，被清军严重杀伤。

连连受挫情况下，西捻军战略方面再次失误，渡渭河而北，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局面。不久，刺猬效应出现，捻军与造反回民日久生隙，相互攻杀。内耗下，双方的实力一步一步弱下去。

由于清朝大帅左宗棠自湖北追击捻军赶至陕西，在此一省的清军人数已达四万多人。由此，捻军的下场基本可知。

其实，为了援救当时陷入绝境的东捻军，张宗禹率西捻军一度进犯京津地区，想来个“围魏救赵”，解除东捻军的压力，吸引清军集结回转保卫北京。

西捻军确实厉害。他们渡过黄河后，风驰电掣一般，直向豫北方向挺进，在同治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渡过漳河后进入直隶地区。二月三日，西捻军马队声势浩大地攻打保定，一直扑向京城，前锋军竟然进至卢沟桥，使得清廷大骇。

定下心神后，清廷诏谕各方勤王。一时间，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清军快速向北京方向集结，西捻军在人数上顿呈劣势。西捻军知道力不能敌，开始后撤。

由于东捻军已经覆亡，西捻军“围魏救赵”的计划实际上已经失败，且自己又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危险地步。

左宗棠受命，总督直隶境内各部清军追剿西捻军，采取且防且剿的方法，一口一口杀掉西捻军的有生力量。

3月下旬，西捻军从直隶退入河南临漳。李鸿章等人一顿大忙，实施圈制计划，想在黄河、运河、卫河、沁河之间把西捻军消灭掉。

但是，4月17日左右，西捻军在盐贩子集团引导下从东昌附近渡过运河，仅用三天时间就奔至德州一带。到了4月27日，西捻军已经逼近天津杨柳青。

这下不得了，天津的洋人非常紧张。他们忙与清军协作，把西捻军阻拦于天津外围。西捻军攻天津城不果，南撤。

日后，不少学者大费周章地研究西捻军从北京撤围后的行进方向，有的说他们计划周密，有的说他们是使用“迂回战法”，议论纷纷。但彼时的捻军战法到底是什么，目前并没有定论。

在笔者看来，此时的捻军可能是流寇主义的最后表演，穷途末路之下，他们走一步算一步，根本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和战略。

由于山东的海丰、武定一带多粮，张宗禹见状大喜，放松了神经，自恃有粮有马，准备在这个地区休整一段时间。其实，此地濒海临河，最不利于马队驰骋。西捻军如东捻军一样，最终自入绝地。

在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指挥下，清军收紧包围圈。西捻军多次突围不成，边打边减员，马匹辎重损失严重。在众多清军的围追堵截下，西捻军越战越少，特别是在7月30日的济阳之战后，捻军主力丧失殆尽，只余数千人苟延残喘。

8月16日，刘铭传、郭松林等部清军在荏平广平镇把残余西捻军近乎全歼，张宗禹只率十八名骑兵突围。他们跑到徒骇河边，潜水游到对岸逃走。十几个人又困又乏，逃出重围后找了个地方昏昏睡去。

早上醒来，跑出重围的十几个捻军发现，大头目张宗禹不知所踪，只留下一双穿烂的破鞋，其下落成为千古之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人考证，张宗禹躲到沧州临海一带，一直活到1892年才病死。这种“考证”建立在“传说”的基础上，非常牵强。这位张宗禹，乃张乐行远房族侄，也是大户人家出身，智商不低。

至此，作为军事意义上的西捻军，终于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