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故鼎新（一）

“金田起义”前后时机与运气

洪秀全在花县老家埋头搞“创作”，其“革命同志”冯云山一直踏踏实实在广西紫荆山地区做基础工作，时而打短工，时而做塾师，中心任务就是传播教义，拉信徒入伙。

这位洪秀全的“发小”冯云山，家乡距洪秀全的村子仅一公里，村名“禾落地”，出身也是殷实的小地主家庭。同洪秀全一样，冯云山也是屡试不第的秀才。科场失意，心肝冷却，热血却沸腾，加上又是实干家，他两年多忙个不停，而且他志向远大。这可从其当时的一首诗中窥见端倪：

穿天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

溪涧焉能留得住，终须大海作波涛。

紫荆山地区是广西很落后的山区，距离最近的桂平县有近三十公里距离。岩壑深广，深山老林，近三百平方公里内，险山环列，从战略角度上讲确实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

1847年秋，洪秀全第二次来到广西，发现老哥们冯云山已经发展了两千多徒众，十分欢喜。这些“拜上帝会”新入会者，包括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人，日后皆成为“太平天国”的开国功臣。

选择了易守难攻的高坑冲卢六（冯云山的表兄）家为栖身之所后，洪秀全和冯云山准备一试身手。

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先选择象州当地有名的“甘王庙”下手。在广西东南部，“甘王”是非常有名的民间祭祀对象。“甘王”，历史上确有其人，本为五代时期象州人，从征南汉立下战功，死后为乡人祭为土神，建有“甘王庙”。其庙宇建筑宏伟壮丽，香火旺盛。

十月间，洪秀全、冯云山、卢六等人手持利器，冲入象州甘王庙，砸毁了内塑的偶像金身和香炉等祭器，并在庙内白壁上四处题诗，宣示“甘王”为邪神。

象州当地人正要聚众找洪秀全等人“算账”，街头忽然摔倒一位十二三岁的当地男孩，口吐白沫，自称“甘王”附体，大嚷道：“这些打我的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们不能伤害他们！”众人骇然，纷纷散去。事后，装神弄鬼的男孩得钱一大串，原来他早为洪秀全等人买通。

得意之余，几个人连连展开毁像活动，在紫荆山地区四处寻庙找像，予以捣毁拆除，破毁雷神庙和土地庙许多座。广西人好祀，特别崇信这些地方“神圣”，当他们发现捣庙者大肆破坏却没有任何“报应”时，心中逐渐信服起“上帝”来，不少人加入“拜上帝会”。

砸庙砸东西痛快，很快就砸出事来。

道光二十七年年底，紫荆山地区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带领家丁、团练，以毁庙、宣扬妖书为罪名，捕捉了冯云山。这下，他捅了马蜂窝。拜上帝会会众心很齐，会员卢六很快找了一些会众，把冯云山抢了回去。为此，王作新将此事告官，向桂平县衙投状，指称冯云山以村民曾玉珍家为窝点，非法集会，毁捣社稷神明，结盟惑众，违反清朝法律。

其实，王作新作为主控方有理有据，非法集会和捣毁公有建筑在当时确为犯法行为。但是，当时的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上上下下畏洋如畏虎，清廷应外国传教士之请，已经有公文派发到各地，明令地方政府不要干涉洋教活动。因此，桂平县的官员息事宁人，在押解冯云山和卢六到官衙的同时，发传票要王作新到庭，并声言他有诬告和捏造事实的嫌疑。

冯云山方面，他在监狱中不停申诉，辩称自己只是相信基督教，并无不法行事，坚称自己完全清白。

由于察觉到风向不对，事主王作新又怕教徒报复，屡不到庭对质，而卢六又在狱中得病而死。

押了几个月后，新上任的桂平知县索性小事化了，以“查无实情”为名，把冯云山从牢狱中放了，只是认定他“无业游荡”，派两个差役押送他回广东花县原籍。

一路上，冯云山循循善诱，说服两位差人也皈依了“拜上帝会”，三个人一起转回了紫荆山地区。

当然，冯云山得释，关键在于会门兄弟用集资捐款的“科炭”钱（拜上帝会多烧炭矿徒，集资敛钱称为“科炭”），四下在衙门中走关系打点。从中也可看出这些抱成一团的“拜上帝会”势力越来越大。这吓得王作新一家人都不敢再在石人村家中居住，很怕招惹这些事儿头。

冯云山刚刚被逮时，洪秀全又怕又急，匆忙离开紫荆山，赶至广州，准备亲自鸣鼓喊冤，向两广总督耆英告状，以图救出冯云山。因为清政府在道光二十五年经耆英上奏，已经明旨谕准对广东的礼拜堂弛禁。可巧耆英内调离开广东，冯云山得释，洪秀全就没有见到这位两广总督。

次年十月，洪、冯二人终于在花县老家会面，相拥久之，恍若隔世。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提。冯云山在桂平县被羁押期间，当年三月初三，拜上帝会会员中的骨干分子杨秀清自称“天父”附体，玩起降神把戏。他咣当一声当众晕倒，然后突然跃起，神情肃穆，自称代“天父上帝”来传言，把会中摇摆不定的黄姓家族成员驱逐出会。由于广西一带流行人神沟通与鬼神附体的风俗，会众们信以为真。杨秀清不仅获取了极高的威信，也稳定住了冯云山被捕后拜上帝会内部的恐慌情绪。

很快，杨秀清的烧炭同伴萧朝贵有样学样，咣当一声也倒地，鲤鱼打挺跃起后，自称“天兄”附体，与杨秀清演起了双簧。

所有这一切，洪秀全、冯云山两个人，当时一个在狱中，另一个在广州，皆不知情。事定之后，二人就此也产生过犹疑：如果承认杨秀清、萧朝贵的“天父”“天兄”代言权，就意味着这两个人日后在宗教上有超越洪、冯二人权威的可能；但是，如果拒绝承认，则可能会使会员产生内讧。思来想去，发现杨秀清、萧朝贵二人当时并没有野心，洪、冯二人就决定接受这一事实。

洪秀全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如此一来，天父、天兄二人的“代言人”地位，自然超越不了“上帝”的亲儿子。日后太平天国的“爷降节”“哥降节”，就是“纪念”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个人的“下凡”。

杨秀清祖籍嘉应州，其四世祖开始移居广西。他本人于1821年出生，五岁丧父，九岁丧母，孤苦出身，多亏伯父抚养成人。成人之后，杨秀清以烧炭为生，生活极其困苦。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加上慢性疾病，杨秀清身材矮瘦，胡须稀疏，而且一只眼瞎，是个面有残疾而体格虚弱的人。但此人抱负远大，广结朋友，仗义施财，情商和智商都特别高。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拜上帝会”危难之际脱颖而出，一装成名，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特权。

至于萧朝贵，则是杨秀清山中烧炭的老伙计，其人性情凶悍，相貌凶丑，但对会门与杨秀清等人忠心耿耿。

1850年左右，洪秀全在拜上帝会内的地位日益得到巩固，多次“预言”得验（无非是装神弄鬼说些某时某人要得病的“神言”），加之其本人知晓些治病偏方，他被会众渲染为“能令瞎者见物，能令哑者开口”的神人。同时，金田村的大财主韦昌辉家族也加入了会门，为拜上帝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不少学者讲韦昌辉是壮族人，完全是以其“韦”姓揣测。韦昌辉也是明末从广东迁到广西的客家人后代。太平天国的高层头目，基本都是客家人。至此，笔者简述一下“拜上帝会”重要成员中的“客家人”构成情况。

笔者十多年前从天津初到岭南，对“客家人”这个概念十分模糊，以为其是广东的一个少数民族，其实不是。客家人是中原汉族南迁后形成的一个特殊支系。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南定百越，始皇帝派几十万大军进军岭南，修灵渠，灭蛮族，由此把汉族的文明之花散播于五岭以南。其后，每逢中原战乱，朝代更迭，就有大批民众扶家携口南迁，由黄河流域到江淮流域，由江淮再迁至赣闽粤的广大山区，与当地畲、瑶等少数民族打打杀杀，来来往往，最终形成了一个“客家”群体。

“客家”，取自“客而家焉”之意，最早出自晋元帝诏书。而实意的“客”是从少数民族口中而来的，相对于当地土著，这些外来汉自然是“客家”。

客家人一直保留着浓郁的中原文化传统，今天的客家话，词汇中仍旧保留了许多古汉语，可称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客家人传统守礼重义，好学讲理，耐劳耐苦，坚忍不拔，确实具有中国古代河洛精神的遗风。明末清初之际，由于清军入关后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大批广东、福建地区的客家人西迁至广西，在武宣、桂平、平南、贵县、陆川、藤县等地区居住，或垦山，或开矿，努力求食，艰辛生存。

不仅来自广东花县的洪秀全、洪仁玕、冯云山是客家人，死于狱中的卢六是客家人，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赖文光、黄文金、曾天养、李秀成、陈玉成等，也都是客家人。特别让后人慨叹的是，派人把冯云山抓起来的王作新是客家人，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是湖南的客家人，一直作诗作文大骂太平天国的清末启蒙思想家黄遵宪也是客家人。

20世纪50年代，有学者“考证”说石达开、韦昌辉、林凤祥、李开芳（后两位是太平军“北伐”主将）皆是广西壮族人——此说完全是根据当代居村人员现状的“揣测”，如果石达开、韦昌辉是壮族人而非客家人，他们二人则不可能进入太平天国最高决策层。特别是韦昌辉，堂堂“六千岁”，仅居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之后，如果不是客家人，万万不能拥有这种地位。有学者总以他姓“韦”而误认其为壮族，实是犯了“经验性”错误。

即使在冯云山被逮前后，洪秀全也没有想过真的要起义，广西的“来土之争”，才是导致“金田起义”最直接的催化剂。

何谓“来土之争”呢？

金田起义前，在广西桂平、贵县、武宣、平南（浔州治内）等地，一直存在大规模的武装械斗。所谓“来人”，主要指从广东迁入广西的讲客家话和广府话（粤语、广东话）的人；所谓“土人”，主要指久居广西当地的土著居民（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主要是汉族）。由于广东客家话和广府话不同于广西当地的“土白话”，当地人也称“来人”为“讲客的”，称土著为“讲土的”。

“来土之争”绝非民族之争，因为广西本地的壮族、瑶族并无鲜明立场，有些人支持“来人”，有些人支持“土人”。广西这地方由于久在“化外”，民间械斗一直是流行的“民俗”现象。特别是道光末年土地兼并剧烈、内部矛盾激烈的情况下，大批广东、福建、湖南游民进入广西，造成了地少人多的局面，官府有时又暗中怂恿当地土著与游民争田，故而来土间的梁子越结越深。

为争一口井、一块田、一个媳妇，整村整村的人互相持械仇杀，有时一打便经年累月，你来我往：你杀光我半村人，我再拉人杀光你一村人；把成年人杀掉不说，还把对方的孩子抢走卖掉；把房屋付之一炬，整村烧成白地。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这种大规模的仇杀之中。

道光二十四年，桂平县金田村黄谭两姓械斗；道光二十八年，贵县北岸来土械斗；道光三十年，贵县赐谷村农民因争水源械斗。

不久，“来人”打死土人多，贵县奇石寺村数百土人来寻仇，双方开始互相仇杀；再后，教子岭一带的“来人”想强娶壮族美女为妻，壮人和土人联手与“来人”械斗。“来人”打不过土人，便又四处联络“来人”来帮忙。愈演愈烈之下，整个贵县地区爆发了上万人大规模械斗，双方互杀四十余天，导致尸横遍野，瘟疫肆虐。“来土之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金田起义”爆发了。起事之初，根本不是洪秀全等人要打“江山”，完全是应大部分落难的、无家可归的客家人之请，准备武装迁徙。教科书和历史研究者基本都宣称洪秀全是一位深谋远虑的“革命者”，一直策划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起事之初就反帝反封建，那有点刻意拔高。不必看别的资料，仅看太平天国被清军生俘的两个重要人物李秀成与石达开的自述就可知，“来土之争”才是“金田起义”之最直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