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生灵尽涂炭（二）

“华人变为夷，苟活不如死。”悲愤之下，江阴这个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的城市，人民纷纷起义，誓死不剃发，不投降，并推举前明典史阎应元入城主政，紧闭城门，誓死抵抗，最终，仅江阴一地就有二十多万人被杀。除了江阴之外，昆山人民也因为反抗剃发令被杀数万。最惨的是嘉定清军三次屠城，在这样狭小的区域中杀掉近十万人……

剃发令下，血流成河，江南人民以数百万头颅的代价，终于认清了清朝统治者的凶残面目。至此，他们对于“大清”的幻想，告于终结。所以，强迫剃发之举，不仅仅戕杀了无数人命，也严重阻碍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一进程。

以李自成余部为例，自李自成通山被杀，其属下数十万人一时间群龙无首。马进忠、王允成、牛万才等人皆在岳州等地向清朝英亲王阿济格表示归降；刘体纯、田见秀等人向清将佟养和归降，安置荆州；李锦、高一功等人向武昌清军投札，表示在湖南归顺；郝摇旗等人也写降表，皆有归降之意。而且，根据清朝档案，这些农民军头领的降表书札，一应俱全，且当时决非“诈降”。因为农民军与明军二虎相斗，两败俱伤，当时的胜利者，唯有清军一方，向他们降附，大势当然之举。但是，所有这些农民军军将，皆要求以“不剃头”为条件。

清廷“剃头诏”下，各地的府衙奉命死催，各部农民军残部终于为保汉族冠发，纷纷而起，转投明臣何腾胶和堵胤锡。因为留发复叛，几十万大军，登时与清廷为敌怨。

日后，金声桓、李成栋、吴三桂反清复叛，也都是以“留头发、复衣冠”为号召，致使无数中华赤子为恢复大明衣冠而群起响应。

顺治十一年，清廷与郑成功谈判。本来因父亲被羁押，郑成功已在福建安平会见清使，大有讲和示好之意，并欲接受清朝“海澄公”之封。但是，清使要郑成功先剃发而开读诏书，致使双方丧失回旋余地，谈判终告破裂。（江日升《台湾外纪》）由此，郑成功明军在海内外抵抗数十年。清军因之而起的封海、屠戮，又有上百万百姓因此而丧失性命……

由此可见，多尔衮“剃发令”在当时中国造成了难以估计的巨大生命财产损失。

多尔衮颁布“剃发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在形式上彻底灭绝汉族的衣冠道统，以此来打击和摧垮汉族人民的民族精神，确保满族在精神形式上不被汉族同化。

通过血雨腥风的镇压和屠杀，清朝统治者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汉人逐渐忘却了本民族的衣冠服饰，习惯了满洲大辫子发式和那些原先视为丑恶至极的“蛮夷”服装。到了辛亥革命后清政府灭亡，革命军士兵在各地剪辫子，不少老百姓竟然抱头护辫，痛哭流涕……

除了“剃发令”之外，多尔衮的“圈地令”也是清朝最大暴政之一。

顺治元年十二月，在多尔衮主持下，清廷正式颁布“圈地令”：

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予，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

乍看诏书，似乎清廷圈地的本意，在于收取前明王公贵戚以及百姓的无主田地。其真实目的，则是纵容满洲贵族大肆圈地占为己有，以此收敛财富。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许多汉人的土地和房屋被大量圈占，成为贫苦无依、无家可归的流民。

清初圈地，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将近京肥沃土地圈给清朝王公贵族。另外，还圈山海关以外的土地让农民耕种，这叫“圈补”。第二，圈占原来离京太远或碱盐不毛土地，来补还近京被圈农民，称为“全换”。第三，但凡明王室宗亲所遗留皇庄以及各州县“无主荒田”，一律划归满洲贵族和八旗官兵，这叫“圈占”。

无论何种圈地形式，最终目的就是强占汉人田地。

由于后来进关的满族官员和士兵人数大增，满族贵族刚入关时圈占的土地，逐渐不够分配。于是多尔衮的圈地运动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最后发展成不管土地有主无主，官府都任意进行大规模圈占。

在多尔衮统治下，清朝这样的“圈地令”多达三次，后来两次在顺治二年八月和四年正月。但凡圈田所到，汉族田主登时被逐出，室中一切财物均为满洲田主所有。甚至包括貌美的妇女，也要留下供旗人奸污奴役。汉族士庶，为此哭声满路。

在很短时间内，京畿五百里内，在东起山海关、西到太行山、南至河涧、北至长城的广大地区内，多尔衮的三次大规模圈地共圈占166600余顷。清廷通过这种方式在各地圈来的土地，分别划归皇庄、宗室官庄、八旗官庄、驻防官庄，总计面积达229639多顷。

在北京城内，多尔衮手下尽圈东城、西城、中城为八旗营地，只留下南城、北城为汉族百姓居住，房屋被圈占者限期逐出，违令着当场斩杀。

随着清廷肆无忌惮大规模圈地，丧失土地的大批汉族农民被迫依附满族统治者，纷纷投旗为奴。为了充实旗人的免费劳动力，多尔衮多次下令，“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这样一来，清朝的投充问题日益严重，从开始时的贫穷小民投充，到农民带地投充，再到一些流氓庄头根据满洲豪酋暗示或者明示，逼迫各州县庄屯农民投充。最可恨的，是一些无赖地痞，他们本身无土无地，却拿别人家里的土地冒充去投充，而后，在所投充旗人保护下，横霸乡里，为非作歹……

为了防止那些强迫为奴的汉人逃亡，多尔衮下令制订严厉的“逃人法”。这项恶法重点不是惩治逃人，而是惩罚所谓的“窝主”。凡逃人被抓获，遭受鞭责，面上刺字后归还旗人原主，而那些有恻隐之心的汉族“窝主”则要被处死，不仅家产籍没，还要株连邻里。

“逃人法”一度造成全国性的恐怖。被抓的汉族“窝主”往往被全家抄斩，如果发现汉族官员有意帮助在逃人员，官员全家也会被抄斩。

为了阻止逃人，清廷还对告密者加以奖赏。因此，不少地方无赖之徒往往勾结旗人所属家丁或者家奴，冒充逃人，然后诬指善良汉族平民为“窝主”，借此进行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恶法公布后，多尔衮又虐杀多人，而后，国内确实再也没有汉族人逃跑事件发生。一是因为逃亡者害怕被官兵抓住以后遭到旗人虐打，二是因为汉族百姓和官员谁都不敢冒全家的性命危险来掩护逃人。

多尔衮推行“圈地令”后，致使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满洲贵族手中，大批汉族农民失去土地，或流亡他乡，或被迫投入满洲贵族或者八旗之下为奴。为此，大量百姓失业，衣食无资，辗转流离，挣扎在死亡线上。而那些被圈去的良田，许多还被旗人改为牧场，对于农业生产破坏极大……

这一恶法，延续时间很长。康熙八年，官府正式下达停止圈地的命令，并宣布把当年所圈占的土地退还原主；康熙二十四年，清廷又正式规定，民间所垦田亩，“自后永不许圈”——可见，虽然朝廷禁止，满洲贵族和八旗一直没有真正停止过这种赤裸裸的抢夺。时间之久，历时达百年，一直到乾隆四年，清廷才最终下令完全停止圈地。

此外，多尔衮执政期间，还有一条流弊后世的恶令，就是全然出于满洲部族私心的“禁关令”。

清军甫入关，多尔衮就严令禁止汉人百姓进入满洲贵族所谓的“龙兴之地”垦殖。而后，清朝最高统治者一直视东北地区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以保护“参山珠河之利”为名，长期对东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对擅入者格杀勿论。

后来，与“禁关令”相关，有关清朝的政治词语中还出现了“柳条边”和“闯关东”两个词——为了严格执行“禁关令”，从顺治年间开始，清廷不惜代价，在东北境内分段修筑了一千多公里长的篱笆墙，名为“柳条边”，也称“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这条人为的障碍，从多尔衮开始，直到康熙中期才完成。

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称为“老边”；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市北的柳条边，称为“新边”。边墙以东的“满洲”地区，清廷严禁汉人越界垦殖；而边墙以西，则作为清朝同盟者蒙古贵族驻牧地，听任蒙古牧民放牧游猎。

19世纪，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天灾人祸，导致无数农民破产。为此，破产农民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源源不断地“闯”入东北，这就是“闯关东”一词的来历。

清朝自多尔衮以来的“禁关令”，政治后果极其严重，造成了我国东北地区的人口二百多年来一直极为稀少。

直到晚清时代，边疆危机日甚一日，清朝被迫开放边禁，并采取“移民实边”政策补充当地人口。从1861开始的二十多年间，清廷才陆续开放吉林围场、阿勒楚喀围场、大凌河牧场等官地和旗地。光绪八年，清廷设立珲春招垦总局，此后又开放了黑龙江地区的土地允许汉民开垦。1907年，清廷裁撤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改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在当地设置巡抚，并设立东三省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