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俨然旧家国（一）

平西王的惬意生活

作为清朝鹰犬，吴三桂可谓尽心尽力，特别是西南一隅，真正是吴三桂打出来的天下。恩怨尽时方论定。为此，时隔多年之后，作为饱受惊吓的康熙皇帝之孙，乾隆皇帝还比较客观，当他看到清朝史臣修《通鉴辑览》史书言及清初云贵收复历史之时，只言及满洲大将爱星阿的功劳，非常不以为然：

……馆臣以吴三桂为叛臣，不书其擒桂王由榔事，而以属之爱星阿。夫爱星阿固为定西将军领兵，而三桂彼时实为平西大将军，且必应殄灭由榔，三患、二难之议，发自三桂。即后之进兵，檄缅甸、驱李定国、降白文选，皆出自三桂之筹画，其功固不可泯也。

所以，乾隆皇帝亲自下令，指示史臣在《通鉴辑览》中增加吴三桂擒永历帝之事。

自从受命镇守云贵，吴三桂悉心经营，很想把这么一大片神奇的地方作为子孙后代的世守藩地。说句实话，此时的吴三桂，绝无丝毫叛清的心思。当初他亲自缢杀永历帝，就是对清朝的宣誓效忠，表示他“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决心和态度。

明朝时期，有个在云贵地区传了十二代的“黔国公”沐氏家族；吴三桂呢，很想让自己的吴氏家族也能做清朝的“黔国公”，与国始终。

清朝入关之初，对于吴三桂、尚可喜等人确实也大加许诺，裂土封赏，而且从多尔衮到顺治，确实没有怀疑过吴三桂对清朝的忠诚，也没有“惦记”过吴三桂这块地盘。所以，长期以来，吴三桂把云贵地区是真当自己家里地盘一样来经营的。他大建宫室之余，日复一日积敛财富。同时，从辽东地区一直跟随吴三桂南征北战的数万将士及其家属，也都在云贵地区兴家立业，基本就把云南当作了“故乡”。

吴三桂是一个乃文乃武的人才，和一般头脑简单的武将出身的人当然不同，他很有居安思危的超前思维。早在洪承畴离开云南前，他就曾经向这位明朝时期就是自己上司的师傅问过自固之计。显然，他非常知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大道理”。对于北京清廷，他确实也是“朝乾夕惕”。

清朝最高层的满洲权贵，虽然从皇太极时代就高喊“满汉一体”，但其实他们从来不会对满汉大臣一视同仁，特别是对于雄踞一方并手握军队的汉族将领，满洲贵族内心深处根本放心不下，但是在建国初期，没有这些人的帮助，又不可能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所以，在高爵荣宠的同时，在外汉族镇将，必须留子在京为人质。为此，当时权柄最盛的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人，相继都把儿子“送”到京城“入侍”——吴三桂长子吴应熊，尚可喜长子尚之信，耿继茂二子耿昭忠、三子耿聚忠等，都在京城作为人质。说他们是“人质”，但皆锦衣玉食。而且，这些人基本上都娶满洲皇室宗女。作为大清额驸，面子上都挺尊贵的。由此一来，双方都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默契，只要一方不动念，应该说处于“双赢”“双安”局面。

对于吴三桂、尚可喜这几个汉族封疆大吏来说，有儿子在京城，虽然有挂念，但等于在北京设立了一个高级“驻京办”。清廷大政，事无巨细，都能够通过子侄辈事先得知。何况，驻派京师的属员、随从都是冰雪聪明之人，他们整日挥金如土，和清朝执政大臣们以及具体办事的官吏们打得火热，不仅朝廷琐细“密事”得以侦知，大政方针也会先人一步报知。所以，身虽处于几千里之遥的边省，对于内廷之事，吴三桂等人不比宫内太监知道得少……

顺治后期，随着清朝初期对内大规模用兵的结束，“狡兔”陆续死，“走狗”各自惊。清廷不敢轻易怠慢几个汉族封疆，吴三桂等人也都小心翼翼，尽量夹着尾巴做人，不敢让朝廷抓住自己的把柄。

无论是多尔衮还是顺治时期，边疆省份一直存在不稳定因素。对于吴三桂等汉族大将，清廷都是表面上竭尽信任不疑，做出一副“明主”姿态。

皇帝不急奴才急。顺治十八年，就有四川川北道的汉官杨素蕴上疏，揭发吴三桂擅权，参劾他随便选任云南官吏；康熙七年，又有甘肃庆阳知府傅弘烈参劾吴三桂，直截了当地说吴三桂“必有异志”。

当时，清廷最高层看到这样的奏疏，不是高兴，反而十分害怕、敏感。第一，当时吴三桂没有丝毫谋逆的意思，参劾他确实是自找多事；第二，即使朝廷有疑，汉人小官也不应如此堂而皇之把这事儿放在台面上，反而会打草惊蛇。所以，经过正当程序的“部议”，清廷竟然认定奏事汉官属于“越职言事”，是诬奏亲王，罪该判斩。所以，作为臣子，太有“预见性”也不是好事，聪明过头可能会掉脑袋。

从小熟读史书的年轻皇帝康熙亲政后，深谙治理之道，对于远边的这几个强大汉人异姓藩王非常关注。在安抚他们的同时，也有条不紊，按照正常程序，一步步在各地调换几个藩王的党羽和心腹，想逐步削弱他们的私人势力。

对吴三桂方面，清廷先后下诏，把云南、贵州总督赵廷臣调任浙江总督，把张勇调为宁夏提督，把王辅臣调为固原提督，把马宁调为山东提督，把吴得功调为湖广提督，把刘进忠调为潮州总兵，把王进功调为福建提督。同时，朝廷把一些和吴三桂没有私人瓜葛的官员调入云贵地区为官。

虽然人员进行了调换，心腹大将逐渐离开了自己的视野，但吴三桂当时并没有特别有所防备，毕竟这些举措都属于朝廷的正常升迁调动。

对于吴三桂手下类似私人武装的“忠勇”和“义勇”两部，清廷也以移镇的方法加以削弱，慢慢减少吴三桂对嫡系部队的控制。

从鳌拜掌权到康熙执政，清廷动作连连，吴三桂逐渐忧虑起来。这时候，他手下有个叫吕黍子的浙江谋士，献计说：“王爷您权尊势重，致使小臣敢于参劾您。不如在昆明营造园亭别墅，多买歌童舞女，日夜欢娱，如此，可免朝廷对您生疑。”

这种招数，史书上记载了不少，按理说不算多高明。因为如果朝廷想找碴儿，这种营建别墅、醉舞狂歌，也是贪腐可罪的事情。但吴三桂想想，还是按照吕黍子所言照做了一阵子，大肆经营田宅，追欢逐乐。

作为敏感人物，你干什么事情，别人都会多想一点。“腐败”一阵子过后，吴三桂又想明白了：想得到朝廷的安心，还是要拿出真格的东西，做出真格的事情——裁军减员，才是最能让朝廷免疑的事情！于是，吴三桂主动上书，自愿裁军，并且要求把自己的“忠勇”五营兵马全部裁去。对此，清廷非常高兴，很快就批复照准。

虽然裁撤了近一万的兵马，但对于吴三桂来说，这不过是个姿态问题，对于自己的基础势力根本构不成损害。由于独霸一方，且西南地大物博，被他隐瞒的兵额也不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主动裁军好几次，他手下的军事力量依旧非常强大。

康熙皇帝亲政后，似乎对吴三桂的防范开始加码。昔日吴三桂在云贵用人选官，凡有奏请，清廷无不应允；康熙亲政后，吴三桂题补各官，朝廷多不批准。为此，吴三桂的女婿，也是他的重要谋士胡国柱就劝说吴三桂：朝廷已经开始对王爷您生疑，不如以退为进，先自辞对云贵的管理权。

思忖再三，吴三桂同意此议，于康熙六年五月上疏清廷，以“两目昏瞀，精力日减”为由，要求辞职休养。没想到，康熙很快照准，马上同意他的请求，顺便把他在云贵地区选任大小官员的权力也收回吏部。

疑惧之余，吴三桂又试探着上疏，把自己在云贵地区选任武官之权也上缴。朝廷毫不谦让，一并收回。

康熙六年的吴三桂，时年才五十五岁，正是盛壮之年。假装自己眼神不好、精力有限，试探性上疏求退，就被收缴了那么多权力！眼见自己慢慢就要变成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闲散王爷，吴三桂当然很恼火。为此，在他授意下，很快就有云贵总督卞三元、云南提督张国柱及贵州提督李本琛三人联合上奏，竭力说服朝廷把权力还给吴三桂。他们表示说，西南大事，只有平西王才能统领。

接到奏疏之后，亲政不久的康熙并没有公开发怒，还特别给云贵三个官员回书，解释说正是因为吴三桂今日精力日减，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才允其所请。不过，云贵属于边疆重镇，但凡遇到军情大事，还是需要吴三桂出面料理。

经过此事，吴三桂和清廷之间涟漪顿起。为了安慰远在昆明的这位平西王，康熙七年正月，清廷还给已经是“和硕额驸”的吴应熊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头衔；同时，为了显示三藩同等，清廷给耿仲明的孙子耿聚忠、耿昭忠以及平南王尚可喜第三子尚之隆都加“太子少师”头衔。而后，康熙还派吴应熊亲自赶赴云南去探望父亲，以显示清廷对吴三桂的关怀有加、毫无疑猜。

对此，吴三桂心知肚明，和儿子密谈之后，赶忙差遣他回京，重申自己的吴氏家族对朝廷忠贞不贰。

于是，人在昆明的吴三桂，做出富家翁姿态，没事就和自己的侄子辈、女婿们一起宴饮，射箭游戏。不久，康熙派侍卫吴丹携带弓箭数千副，前往昆明代表皇帝赏赐给吴三桂手下将士。此举，清廷一来收买人心，二来显示出康熙帝对昆明情况的知根知底。

吴三桂也假装特别有面子，陈兵校场，率手下将领接受赏赐，遥向京城谢恩。吴三桂派出不少老弱病残军人上场射箭，几乎无人中耙。康熙派来的卫士吴丹回京之后，把看到的一切都一五一十汇报给皇帝。至此，清廷对吴三桂疑虑稍减。

康熙十一年，吴三桂六十花甲，在昆明举行大寿庆典。为了体现朝廷对这位老臣的敬重，康熙帝特别派遣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同他的公主爱妻携子吴世璠一同前去昆明给吴三桂祝寿。

儿孙绕膝之际，吴三桂还挺高兴的，认定朝廷当时并没有对他生疑。

自多尔衮时代开始，清廷先后封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四个汉人为王，命令他们携带家将兵卒，前往南方为清朝征剿南明残余势力。待云贵、两广、福建等省渐次平定之后，清廷为了便于镇压，依旧命这几个人率领部属就地驻镇。

当时的汉人四王，并不愿意在这些地方待着。特别是定南王孔有德，本来就是北方人，广西平定后，他多次上疏哀求北归，说自己受不了南方烟瘴气候，成日“骨痛痰涌”的，希望朝廷能够及早让他回北方。

当时的清廷接奏，下诏慰问，但不许他马上归京，因为广西之地依旧不稳定，需要他坐镇。不久，南明大将李定国忽然杀回，把孔有德包围在桂林。兵败城破，孔有德绝望之余，自焚而死，其不到十岁的幼子也在乱中被杀，以至于无人袭爵。由此，孔氏“定南王”一枝凋零，而“四藩”只剩下“三藩”。

比孔有德稍晚，平南王尚可喜在顺治十年也以痰疾为由，上疏清廷，希望回京退休。但清廷依旧没有答应，对他一再挽留，希望尚可喜继续为清廷做贡献。而当时的吴三桂尚在汉中练军，还没有想到引退之事。顺治十四年，吴三桂奉命进军云贵地区。俘杀永历帝之后，率领大军驻镇昆明。彼时，他不仅没有引退之意，还想子子孙孙在西南世袭王爵。

可见，多尔衮、顺治时期，对于汉人三王并无大的疑忌，确实想让他们世守边疆以为藩屏。为此，打着护卫朝廷的旗号，三藩势力也急剧膨胀，逐渐形成了割据一方的势态，让北京的权贵感到忧心忡忡。

康熙执政后，当时吴三桂手下兵力表面上是两万，其实有五六万精兵。再加上他在外省的嫡系心腹将领所掌军队，他能掌控的军队数目有二三十万之多。

三藩由于需要养军，每年都要朝廷拨发大量粮饷和军饷，造成附近各省百姓疲敝不堪。而且，除了朝廷专款专用以外，藩王们也各有发财门道。由于在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专制一方，三藩可以自行抽税，开矿贩盐，盘剥当地，甚至组成商船船队到海外走私赚钱。

三藩需索，确实成为清廷沉重的负担。每年多达千百万粮饷和经费，使得当时天下财赋几乎有一半耗于三藩供养，成为清廷非常头痛的一个政治、经济问题。

由于三藩有意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加上顺治到康熙初年清廷对他们的纵容，久握精兵的吴三桂等人内心自然也会膨胀。当然，如果清廷内部多事，或者遇到一位孱主，吴三桂等人也不会主动生事。但自从康熙八年五月开始，十六岁的康熙收逮鳌拜亲政，其注意力肯定开始集中在已经尾大不掉的三藩身上。

从康熙十一年开始，小皇帝特别在意云贵地区平西王吴三桂的动静，在有目的地对云贵地区官员撤换的同时，康熙帝也多方笼络吴三桂手下部属，追叙昔日征缅甸、平云贵之功。仅吴三桂手下，就有一百多将领受封。

康熙大行封赏的目的，就是想让吴三桂部下对朝廷和自己感恩戴德，日后能够怀恩图报。

封赏、提拔吴三桂部将的同时，康熙还以升官为名，把吴三桂的几个心腹大将调离云贵，改派自己信得过的满汉大臣前往当地为官。

一两年间的频繁调动，使吴三桂的人事部署大为改变，也让平西王深感不安。即便如此，康熙对于吴三桂家族之人及其平素依赖的谋士夏国相、方光琛等人并无调动，依旧让他们官居原职，其最终目的，是不想太刺激吴三桂。

酒无好酒，宴无好宴，赏无好赏。康熙十二年二月，康熙又派一等侍卫吴丹和二等侍卫塞扈立携带大批慰问品前往云南，慰问吴三桂及其部属。为了表示尊崇吴三桂，康熙还特别把自己御用的貂帽、团龙貂裘以及嵌玉束带赐给吴三桂。

无事献殷勤，让此时的吴三桂心怀忐忑，不知道该喜还是该忧。

也是该有事。就在康熙大张旗鼓赏赐吴三桂等人的一个月后，三藩之一的尚可喜突然自动申请撤藩，希望归老辽东。

尚可喜的奏疏，根本不是假装试探康熙，而是真的想全身而退——当时，尚可喜本人年老多病，尚可喜的长子尚之信怙恶不悛，经常惹祸。怕儿子日后给自己惹出大祸，他就主动上疏，希望能够回到他的老家辽东海州，退养耕牧。

康熙读毕尚可喜奏疏，大喜过望，马上顺水推舟，准备开始全国范围的撤藩行动。

但是，对于当时的清朝来说，撤藩不是换官，而是当时谁都不敢单独做决策的重大政治问题。于是，康熙赶快召集各部阁臣对撤藩问题展开深入讨论。由于当时撤藩只是尚可喜一个人的问题，会议上包括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绝大多数大臣，都同意对尚可喜撤藩，毕竟这位平南王爷是自愿提出撤藩的。

会议之后，康熙下旨，表彰尚可喜情词恳切，能知大体，表示朝廷马上安排他的撤藩问题。但对于尚可喜奏疏中要求儿子尚之信袭爵平南王留镇广州之事，康熙没有答应。而尚可喜心中，当时最讨厌的就是这个长子，希望他能够留在广东一隅，眼不见为净，怕他跟随自己回到北方之后还不消停。

皇帝已经下旨，尚可喜也无可奈何，只能接旨听命，命令手下收拾行装，准备和大批部属一起启程。

康熙断然批准尚可喜撤藩，皇帝对藩镇的态度显而易见。由此，吴三桂、耿精忠两藩自然惶惶不可终日。先前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撤藩的思想准备，也没有主动向朝廷表示过自己要撤藩。如今，皇帝同意尚可喜撤藩，显然就是暗示他们二人也自动撤藩才好。

人在昆明的吴三桂忧急，他在北京当眼线的儿子吴应熊更急，迅速秘密派人飞驰昆明，告知父亲说，为了避免朝廷的疑忌，最好主动写奏疏申请撤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