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北攻南”的老套

故伎重施的战略

见天京之围未解，洪天王震怒，即刻削夺李秀成的爵位，并在申斥以后，诏令他带兵出城，进军长江北岸，以减轻天京受围的压力。

苦涩之余，李秀成只得受命而行，征调常州、丹阳等处的太平军部队，齐集南京附近的下关、牛关等处。太平军号称二十万大军，从九洑洲陆续过江，声言要进兵安徽北部，杀向湖北，截扰清军江苏、安徽等地的粮道。

其真正目的，在于“图解江宁（南京）之困，盖近攻不克，取势于远也”。（李滨《中兴别记》）

李秀成此次北进，对清政府也确实有威胁。清军在长江北岸各处兵力空虚，假使太平军能成功攻进湖北，下游清军肯定要分军回援。同时，安徽等地的捻军以及远征西北的太平军，可以趁李秀成挺进时各处遥应，彼时肯定会掀起轩然大波。

不巧的是，安徽等地经过太平军、清军多年拉锯式的你争我夺，民穷粮少，太平军先前很少垦殖屯田，吃饭大成问题。

而且清军在各城坚持深沟高垒政策，避战不出，再加上连日大雨，太平军士气低落，疾疫频生，缺粮断草。所以，李秀成本人在1863年2月底亲自提军北行后，在安徽以北基本没能攻城陷地。

到了5月，见六安久攻不下，灰心之余，李秀成只得率军折往寿州。一路之上，连战带病，再加上清军袭击，太平军近十万人死亡，减员十分严重。6月20日，李秀成携仅剩的四五万人经九洑洲返回天京，面见洪天王商议对策。

由此，想以“围魏救赵”进北攻南的策略失败。

没在天京待上几天，李秀成匆匆离去，于6月底赶往苏州。而此时，太平军在苏浙战场也一败涂地。

戈登的“常胜军”在1863年5月解常熟之围后，迅速攻占昆山、太仓、阳新等地，端了太平军制造军器弹药的老窝。

虽然常胜军第二任首领白齐文在8月向李秀成“投诚”，倒戈常胜军，但他以及手下五十多名“洋流氓”对太平军的军事行动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帮助。9月13日，江阴失守。李秀成离开天京后，清军加紧攻城，迫使他在八九月间率军回援。他向围城清军展开猛攻，但皆无成效。

12月4日，太平军在苏州以康王汪安钧为首的数王与清将程学启、戈登密谋后叛变，杀掉慕王谭绍光。随后清军占领苏州。

苏州既失，太平军内部普遍产生厌战情绪，掀起一轮投降热潮。浙江杭州周围的平湖、乍浦、海盐、嘉善等地太平军守将纷纷率军献城投降，嘉兴被清军攻克。1864年3月底，杭州就落入了清军手中。5月12日，常州也被清军攻克，护王陈坤书被杀。

1863年年底，人在丹阳的李秀成拒绝堂弟李世贤让他率军往溧阳共谋“他往”的建议，轻骑回到天京。

其实，苏州一失，天京即失去最后依恃。李秀成冒险回京，正是想劝洪天王“让城别走”，以图东山再起。当然，他自己的母妻家眷在天京，这也是他回京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天京待了十多年的洪秀全，根本不接受李秀成的劝乞，却诞妄大言：“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

李秀成“让城别走”的战略意图，自然在当时是华山一条路，正确无疑。但仔细思之，他的这一策略也有盲目之处：离开天京，又能跑往何方？

根据当时曾国藩、李鸿章的判断，李秀成、洪秀全等人逃离天京后有两个去向：一是由浙江、安徽交界处窜往江西、福建，以觅回两广之路；二是窜至江西再绕行湖北，与扶王陈得才等人会师联兵。

其实，李鸿章在清军攻克苏州后所下的判断最准确，李秀成如果说服洪天王“让城别走”成功，他们最可能的行进路线就是由浙皖交界处经江西、福建返回广西老根据地，喘息后再图发展。

天京失陷后，李秀成的堂弟侍王李世贤率数十万太平军残军，正是按这种回撤方案行走的，只是中途兵败，没能回到广西而已。

不过，即使当时洪秀全同意离开天京进行战略撤退，太平军成功回广西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这一建议只有两广籍贯的兵士会赞同，绝大部分长江流域籍贯的太平军将士，绝对不愿离开江南老家去往遥远的广西烟瘴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