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龙”在渊

落第穷酸的人生选择

四次落第，洪秀全怒火中烧，对清政府怨毒满胸，常常向族弟洪仁玕说：“我们以五万万汉人受制于数百万鞑妖，天下哪有如此之大耻！（其实，当时汉人连五万万也没有）如今，中国每年几千万金银又化为烟土，汉人膏血，皆成为百万满人之花粉钱，年复一年，至今二百余年，中国之民，富者安能不贫，贫者安能规矩忍耐！思此虎狼之世，真真让人拍案愤叹！”（洪仁玕《英杰归真》）

科举对旧时代读书人的影响真是巨大！屡考不中，落第连连，最终竟促成一个人思想上发生“质”的转变，由自身的“不遇”上升为民族情感方面二百多年的积怨宣泄。

确实，历史上的许多大事，总是源于某个个人的一些“细节”和“小事”，冥冥之中，个人际遇有时候竟成为一个时代的临界点。

但一定要讲明的是，洪秀全第四次落第后，并非当时就变成了一个“革命者”。即使在“金田起义”打响第一枪后也不是，一直到永安建制后，这位落第举子的“革命”目标才明晰起来。先前的种种事情，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如果没有“来土之争”的大形势，根本就不会发生“金田起义”。所以，时势造英雄，时势非常重要。

洪秀全所处时代，决定了“太平天国”日后能以星星之火烧遍原野的“机遇”。当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各种社会矛盾极其尖锐，无法调和。抛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国际国内“大形势”不讲，仅就国内局势看，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终日有岌岌可危之叹。

自嘉庆、道光以来，中国的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地租最高者甚至占佃农收成的80。农民形同奴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两极分化严重。而且，随着人口过剩现象的出现，人多地少，道光十三年，每人平均土地只有一点八六亩（约合一千二百四十平方米），比例严重失调，进而造成米价飞涨。

中国老百姓老实，无田农民为了活命，不少人自平原举家迁入蛮荒山区，开山布种，烧野种田，垦山刨食。江南、福建一带称这些人为“棚民”，广东称其为“寮民”。他们贫寒到骨，糊口而已。“太平天国”大名鼎鼎的杨秀清、李秀成两人即是这种人出身。

同时，由于鸦片战争后两千多万巨额赔款以及五大港口的“开放”，白银外泄，鸦片蜂拥入内，国内的银价高涨，钱价暴跌。清朝一直是银钱并行的双本位币制，但实际生活中都是以钱折银来计数，法定折率是一千文钱折一两银子。由于钱贱银贵，无形中使得乡村农民和小地主阶层的负担一下子加重了三倍多，更多的人破产破家。清政府不体恤民情，更加如狼似虎地催逼赋税，百姓与清政府的关系势同水火。

农民如此，东南一带许多市镇从业者也因“五口通商”丢掉饭碗，挑茶工、运输工、船工等“苦力”，人数达上百万人，纷纷失业。由于陆路交通都转为水港出口，原先的国内船商经受不住洋资本的冲击，纷纷歇业。加上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棉布、棉纱，在棉布、棉纱成百倍的进口增长下，江南纺织业基本垮掉，无数从业工人及家庭作坊的生路断绝。

人祸有此，天灾并行。每个王朝发展到晚期，都会宿命般持续遭受天灾。从道光二十六年开始的五年间，黄河、长江流域各省水灾、旱灾连年不断。特别是1849年，长江大水灾覆盖六省，为百年罕见特大洪水，无数人丢掉性命，造成的损失极其惨重。咸丰元年，黄河在江苏溃堤，千里汪洋。而在“金田起义”的发起地广西，更是旱、涝、蝗、雹不断，饥民遍野，僵尸满路。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官府仍旧敲骨吸髓般进行压榨，“仇恨的怒火”到处燃烧。

洪秀全创制“拜上帝会”，并非第四次落第后才忽然“皈依”的举措。早在道光十六年他第二次赴广州赶考时，一日闲逛，在龙藏街的贡院门前得到一份免费派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作者乃中国的基督教徒梁发。梁发乃苏格兰长老会会员马礼逊的信徒，他在道光十二年出版了《劝世良言》九本小册子，每册有50页，内容皆是他引摘《圣经》章句后自己发挥的“释义”。洪秀全对其中奇特的“教名”深感兴趣，并当“奇门小说”猛读了一番。

当然，过瘾之后，“教义”当不得功名，洪秀全又努力钻入经、史、子、集之中，转年复来广州考试，但仍旧落第不果。大刺激之下，洪秀全回家后病倒，连续四天高烧四十多度，眼前出现了不少“幻象”。

高烧甫退，先前一向温文尔雅的洪秀全提笔濡墨，作诗一首：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此诗显示，洪秀全已“反意”森然。

第四次科场失意后，绝望归绝望，肚子最要紧，洪秀全只得到他继母李氏的娘家莲花塘村去当塾师，挣点粮食糊口。穷极无聊之中，郁闷寡欢之下，他拿出道光十六年在广州街上获派的《劝世良言》。洪秀全一个表兄名叫李敬芳，粗通文墨，对这本小册子非常痴迷，称赞不已。

苦闷至极的洪秀全听表兄这么一说，如濒死人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赶忙再次仔细“研读”。之后，他才萌发了“罢黜诸神，独尊上帝”的“进步”思想，开始了他的“宗教”造神历程，即以宗教异端的形式，开始有组织地进行反封建活动。

此后，他与儿时玩伴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一起，开始发展徒众，宣扬“教义”，结会礼拜。1846年前后，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传教的效果明显，徒党日多，有了“拜上帝会”这个正式名称。手下有了几个信奉者，落魄的洪秀全胆气倍增，他用“教友”捐赠的银钱，立刻去找铁匠打制了一把“斩妖剑”，大吟歌诗以明志：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

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

东南西北效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

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忙活数日，洪秀全、冯云山几个人在花县老家官禄埗、五马岭以及莲花塘等地确实吸收了不少“教徒”。“宣教”之余，洪秀全四处敲砸孔圣人牌位。此举引起轩然大波，广州附近人民虽然接受“新鲜事物”较多，但传统上仍对孔圣人抱有十分尊崇的心理，因而对洪秀全的举动很反感。这使他最终失去了塾师的饭碗。

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丢了工作后，洪秀全没有灰心，受《圣经》上一句话“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也就是“外来和尚会念经”之意）鼓励，他与冯云山以及村中几个年轻人离开老家，数十天内遍游广州、顺德、南海、从化、清远、曲江、阳山、连山等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始了他们游走布道的征途。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冷酷的。他们奔走两个多月，沿路倒弄些笔砚挣点小钱填饱肚子，传教的成绩并不理想，总共只有五十多人入教门，其间多数还是因贪小便宜少给钱买纸砚，口头表示入教的。在连山待了十多天，只有一个汉人入会。失望之下，洪秀全、冯云山决定去广西“发展”。

于是，洪秀全、冯云山沿贺江河谷而下，先到封川，自浔江西上，在道光二十四年夏天到了贵县赐谷村。之所以在此地落脚，是因为洪秀全有个表兄王盛均在这里居住。二人住下后，一面当塾师谋生，一面传教。由于教义“独尊上帝”，排斥当地人祭祀的“土神”，村人愤恨，仅仅待了几个月，洪、冯两个人就黯然离开赐谷村。

洪秀全恋家，回到花县。冯云山为人倔强，仍旧留在广西，在桂平一带边教书边传教。

洪秀全回到花县后，表面上“老实”许多，仍旧在当地以塾师身份挣饭吃，实际上他的头脑正处于“狂暴”期。他天天奋笔疾书，大半夜才睡，一清早就起，两年多时间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改邪归正》五篇文章，但文章均非明确指导“革命行动”的“革命理论”，而多是借基督教劝人“向善”的客家民歌体打油诗形式，以表明心迹。

在这些“革命”著作中，洪秀全只斥佛、道为“邪教”，一改昔日破孔圣牌位的张狂，反而说了孔孟之道的不少“好话”。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洪秀全深悟孔孟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可动摇，故而从“痛批”转为“利用”（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才故态复萌，重刻这些文章时删去了所有对孔孟之道的“歌颂”）。

有了“宗教”的外衣，打扮起自己来就很得心应手。但是，由于对基督教真正的教义并不通，连旧约、新约都没读过（到了1847年，他才在广州传教士罗孝全那里看到这两本著作），洪秀全只能走“捷径”，从儒家典籍中“钩沉”，并首先找出与“天”这个词相匹配的“上帝”一词。虽说《诗经》中有“上帝临汝”，《周易》中有“荐之上帝”，《尚书》中有“唯皇上帝”，但其中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之意并无关系。

找到了“上帝”这个古词，洪秀全“创造性”地认为：“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臣一体，皆敬拜皇上帝。”同时，他大肆附会第三次赶考后发高烧、见幻象、说胡话的经历，声称自己那一次“死过去”，其实是上天见上帝，受命再次“下凡”，诛妖救世。这种伎俩，同历代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们假造“符瑞”“谶言”并无二致。他还编造出一个“上帝”的“对头”——阎罗妖，或东海龙妖——并随时把这个假想敌附会到任何反对者或反对派身上。

平心而论，“拜上帝教”的仪式一点也不复杂：众人集结于一室，男女分别列座，共唱赞美诗。然后，“主持人”宣扬上帝之仁或耶稣救赎之恩，劝诫信徒勿拜偶像，悔过改恶，一心崇服上帝。

只要有人愿意入会，马上施以“洗礼”——在一张“忏悔状”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面对神台跪下。“主持人”问：“愿不拜邪神否？愿不行恶事否？愿恪守王条否？”“申请人”随声答应，“主持人”从一大脸盆中取水一杯，浇于“受洗者”头上，语称：“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礼毕，焚化写有申请人姓名的“忏悔状”，饮尽神台前所供清茶三杯，仪式结束。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看似基督教，其实也就仿个皮毛，甚至只是个名号而已，与真正的基督教有天壤之别。所以，英国人富礼赐在其《天京游记》中说过：“教皇如果有权惩治洪秀全，早就把他烧死了！”

当然，洪秀全所著“教义”，并非全部模仿基督教，也有很符合中国国情的说教，比如他劝世人戒鸦片戒饮酒，义正词严，在今天都具有“先进性”：“他若自驱陷阱者，炼食洋烟最癫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败家汤；请观桀纣君天下，铁统江山为酒亡。”

可见，洪秀全只是以“宗教”为外衣组织“革命”，并不是真正想“拜上帝”。

至此，很有必要讲讲给予洪秀全“上帝”启蒙的《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人，乾隆五十四年出生，本是一个很普通的雕版印刷工人，略识文字。1811年左右，他收受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数两银子，冒险替他刻印中文版的《圣经》，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在大清国非法宣传“邪异”之教，后果极其严重。

马礼逊曾在印度公司（英国人所开）工作二十多年，本是个有冒险家精神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他的劝诱和“启发”下，梁发于1823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从那时起，梁发再不用挥汗如雨搬雕版印东西，开始穿上半洋半土的衣服，暗中秘密宣教，并每年从伦敦新教教会支领薪水。

1832年，已经习教并上升了好几个层次的梁发写出《劝世良言》，由其恩师马礼逊亲自审核出版。当然，那时候的政治环境不利于梁发以真名出版这本宣传册子，当时他的署名是“学善者”（梁发还有“学善居士”之名）。

洪秀全所观的《劝世良言》，其实就是基督教新约、旧约的“编写本”，一半引原文，一半由梁发自己发挥。梁发所引原文只有《圣约》的九分之一左右，删掉了书中类似神话的故事情节，主要保留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可以说这个工厂学徒出身的中国人在中年以后确实深悟了许多基督教神学原理。

梁发的《劝世良言》没有丝毫“革命”的意思，主要是鼓励人们信仰上帝，顺从基督，安贫乐道，戒杀戒贪，并宣称“天国”在来世，死后能“永生”。梁发书中唯一稍显“激进”的，就是对佛教、道教大肆“批判”，对儒家学说稍有微词，其他方面没有什么“火药味”。

日后，洪秀全断章取义，逢佛灭佛，遇庙拆庙，焚烧经籍之余，甚至大声高叫要“杀妖杀有罪”，甚至丧心病狂到“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这与梁发《劝世良言》的基本“精神”完全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