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锦大战中的闪光点（一）

崇祯八年，多尔衮率领军队征服了漠南蒙古，获得元朝传国玉玺。崇祯九年，皇太极在沈阳登基称帝，改元“崇德元年”，定国号为“清”。同年，清兵从独石口入关，在畿内狂杀一个多月后，掳掠大批汉人和财物退回关外。崇祯十一年，清兵第四次杀入河北、山东长达半年之久，明军大败；明朝所属州县大都不堪一击，唯独卢象升率领部下和清军激战，但最终全军覆没，他本人也在河北巨鹿庄战死。

经过多次战斗，皇太极发现明朝国力衰微，就下定决心正面进攻明王朝的辽东防线。由此，松锦大战开始。

崇祯十二年二月十四日，皇太极亲率大军，多载炮火，大攻松山城，意图尽力一举，攻占此城，摧毁明朝锦州城的这个屏障。

清军在松山南台下扎营七处，自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皇太极指挥清军发动多次强攻，皆遭到守城明朝军民的英勇抵抗，清军伤亡惨重。

猛攻不下，皇太极恼怒至极。一方面，他派人回沈阳运来大炮二十七门，炮弹一万发，火药五百斛；另一方面，他指挥在松山城南穿地道，激励清军死战登城。

面对强敌，松山明军防守甚严，纷纷登上城头，誓死阻击清军。清军死伤无数，数名将领也被斩杀。

延至四月中旬，困于城下多日，皇太极深感攻守两难，只得罢兵退回沈阳。失望的气氛笼罩着沈阳城，死伤将士家属哭声彻天。

松山初战失利，皇太极深感明军宁锦防线确实坚固，非轻易可破。于是会同诸贝勒大臣商讨对策，决定由远渐近，重围明朝坚城锦州，以此迫使当地明军献城投降。

自从崇祯四年明朝大凌河据点被攻破之后，锦州就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成为明朝在关外的最前沿阵地。距离锦州南十多里，是松山城；松山西南十多里，是杏山城；杏山西南二十里开外，是塔山城；塔山西南数十里，乃明朝关外另一重镇宁远城。

可见，松山、杏山和塔山三城，既是锦州坚城的后盾，又为宁远藩屏。清军如果想从正面入关，必须突破宁锦防线。

多年来，锦州城一直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噩梦，他们率领军队猛攻过数次，均以失败告终。于是，此次攻打锦州，皇太极一改昔日强攻手法，改为长期围困。

崇祯十三年三月，皇太极派遣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为左右翼元帅，驻军义州，修城筑屋，开始对锦州实施围困计划；同时派兵在锦州城外不断清除明军据点。

皇太极先派睿亲王多尔衮为锦州前线总指挥，敕谕清军不得疏忽，堵死一切锦州外围道路。但在开始的时候，为了保证士兵轮休，多尔衮没有完全执行皇太极的方略，他下令每牛录甲兵三人可以还家一次，后来还允许每牛录甲兵五人、每旗章京一人还家一次。围困间隙，多尔衮还下令包围锦州的清兵后撤三十里驻营……凡此种种，使得明军乘机偷运大批粮草进入锦州城，加强了防卫能力。

得知消息后，皇太极大怒，下诏严厉斥责多尔衮，并且把多尔衮降为郡王，罚银一万两，夺两牛录户口，还免除了他前线总指挥的职务。而后，皇太极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锦州前线总指挥。

济尔哈朗很听话，他严格按照皇太极的作战意图行事，亲率四万余骑精兵，在距离锦州城只有六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为了达到包围的最佳效果，还在锦州城外每面设立八营，挖出长长的深壕，然后沿壕建筑垛口。

围城期间，济尔哈朗派人成功策反了锦州城内蒙古兵将诺木齐、吴巴什等多人，并在他们的带领下攻占了锦州外城。明军虽然失去外城，依旧死战多时，最终成功退守内城。

此时的清军，不仅从蒙古购入良马万匹，还派掠来的汉人工匠根据从明军那里缴获的红夷大炮仿制了六十门新炮，并招募了善架云梯登城的敢死队千余人，铁了心要拿下锦州城。

崇祯十四年五月，被包围近半年的明将祖大寿成功派出一名通信兵，告知总督洪承畴说，城内粮食尚可支持，但喂马豆料缺少，希望明朝援军能及时赶到，以车营在外围声援；并特别叮嘱说，援军千万不要轻易和清兵交战。

当时，明廷命蓟辽总督洪承畴领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吴三桂八位总兵，步骑共十三万人马，前往锦州解围。

作为统帅，洪承畴不敢轻易冒进，一直在宁远按兵不动，窥伺锦州势态。而朝中，在兵部尚书陈新甲撺掇下，崇祯皇帝以兵多饷艰为由，决定速战速决，便死催洪承畴进军。

明廷兵部尚书陈新甲为了加强监视前线将士执行命令的力度，命令职方郎中张若麒到洪承畴行营催战。张若麒乃一轻佻喜事之人，自认知兵，认为锦州之围可立刻解之。不久，陈新甲又荐前绥德知县马绍愉为职方主事，出关赞画军事。这位马主事也力赞边兵可战，致使崇祯皇帝心急火燎，日日催促洪承畴进兵。

洪承畴本来主张且战且守，但皇帝下死命令催战，便不得已提兵而前。

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在宁远誓师，率领全部明朝援军进抵锦州城南乳峰山一带。二十九日，洪承畴命令总兵杨国柱率领所部攻打西石门。激战间，杨国柱中箭身亡。

虽然丧一总兵，但明军英武，在乳峰山大挫清军兵马，杀得清军几至溃败。

紧急关头，清兵坚壁不出，立刻向沈阳求援。皇太极当时重病在身，听到消息后忧愤呕血，在急派沈阳军马西赴锦州的同时，他自己先率三千骑兵赴援，不顾鼻子一直淌血，昼夜兼行五百余里，最终抵达锦州城北的戚家堡。

到达松山附近后，皇太极指挥清军赶挖三重深八尺、广丈余的长壕，把松山明军紧紧包围在内。

可见，皇太极整个作战部署，依旧是“围锦打援”战术，但过去的重点是围困锦州，现在的重点则是打击明朝援军。如此，清朝大军一到，立刻对明军形成了反包围，把洪承畴率领的十三万大军紧紧包围在松山一带。这样一来，锦州、松山、宁远三城各自孤立，无法互相援救。

从当时战争形势上看，清军至此由被动转为主动。

明朝总督洪承畴望见清军环松山成营，心内大惧。此时的明军，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只得收缩兵力，把七营步兵回撤，背松山城而营，企图趁机突破清军的重围。

八月二十日，明清两军列阵大战。由于前期打败过清军多次，明军并不怯战。双方接战良久，杀伤相当，一时间未分胜负。

交战期间，明军囤积在笔架山的大批辎重粮草为清军所夺，退路又被清军截断。至此，明将明兵的心理开始发生了变化，渐有气挫势穷的意思。

八月二十一日，明朝诸将开会集议，共谋对策。会议上，多数人主张先撤回宁远就食，朝廷派去监军的张若麒也力主此说。总督洪承畴并不主张退兵，他说，如今战亦死，逃亦死。如果奋力一战，或许能够死中求生。但是，洪承畴这个以决战来“解围制胜”的意见，遭到一些将领反对，他们坚持要先回宁远就食。最终，洪承畴同意率军撤回宁远，但为了稳妥起见，他还是把明军分成两路，命总兵王廷臣等人率领左路，马科等人率领右路，在初更时分突围南逃。

而恰恰是这个以逃跑为目的的军事行动，严重动摇了明军军心。诸将由此各怀去志，不再想如何和清军激战，而在想逃遁过程中如何保全所率部众。

明军商议已定，皇太极很快就得到了准确情报。他立刻进行了周密的军事部署，严令诸将道：

今夜敌必遁，我左翼四旗护军可至右翼汛地排列，右翼四旗护军及骑兵，蒙古兵前锋俱比翼排列，直抵海边，各固守汛地。敌兵之遁者，有百人则以百人追之，有千人则以千人追之，如敌兵众多，则蹑后追击，直抵塔山。（《燕行录全集》卷24）

可见，皇太极对想要逃跑的明军已经设下天罗地网。明军南逃的海陆两路，皆早为清军封堵。当天晚上，明朝总兵王朴胆小如鼠，在全军约定的突围时间前忽然率领部众先遁，致使明军各部大乱，马步军卒自相蹂践，弓甲弃置遍野。

逃跑过程中，明军遥见火光，才知敌营在前，复又仓皇退回，正好中了清军埋伏，遭到各路截杀。

洪承畴等人突围未成，只得退守松山城。而冲杀出去的明军，在尖山、石灰窑一带遭到清军截击，伤亡惨重。总兵吴三桂、王朴等逃入杏山；总兵马科、李辅明等奔入塔山；监军张若麒、马绍愉等由海上乘渔民的渔舟逃回宁远；其余明朝残兵败将，仓皇间奔向海边。结果，前有大海，后有追兵，明军慌乱之下赴海溺死者，不可胜计。

八月二十二日，皇太极亲自把大营扎在松山城外，并指挥士兵在松山四面挖出深壕。当夜，洪承畴组织明军分道突围，皆未成功。其间，只有驻守乳峰山的总兵曹变蛟率部冲出重围，这部明军突入皇太极营阵，拼死冲杀。激战良久，曹变蛟不敌，遭受重创后率军退入松山，也有部分明军闯出清营，逃入杏山城内。

为此，皇太极勃然大怒，下令斩杀守卫大营的门将，惩处了几百名掉以轻心的清军官兵，并下死令一定要把松山城围死、困死。

至此，锦州、松山二城皆为清军围困。当时，明军只有杏山城未被清军控制，城内收容了大批败退的明兵。思忖久之，皇太极决定拿下杏山。他命内大臣锡翰等人率军，一部埋伏于高桥大路，另一部埋伏于桑噶尔寨堡，准备阻截必经此路的杏山明军逃兵。

清军刚刚设伏完毕，就有一千多明军从杏山遁出南逃，恰好遭遇埋伏。清军边杀边追，一直追至塔山，斩获甚多。

八月二十六日，逃入杏山城的吴三桂、王朴等人，率领手下残余部众向宁远方向奔逃，中途遭到清军的追击后，慌忙败奔高桥。其间，清军伏兵四起，阻截前路，追兵蹑后，基本对明军打了个歼灭战。吴三桂、王朴二人仅以身免，狼狈逃回宁远城。

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皇太极命令清军穷搜山野，除斩杀大批残余明军以外，还把逃亡和藏匿的明军全部收降。

至此，这次历时十二天的松山大战，清军取得全面胜利。根据《清太宗实录》记载：

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件。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

穷愁之余，洪承畴乃与总兵曹变蛟、王廷臣以及巡抚丘仰民率残兵万余人，蜷缩在松山孤城之内坚守。由于城外道路皆为清军所堵，供粮不继，城内很快粮尽，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洪承畴几次组织突围，皆告失败。

坚守之中，松山副将夏承德以子为质，遣人密约皇太极降清，欲献城内应。崇祯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夏承德引清兵入城，并率领所部把洪承畴等明军高级将领悉数生俘，献给清军做“见面礼”。

松山城破后，明朝总兵曹变蛟和巡抚丘仰民等人被俘，宁死不屈，被清军斩决。一向以尽忠报国自诩的洪承畴，关键时刻却骨软投降。

松山既破，锦州明朝军民绝望。当时，锦州城已经被围一年多，城内粮尽人疲。三月八日，守将祖大寿左思右想后别无他法，只得向皇太极献城投降。

清军入城后，仔细甄别，凡不属于祖大寿部属的明军，皆押出屠戮，共斩明朝副将以下官员十七人、兵丁八千余人，俘获祖大寿所部一万二千四百多人，缴获甲胄军械七千二百多件、各种火器六百多枚。

至此，松锦大战基本到达尾声。一般史书，对于锦州投降后的战斗，都只是象征性地附带说明一下：四月九日，清军攻克塔山；四月二十一日，杏山明朝守军投降。至此，明朝在辽东的防御体系完全崩垮……

明朝在松锦大战中的失败绝非偶然，原因很多：第一，肯定要归咎于当时明廷政治的腐败；第二，人在北京不懂军事的崇祯皇帝和兵部尚书陈新甲盲目催战；第三，身在前线的蓟辽总督洪承畴和军中监军张若麒不和，互相掣肘；第四，军事总指挥洪承畴关键时刻指挥失误；第五，总兵王朴、顺天巡抚杨绳武、兵部侍郎范志完等将官贪生畏死……

但在长期的明清战争中，明朝将士并非我们今天印象中那样无能和畏懦，其中还是有无数具有大无畏英雄气概的勇士。就在那场史料缺乏的塔山战役中，就有七千多名大明守军浴血奋战，最终一个不降，集体殉国，悲壮惨烈。

但是，在作为胜利者的清朝官修史书中，对于塔山战役的记述，却敷衍潦草：清军先以红夷大炮毁城，然后顺利攻入城内，尽杀七千守城明军……

在清朝所存的原始文件中，皇太极敕谕朝鲜国王以及蒙古诸部，大体都是如此说：

（我军）以红衣炮击毁塔山城，我兵无梯登城，于城圮处攻入，将城中官兵尽行杀之。（《内国史院档》上册，第473~ 474、477页，崇德七年四月）

而后，皇太极派使者送给杏山守将吕品奇及明朝守军一封威吓信，基本也是相类内容：

因其抗拒不顺，遂以红衣炮击而毁之，我兵入城，尽杀官兵，无一得脱。（《内国史院档》上册，第468页，崇德七年四月）

如果从清朝这些肆意歪曲明军、极尽夸张吹嘘皇太极英明神武的档案文件推想，似乎塔山明军都是一群如待宰羔羊一般的懦夫，他们在城陷之后，任由清军屠戮。

松山大战之后，明朝国势日蹙，辽东之地尽失，一个失败接连另一个失败，也就没人留心塔山城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和现在，国人也很少知晓松山大战临近尾声之时明朝将士在塔山所谱写的大明英烈传奇，甚至在反清最激烈的辛亥革命前后，都少有人追忆明朝这一段悲壮的历史。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满怀崇敬地追溯先辈的英雄事迹，确实要感谢当时的一批批朝鲜使臣——那些迫于清朝军事压力不得不臣服“奴虏”而不改衣冠的朝鲜士大夫们。为了入京朝拜和进贡，他们每每要经过塔山残毁的遗迹，面对残山剩水的大明故迹，通过和当地明朝遗民的交谈，知悉了更多、更真实的塔山英烈传奇事迹，并且诉诸诗文，一唱三叹，感慨万千。

1636年战败之后，朝鲜被迫臣服清朝。从此，朝鲜国王就必须派遣长子、次子以及贵族子弟到沈阳给清朝做质子。这些人，身在曹营心在汉，无时无刻不忘对大明朝的尊崇，对于万历年间明朝帮助朝鲜却倭复国的恩德常怀于心，所以总是希望明朝最终能够反败为胜。

朝鲜这些作为人质的锦衣玉食的高级囚徒，在沈阳一直保持有相当的自由度。他们每每通过状启的形式，向朝鲜国王及时汇报明清军事进展情况。

松锦大战后，在沈阳的朝鲜人根据他们所获得的情报，得出如下描述崇祯十五年四月塔山之战的最终战报：

塔山城一面，以许多红衣炮攻毁，众矢齐发，则城中不得支，自焚其庐舍，一时俱尽。余卒七千，并行厮杀，清人别无损伤，只放炮十余人中箭。（《沈阳状启》，壬午年四月二十一日。）

我们可以发现，这份状启，完全是客观描写战况，并没有过多的情感倾向，也没有战役细节描述，基本属于道听途说式的战况报告。但其中内容，已经和清朝皇帝颠倒黑白的谕旨有所不同：“余卒七千，并行厮杀。”——说明了明朝守军确实对清军进行了猛烈抵抗，而不是俯首待戮。

塔山战役的惨烈，已经在这份朝鲜状启中初露端倪。

顺治二年五月初六，朝鲜使臣成以性行经杏山堡，记录了这样一条极其重要的信息：

东南望海而行，夕宿塔山所。惨目之状，又不忍言。孤城力战，始终不屈，城陷之日，家家藏火药，敌兵阑入，一时发火，主客烧尽，无一得脱。非徒能死，又能杀贼。主将谁也，非烈士欤？至今清人亦称道不已云。（成以性：《溪西先生逸稿》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