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绝屠杀惨人寰

关辅连绵千壁垒，人烟莽荡尽丘墟。回思明末清初那段惨痛的历史，我们仍感慨不尽。踏上昔日古战场的狭小之地，想到当初有那么多大明烈士英灵逡巡其中，更让我们后人无尽感伤。

松锦大战之后，特别是塔山战役后，清军极尽残酷之能事，大肆屠戮被俘伤员和妇孺百姓，而清军自己也并不讳言其屠杀之景，炫耀之情，每每溢于言表。

清军在东北地区的屠杀，每次皆波及妇孺，而遇到类似塔山军民的这种英勇抵抗，更会恼羞成怒，在克城后大肆屠杀报复。

其实，在辽东地区，自努尔哈赤以来，清军对汉人的屠杀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根据2000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口通史》估计，明朝末期辽东都司所辖地区人口600多万——其实这个估计还是偏少，当时的实际人数，应该在1000万左右。

以另外一种估计方法计算，如果从明朝隆庆元年辽东人口700万为基础，到万历四十六年，辽东地区在51年之内，以人口年均5‰的增长率增长，也能达到900万以上。所以，万历四十六年以前的辽东，总人口应该有1000万左右。

努尔哈赤后金政权兴起之后，在辽东攻城略地。按照当时他的传统手法，每克一城，肯定马上进行大规模的屠戮。根据明朝档案记载，数年之间，后金政权的军队杀了300多万辽人。其后，当地汉人逃亡入关的人数有100多万，逃亡到朝鲜和东江群岛的也有100多万。由此，在后金统治区内还剩下500多万汉人。

就是这残留的500多万人，经过努尔哈赤后金政权的不断屠杀，最终所剩无几。其中，后金军队对于辽东当地汉人规模最大的一次屠杀，发生在天命十年，也就是明朝的天启五年。

这次屠杀，很难在汉语所修的清朝历史档案中查索到，而在《满文老档》中有详细记载。当时，努尔哈赤为了屠杀辽东汉人，曾经特地发有一篇布告：

杀汉人时，汗命出示彼等倡乱行恶之布告曰：“我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舍耕地，未侵家室什物，皆豢养之。如此恩养，竟成不是……不思我养育之恩，仍向明朝，故杀此有罪地方之人。无罪地方之人居住日久，难免不乱，故迁至北方，给以房舍田地食粮豢养之。虽如此养育，然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而去者仍然不绝。……尔等既不思养育之恩，心仍向明，故杀尔等外乡之头人者，即为是也。小人修城，奸细难容，即使逃去，亦仅其只身而已，故养小人者，即为是也。……”

诸贝勒曰：“众汉官，着尔等各带近亲前来，远亲勿带，以免其妄领财货使尔等脸面无光。”

八旗大臣分路前往，下于各屯堡杀之。杀完后甄别之，当养者，以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

此次屠杀，使贤良书生亦被杀绝。后为聪睿汗惜而止之，查所余闲散之优劣书生，复以明例考举三百余名。（《满文老档》，645~ 647页，中华书局，1990）

努尔哈赤主导下的这次大屠杀，应该把辽东大部分汉人都杀光了。痛快杀戮过后，后金政权忽然发现，在他们自己的统治区内，人口严重短缺，甚至连维持正常生产的基本劳动力都严重缺乏。

为此，到了明朝崇祯时期，继努尔哈赤之后的皇太极曾经四次大举兴兵入关，到北直隶、山东等地抢掠破坏。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战争手段掳掠大量人口，以充实其根据地占领区的劳动力基数。

经过前后几次攻掠，皇太极总共掳掠了100多万汉人出关。到了顺治年间，多尔衮率领清朝军民全部出动搬迁到关内，总人口也只有100万人左右——可见，就算从关内掳掠的人口被虐待致死一半以上，最终在清朝屠刀下残存的辽东本土人口，加上后金军队在内，也只有50万以下。这个数字，和万历四十六年以前辽东地区的1 000万人口相比，竟然减少了95！

因此，当清朝建立上百年后，中原到处都是大清顺民之时，朝鲜出使清朝的士大夫，依旧对于清朝早期的大屠杀耿耿于怀。乾隆十年，使者赵观彬回国途中，作《运石》《感怀》二诗：

运石

胡运岂能久，民生亦可怜。

不知此天下，何日复正朔。

感怀

父母吾邦万历明，至今盛德荷生成。

岛夷豕突三京陷，天将鹰扬一域平。

环土不忘安堵惠，列朝靡懈拱丞诚。

沧桑世界无穷恸，血食皇坛大报名。

当时，清朝已经在康熙时代就平定了吴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平定了西蒙古准噶尔部。即便如此，长期以明朝为父母之邦的朝鲜士大夫，对于清朝依旧缺乏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感。在他们心目中，依旧深切怀念万历时代明军和朝鲜并肩作战驱逐岛夷倭寇的旧恩，而明末清初宗主国的惨痛历史记忆，在他们心中长久拂拭不去……

相比数百年前的朝鲜使者，我们国内个别史学家在今天依旧对清朝开国之时的政治手段大唱赞歌。更有甚者，2004年，东北某地竟然还搞出了纪念清军入关360周年的“紫气东来”清文化节……

距离明末清初那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越远，我们今天审视历史的目光也就能够越客观、越幽邃。

日暮孤魂泣，天寒远客悲。每当我们想到松锦大战，每当我们思及明朝的塔山英烈，都会感到悲风吹发，森然上指……

附件

明清史研究中，朝鲜古籍《燕行录》和《朝鲜李朝实录》是两套非常重要的参考书籍。这两套史籍，绝大多数都是当时的朝鲜人以古汉语文言记述。

韩国成均馆大学曾在1962年编纂出版过《燕行录选集》，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社在2001年又出版《燕行录》101册。

明清两朝，来华的朝鲜使团中，不少文人士大夫擅长古汉语写作，他们将自己在华时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这些著述，在朝鲜历史上被统称为《燕行录》。

可见，《燕行录》并不是专指某一个朝鲜使团人员来华时的著述，且每个作者书中文字长短和卷数多寡都不尽相同。

朝鲜的三节年贡使团，通常在每年十月或十一月初从首都汉城出发，年底以前到达北京。清代朝鲜使团所行路线多为陆路，沿线所经主要城市依次是平壤、义州、鸭绿江、凤凰城、连山关、辽东、沈阳、辽宁、沙河、山海关、通州、北京等等。总路程约为3100里，途中需50 ～ 60天的时间。整个旅程需5个月左右。使团人员在北京驻留时间一般在60天左右。其间，朝鲜使团人员以私人身份与中国官员、学者甚至西方传教士进行接触，并且游览书肆以及名胜古迹。

朝鲜王朝所派遣的来华使臣，回国后往往要由国王召见，汇报有关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书状官，必须将途中的见闻记录禀报国王；使团中的其他人员，也私撰有关出使中国的记闻，著述多是用汉文写成，极个别用谚文写作。如此，多年来这一系列记录朝鲜使团成员沿路见闻的著作，即成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各个时期的《燕行录》。

《燕行录》乃一系列关于燕京之行著述的总称，所以具有体裁多样、作者层次广、年代跨度大等特点。其体裁有日记、诗歌、杂录、记事等，其作者包括朝鲜派往中国的正副使、书状官，以及使节团中一般的随员，其中著名学者有朴趾源、李德懋、洪大容、柳得恭等人，这些文人，同时也是朝鲜历史上“北学派”的著名人物。

最早的《燕行录》著述时间开始于崇德二年，目前所能见到的是金宗一所著《沈阳日乘》。我们能见到的最晚的著作，则是光绪十四年无名氏的《燕辕日录》。

《燕行录》内容非常广泛，除了记载路途、使行人员、贡品和沿路所见的风景外，对于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都有详略各异的记述。

来华的朝鲜士大夫们，对于中国的时政、著名人物、藩属外交、边境贸易、商人市集、士人科举以及婚丧风俗等都非常感兴趣，记述内容繁杂、翔实，可读性很强。

《燕行录》在内容与时间上都覆盖极广，同时也是外国人认识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具有相当的真实性。所以，直笔、全面、完整，乃朝鲜《燕行录》这套古籍最大的优点，也使其成为研究清代中国社会历史情况的宝贵资料，可在很多方面弥补中国史料的不足。

在研究明朝女真史和满族兴起史方面，《朝鲜李朝实录》也具有很重要的价值。这套书籍，是朝鲜李氏王朝用汉文记载的官修史书。

朝鲜李朝建于1392年，止于1910年，基本上与中国明清两代相始终。《朝鲜实录》大量记述了明代女真在中朝两国沿边和朝鲜东北境的活动，特别是其中关于女真社会内部的调查和报告，是我们在明朝官私史籍中难以见到的。

日本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整理《朝鲜实录》，并从中简抄女真、蒙古史料。1954年，《满蒙史料》陆续出版。1959年，这套资料共15册全部出齐，书末还附有人名和地名索引，非常便于检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