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臣秀吉梦想的踏板

高丽半岛

说起丰臣秀吉，现在的中国人和韩国、朝鲜人肯定都指斥他这个大“倭寇”。笔者替他说句“好话”，他统一了日本之后，曾经严令打击倭寇（日本官方也把这些沿海流窜海盗称为“倭寇”），从严从重惩治海盗。与此同时，他给出海做正当生意的日本商人发放官方“朱印状”，保护这些做海外贸易的商人的正当权益。

可能有人会问，倭人多坏，丰臣秀吉更坏，这个大倭头怎么会做出这种打击倭寇的好事？这种想法，近乎天真。丰臣秀吉是个政治家，统一日本之初，他想的念及的，乃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沿海倭寇对中国的窜扰，对他本人及京城大贵族没有多少利益，只给各地的大名和武士集团带来丰厚的利益。所以，从大处着眼，他当然要垄断对外正当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以供庞大的侵略机器能够日益成熟，不会允许小打小闹的倭寇海盗分肥。

丰臣秀吉野心颇大。早在万历六年，时为织田信长家臣的丰田秀吉就曾向主子展示心迹：“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到了万历十九年，丰臣秀吉已经嚣张至极，扬言曰：“我有欲统大明国之志，不日泛楼船过海，占据中华，易如反掌！”他自比日本为“弓箭锐利之国”，以大明为懦弱好文的“长袖之国”。

也就是说，日本这个一直以中华文化为母体宗主文化的国家，发展到丰臣秀吉时代，终于走出“藩夷”的心态。不仅不再视中华为“天朝”，把大明当成与其对等并立的国家，而且还产生出全新的“日本型华夷意识”。

在丰臣秀吉心中，他已经以“中华”概念自居，先前以中国为主宰的亚洲册封朝贡体系，在他眼中已经消溃。

依据当时的世界政治地理，日本想入侵中国，必须以朝鲜半岛为跳板。控制了朝鲜，才有可能进攻大明朝。

起先，丰臣秀吉想以怀柔方式使朝鲜自动归降。万历十七年，借归还一批朝鲜叛民示好之际，丰臣秀吉致信朝鲜国王：

本朝（日本）开辟以来，朝政盛事，洛阳壮丽，莫如此日也！人生一世，不满百龄焉，仅能郁郁久居此乎！吾不惮国家之远，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欲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吾方寸中。贵国（朝鲜）先驱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乎？远方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辈不可作容许也。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望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余之愿，只愿显佳名于三国而已。

朝鲜国王接信，以为丰臣秀吉胡说八道，既没当真，也没理会，更想不到这个疯子真敢打泱泱大明朝的主意。日本岛夷，蕞尔小国，朝鲜国王以他有限的想象力，根本意识不到倭人能有那么宏大的野心。朝鲜人对日本人的深刻认识，仅局限于倭寇而已。日本海寇自其南北朝时开始，潮水般一拨又一拨侵袭朝鲜沿海地区。倭寇之乱，朝鲜先于明朝首罹其毒。李氏朝鲜建国之际，由于大明给面子承认了李成桂得位不正的政权，李氏感激涕零，竭尽全力抵御倭寇之患。同时，由于李朝在国内大行“科田法”，国力日强，军力日强，最终沉重打击了侵掠朝鲜半岛的倭寇。

世易时移，承平近二百年后，李朝与大明朝相仿佛，党争严重，勋旧集团与士林集团明争暗斗，内讧不已。特别可笑的是，士林集团掌权后，他们自己人又“窝里斗”，分裂成东人党和西人党两大派，造成巨大的内耗。所以，朝鲜朝廷对即将来临的日本入侵，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

日本方面，当时还没有打“闪电战”的军事能力。丰臣秀吉在诱引朝鲜归降的同时，两手抓两手都硬。他在日本国内进行兵力总召集，以名护屋城为大本营，起兵三十余万，造战船千艘，储存武器装备，随时准备出击。

明朝方面，万历十八年刚刚经历过一次“洮河之变”，即蒙古第三代顺义王奢力克悍然侵边，首犯西宁，并连陷临洮、河州、渭源，攻克洮州，明军数位主将败死，西北震动。明军丧败之余，朝臣们意识到了大明朝战斗力的低下以及军队士气的低落。

在以银子求取和平的同时，明朝两名副总兵（相当于大军区副司令）之死，其实使明朝的国威大受损挫。正是在这种“寇轻边将”的情况下，宁夏有哱拜之乱，播州有杨应龙之乱，而丰臣秀吉也添乱，把战争指向大明的藩属国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