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变脸“太上皇”（二）

清使召见朝鲜国王后，直接就要国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多尔衮。但是，当时李淏的两个女儿年纪都太小，一个十一岁，一个才九岁。朝鲜国王最后只好把李氏宗室锦林君李恺胤的女儿封为“义顺公主”充数，送往北京嫁给多尔衮。

四月十二日，朝鲜国王亲临西郊，举行仪式送“义顺公主”上路。此行，除了“义顺公主”外，还有侍女十六人，女医、乳媪等数人随从。当时，朝鲜都城百姓观之，无不惨然，大有昔时长安士庶洒泪辞别王昭君的情形……

多尔衮与朝鲜的“义顺公主”洞房后，嫌朝鲜侍女多丑陋，又下令在朝鲜进行二次选美。

九月，清使又到了汉阳，指责朝鲜国王办事不力。无奈，朝鲜只好举国为多尔衮进行“选美”。当时，多尔衮对美女的索求造成朝鲜国内骚动，一时间有女之家无不惶骇，奔迸窜匿，如避兵火，甚至有断发自缢者，真是举国不宁。那些被选为多尔衮侍女的人家，父母兄弟呼泣道路，惊慌失措。为此，身为清朝属国国主的朝鲜国王，对自己的朝臣也发感慨：“夺我无罪之人，驱送他国，其为父子兄弟之情，为如何哉！念之气塞，言之哽咽。国事到此，予甚惭惧！”

所幸的是，摄政王多尔衮于当年年底病死，清朝讣告很快到达朝鲜，那些可怜的侍女得以中路送还……先前嫁给多尔衮的朝鲜“义顺公主”，在北京孀居邸第后不久，多尔衮就被清朝清算，她父亲私下呈文清廷，最终得以被清朝送归本国……

对于从关外入京的满洲贵族来说，北京的夏天溽湿难耐。顺治七年，多尔衮准备在关外清凉的喀喇城修建一座夏宫避暑。为此，他下令在河北、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等9个省份加派地丁白银249万两用于避暑宫殿的建设。一时之间，举国骚然。

意态是嚣张的，心情是消沉的。顺治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不顾自己身体状况，“皇父摄政王”依旧率领大批人马出游，仪仗盛大。人马之多不说，仅猎鹰就有几千只，鹰哨响起，大鹰展翅，遮天蔽日……但此行却成了多尔衮的不归之旅。

有关多尔衮的死因，众说纷纭，但很少有“阴谋论”。也就是说，多尔衮不到四十岁就暴死，肯定是死于疾病，而不是谋害……

《清史稿》中，没有说明多尔衮死因。明末清初大作家谈迁著有《北游录》笔记，其中“摄政王”一条，记载了多尔衮的死因：多尔衮在顺治七年十一月出猎古北口外，堕马受伤后，膝受重创，涂以凉膏，很快病重，于十二月初九日暴卒于喀喇城……

虽然谈迁的记载不是清朝官方正史，但当时谈迁本人就在北京，他的生卒年代和多尔衮也最近。所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谈迁把当时他听到的“内部消息”记诸笔端，应当非常可信。

现实生活中，不少平常看似非常健壮的人，都可能忽然得病暴死。而当时的医生，对于感冒引起的肺病根本束手无策，更别说心血管、脑血管等原因引起的突发致命疾病了。多尔衮本身更不是健壮之人，长年鞍马劳顿和绞尽脑汁的政治算计，导致他患有多种慢性病：偏头痛、哮喘、气胸、肺气肿、咯血等。当然，谈迁所说的多尔衮膝盖摔伤后误涂凉膏，也可能是致命之因——血糊糊的伤口上面涂上不干净的药膏，无论是破伤风还是血液感染，在当时都能在短时间内要人性命。

根据《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

顺治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皇父摄政王身体欠安，居家烦闷，欲出口外野游。

多尔衮当时打猎随行的重量级人物很多——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巴图鲁亲王阿济格、和硕豫亲王多尼、巽亲王满达海、多罗承泽郡王硕塞、多罗端重郡王博洛、多罗谦郡王瓦克达，以及诸贝勒、贝子、公、固山额真等人。

可见，随行者中，既有多尔衮的政敌，也有多尔衮在朝中的亲信重臣。多尔衮把这些人全部带在身边，显然处心积虑，一方面是为了处理政事方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自己在京外依旧能够控制朝政，提防对手在侄子皇帝身边说自己坏话或者对自己动手。

十一月十八日，多尔衮一行到达遵化境内，当天住宿汤泉。这一天，摄政王似乎心情大好，还赐给郑亲王济尔哈朗、英亲王即巴图鲁王阿济格备有鞍辔的马各一匹，未备鞍辔的散马各一匹；赏满达海、多尼、博洛好马各一匹。

在汤泉沐浴之后，多尔衮意兴极高，率领王公贵族们转天离开汤泉；十九日，宿遵化；二十日，宿三屯营；十二月初五日，宿刘汉河；初七日，宿喀喇城，当天，“皇父摄政王”病重歇息；“初九日，戊子，戌时，皇父摄政王猝崩”。

从资料记载中可以推断，多尔衮应该是在刘汉河驻扎狩猎的时候受伤，然后转移到附近的喀喇城休养。

当时的喀喇城夏季避暑山庄工程刚刚动工，连间像样房子都没有，一行人应该都是在大工地内扎营宿于营帐之中。而多尔衮的健康状况，在到达喀喇城的第二天清早忽然大坏，很快就病危了。

计算下来，多尔衮从膝盖受伤到突然死亡，其间只有短短三十多个小时，确实是“猝崩”。

所以，多尔衮的死亡，最可能的是血液感染，其次是气胸导致的肺部萎缩，再次是长期慢性病忽然加剧导致的心脏病或者脑溢血。

多尔衮除了长期纵情于声色犬马之外，整日劳神焦思，此外他的亲弟弟多铎和元妃等人刚死，心情十分不好，郁郁寡欢。而且，他本人还酷嗜烟草，每日大烟袋不离口。由于当时传说烟草可以“辟瘴气”，多尔衮入京之后烟瘾更大，以至于本来虚弱的身体更加受损……多种原因，造成了打猎路上的猝死……

如今坊间、讲坛以及荧幕上有关多尔衮的传奇渲染，其实大部分不是来自清朝野史，而是来自民国时期小说家许指严的《十叶野闻》。由于许指严在商务印书馆当过编辑，写作基本功很强，所以他写出的这本野史很吸引读者。这本书有十则“九王轶事”。字里行间，当然有“太后下嫁”，还有耸人听闻的“皇太极被多尔衮、大玉妃共同谋害说”。特别是关于多尔衮纵欲，更是津津乐道，极尽铺陈，说这位摄政王末年日日纵欲，每天都要吃由人参、鹿茸等制成的“大力丸”，使用“肭温脐”等春药，并且滥服西藏喇嘛秘献的“西天子母丸”，最终导致身体委顿，在打猎之时坠马不起……

所有这些小说家语，当时本来完全是为了吸引大众眼球、卖书蒙钱的小说桥段，谁料到，日后竟然被人奉为“原始史料”，还把孟森先生经过严密考证才写出来的《太后下嫁考实》作为质疑对象，大言其“历史新发现”……

多尔衮猝死，当时的北京清朝政权，确实一时间无法反应。根据《清史稿》记载：

上闻之，震悼。丧还，率王大臣缟服迎奠东直门外。诏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明年正月，尊妃为“义皇后”。祔太庙。

可见，多尔衮死后，清廷对他极尽哀荣，不仅追尊他为“诚敬义皇帝”，顺治皇帝还亲自率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出迎东直门五里外，孝服痛哭。

狮虎虽死，犹有余威！

但是，仅仅三十六天之后，死后当上“皇帝”的多尔衮就成为清朝十恶不赦的大罪人！

顺治八年二月十五日，多尔衮的贴身侍卫苏克萨哈、詹岱即首告多尔衮曾有“谋篡大位”的企图。于是，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及内大臣等多人，马上同上奏疏，痛斥多尔衮生前的僭妄之罪，要求顺治皇帝对他加以严惩：

昔太宗文皇帝龙驭上宾，诸王大臣共矢忠诚，翊戴皇上。方在冲年，令臣济尔哈朗与睿亲王多尔衮同辅政。逮后多尔衮独擅威权，不令济尔哈朗预政，遂以母弟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摄政王行之。仪仗、音乐、侍从、府第，僭拟至尊。擅称太宗文皇帝序不当立，以挟制皇上。构陷威逼，使肃亲王不得其死，遂纳其妃，且收其财产。更悖理入生母于太庙。僭妄不可枚举。臣等从前畏威吞声，今冒死奏闻，伏原重加处治。

如今，多尔衮人都死了，还怎么严惩？

当然可以！

我们中国封建王朝一直有死后鞭尸的刑罚。于是，顺治皇帝马上下诏对多尔衮削爵，撤庙享，并罢多尔衮生母阿巴亥“孝烈武皇后”的谥号庙享，黜其宗室身份，抄没多尔衮财产入官。

那么，清廷对多尔衮到底实行过鞭尸惩罚吗？确实有！

根据当时在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鞑靼战纪》一书，耳闻目睹，有过这样的纪实描写：

顺治帝福临命令毁掉阿玛王华丽的陵墓，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

但是，根据明末清初作家彭孙贻记载，多尔衮死后是被挫骨扬灰的。1943年夏天，盗墓者曾将多尔衮陵墓的正坟挖开，只见地宫中摆放一只三尺多高的青花坛子，里面放有两节木炭。当时看管墓地的汪士全就向盗墓者解释说：“九王爷身后被论罪，其中金银财宝都被掘去，坟地还先后被挖抄九次，这个坛子只是骨灰罐，是一个象征性骨灰罐。”这一说法，似乎和彭孙贻笔记中有关清廷对多尔衮“焚骨扬灰”说法相类似。还有专家研究说，清初满洲贵族许多都是死后火化，所以，多尔衮死后也很可能按照满洲旧俗火化——此说，乃想当然耳——既然多尔衮死后有巨大的灵柩，加上当时清朝封建化已经深入，这位被追封为“义皇帝”的“皇父摄政王”，肯定是全尸被埋葬的。

可见，传教士卫匡国记载属实，多尔衮确实被大侄子顺治皇帝下令鞭尸、枭首以泄恨！只不过对此王朝内讧丑闻，清人忌言，故而正史不载。

多尔衮对于孝庄、顺治母子来说，确实算是大恩人。没有多尔衮，哪来顺治皇帝的帝位，又何来清朝的定鼎中原！

顺治十二年，就有汉人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和一等精奇尼哈番许尔安分别上疏，为多尔衮鸣冤，请朝廷恢复这位摄政王的爵号。这二人疏奏下王大臣议后，彭长庚和许尔安被定为死罪，最后获得“从轻”发落，全家流放宁古塔并予披甲人为奴……

到了乾隆时代，弘历才开始真正替多尔衮平反。

乾隆三十八年，弘历下诏，先是试探性地对多尔衮作功罪相抵评价，派人修葺多尔衮坟茔：

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有年，威福自专，殁后其属人首告，定罪除封。第念定鼎之初，王实统众入关，肃清京辇，檄定中原，前劳未可尽泯。今其后嗣废绝，茔域榛芜，殊堪悯恻。交内务府派员缮葺，并令近支王公以时祭扫。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清廷下诏，正式为多尔衮平反：

睿亲王多尔衮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奉世祖车驾入都，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殁后为苏克萨哈所构，首告诬以谋逆。其时世祖尚在冲龄，未尝亲政，经诸王定罪除封。朕念王果萌异志，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始以敛服僭用龙衮，证为觊觎，有是理乎？

《实录》载：“王集诸王大臣，遣人传语曰：‘今观诸王大臣但知媚予，鲜能尊上，予岂能容此？昔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英王、豫王跪请予即尊，予曰：‘若果如此言，予即当自刎。’誓死不从，遂奉今上即位。似此危疑之日，以予为君，予尚不可；今乃不敬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后有忠于上者，予用之爱之；其不忠于上者，虽媚予，予不尔宥。且云：‘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异于诸子弟者，盖深信诸子弟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

朕每览《实录》至此，未尝不为之堕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为笃忠荩，感厚恩，明君臣大义。乃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岂可不为之昭雪？宜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配享太庙。依亲王园寝制，修其茔墓，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爵世袭罔替。

多尔衮生前，明显的篡逆行为确实没有证据，但他肯定有当皇帝或者“太上皇”的野心。如果其命数非短，日后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应该不难揣测。

乾隆出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原因，为多尔衮平反，诏书中只对多尔衮的功劳大肆铺陈，对于他冤杀豪格、排挤其他王大臣的史实却只字不提，其实也属于矫枉过正。

想多尔衮这一生，韬光养晦，能征善战，并善用北方汉人，使得顺治皇帝最终能够坐稳北京龙椅，确实具有超出常人的政治、军事才能。

但是，多尔衮入关前后，曾经对汉、蒙古、朝鲜等族群大肆屠杀，野蛮掠夺，暴行累累。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也都是历史史实，不容抹杀和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