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熟的“正确”选择

建文帝削夺诸藩

建文帝朱允炆，朱元璋太子朱标的嫡子，自小聪慧好学。朱标患重病时，朱允炆才十四岁，昼夜立侍其父懿文太子床前，绝对是个仁孝的好苗子。

朱允炆伺候亲爹两年多，身子骨孱弱的老太子朱标终于命赴黄泉。朱允炆至孝之人，居丧毁瘠过哀，不食数日，真正体现了封建时代人子的纯孝之情。

心如铁石的老皇帝朱元璋亦哀不自胜，抚着孙儿的背，劝说道：“你真是孝顺呵！别这样悲哀不吃东西，会拖坏了身子骨，我还活着啊，你让我怎么办！”

朱允炆这才稍稍进食，收泪强忍哀痛，以使皇爷安心。

洪武二十五年十月，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

洪武二十九年，老皇帝朱元璋召集诸子于东宫参见朱允炆，行宫廷仪制，也就是让朱允炆的叔叔们拜见未来帝国的皇帝。厚道谦和的朱允炆内心很是不安，于东宫按朝廷礼仪受拜后，赶忙入内殿，以“家人礼”拜见诸叔。

以前，皇太子朱标辅佐朱元璋处理公务时，由于其本性仁厚，在刑狱方面多所减省，救回不少人命。当时，太子还惹得刻薄寡恩、天性好杀的朱元璋老大不高兴。

朱允炆为皇太孙时，辅佐老皇帝处理朝务，也效仿其父，凡事以宽大为怀。由于当时武臣谋士几乎被朱元璋杀了个精光，加上“隔代亲”的感情，朱元璋没有再对孙子发怒，一直“龙心甚悦”。

作为皇太孙的朱允炆，根据《礼经》，参考历朝刑法，对洪武律令中特别不合理的七十三条重法予以删改，深得民心，天下称颂。洪武二十八年，明廷诏去黥、刺、剕、阉割诸刑，想必也是皇太孙劝老皇帝去严刑之效。

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驾崩，朱允炆即皇帝位，是为建文帝，诏改明年为建文帝元年。

朱允炆为皇太孙时，朱元璋儿子辈的诸王以叔父之尊，多有不逊，视其为黄口小儿，骄横之情溢于言表。身肩明帝国未来重任的朱允炆心中很是忧虑。有一天，他问侍读的太常卿黄子澄：“我几个叔叔各拥重兵，何以制之？”

黄子澄儒士出身，深谙历史故事，马上一五一十详细地把汉景帝实行削藩政策、平定七国之乱的史实讲给当时的皇太孙听。

毕竟也是一仁弱书生，朱允炆听后心喜，觉得事情并不难办，自言自语道：“有这种谋略，我以后就不会担忧了！”

当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南京建都，地距边塞六七千里。故蒙古残兵败将常常于塞下出没，捕杀吏民，抢夺财物，骚扰边境。因此，对于各边境重要地区，明初皆以至亲皇子坐镇。

朱元璋对属下将领非常猜忌，对他自己的骨肉诸子却一千万个放心，下命诸子可以专制国中，各拥精兵数万，并有征调各路军兵的威权。

朱元璋为人做事雷厉风行，杀人从未手软，但对中国历史的流脉，他根本不如那些读过书的帝王们那样理解得深透，想不到他自己死后亲儿子会带兵干掉亲孙子，直接威胁着他绞尽脑汁在千百万人头堆上建立的大明帝国。

虽然朱元璋喜怒无常，总以杀人为乐事，但其臣子中也不乏深思远虑、耿耿忠心之辈。早在洪武九年，训导叶居升就“应诏陈言”，极论朱元璋“分封太侈”的隐患：

《传》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国家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秦、晋、燕、齐、梁、楚、吴、闽诸国，各尽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赐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之地而夺之权，则起其怨，如汉之七国，晋之诸王。否则恃险争衡，否则拥众入朝，甚则缘间而起，防之无及也。

在点明了诸侯藩王尾大不掉的隐忧后，叶居升进一步力排众议，深入分析了“疏不间亲”论点的害处：

今议者曰“诸王皆天子亲子也，皆皇太子亲国也”。何不摭汉、晋之事以观之乎？孝景皇帝，汉高帝之孙也。七国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孙也。当时一削其地，则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之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拥兵，以危皇室，遂成四裔云扰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

在举出了西汉“七国之乱”和西晋“八王之乱”的鲜明例证后，叶居升还在奏表中言之凿凿地为老皇帝出主意：

昔贾谊劝汉文帝早分诸国之地，空之以待诸王子孙，谓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愿及诸王未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圣贤之德行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辅，可以与国同休，世世无穷矣！

如此立意明白、条理清晰、直陈利害的忠臣言奏，朱元璋阅毕，竟勃然大怒，认为叶居升居心叵测，离间皇室。

锦衣卫不是吃素的，这些皇家恶狗以最快的速度把叶居升从家中逮入大狱，五刑毕具，把他活活拷打致死。

此后，就此事再无敢言者。别的皇帝只有“逆鳞”数片，朱元璋这条老龙，全身上下都是“逆鳞”，况且议论皇上家事，动辄就有灭族之罪。因此，在其后的洪武二十多年间再也没人提起藩王诸镇之事。

建文帝即位后，宣布太祖遗诏，其中关键内容在最后：“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城）。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

此诏用意，一是怕诸王以哭临大行皇帝为名忽然带大兵进京夺位，二是明令各藩王属下官吏直接听命朝廷。

诏下，诸王不悦。这些人互相之间秘密通风报信，都私下讲是新上任的兵部尚书齐泰从中阻挠他们这些“孝子”进京哭灵。

不久，户部侍郎卓敬上密疏，奏请裁抑宗藩。疏入，不报。

建文帝留中不发，实际上是正在认真考虑削藩的步骤。

虽然卓敬上的是“密疏”，但诸王耳目众多，消息早已传开，于是燕、周、齐、湘、代、岷诸王频相煽动，流言四起，多闻于朝。

事已至此，建文帝就把从前的老师黄子澄和兵部尚书齐泰秘密召至内殿，商议削藩大事。齐泰认为燕王拥有重兵，且“素有大志”，应该先拿燕王开刀，削夺他的藩地。黄子澄持相反意见，认为燕王久有异志，一直秣马厉兵，很难一下子解决，他主张宜先取周王，剪去燕王手足，然后再图燕王不迟。

建文帝年轻，两位左右手又都是文士书生，仓促间就议定大事。于是，建文帝即位后的当年七月，下命曹国公李景隆突然调集大兵奔赴河南，把周王王府围个水泄不通，逮捕了周王及其世子嫔妃一干人等，俘送南京。接着，下制削去周王王爵，废为庶人，迁至云南蛮荒之地看管。

同年冬天十二月，建文帝把代王徙至蜀地，把这位为人告发“贪虐残暴”罪名的皇叔交予蜀王看管。

由于事出突然，周王、代王措手不及，果真没费什么力气就被一窝端掉。但是，被逮的两个王爷“罪状不明”，确实也令不少人心中疑惑。

当时朝中各位朝臣附和新帝之意，纷纷上书削藩，倒是一位退休的都督府断事（高参）高巍上书劝谏，有理有节，建议把诸王的藩地交叉分封给已婚的王子们，犬牙交错，互相牵制，互相维护，互相监视，不仅推恩及广，又不会因强行削藩而伤感情。如此，诸侯势弱，自然天子势强。

建文帝嘉之，然不能采用施行。估计是当时齐泰、黄子澄正受宠任之际，建文帝对这两个人言听计从，想一举削夺诸位藩王的实权。

建文元年五月，朝廷又因岷王朱楩有“不法事”，废其为庶人。不久，湘王朱柏因私印钞票和擅自杀人，受到朝廷“切责”。朝廷还派使臣至其封地，勒令其入京接受鞠审。

这位湘王朱柏挺倔拧，对左右说：“我听说前代大臣下狱前，多自己引决自杀。孤家是高皇帝子，南面为王，岂能受辱于狱吏而求活呢！”

他聚集诸子、嫔妃，紧闭宫门，阖宫自焚而死。

一不做，二不休。建文帝及朝臣下诏齐王朱榑进京，废为庶人，关进大狱。接着，下诏把代王朱桂软禁在大同，废为庶人。

数月之间，针对诸藩王的大狱一起紧接一起，天下震动，恰恰也给了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以起兵口实。

“诸藩者，削亦反，不削亦反。”开头不拿最强的燕王开刀，这才是建文帝及其诸臣最大的失策！

清初史家谷应泰对于建文削藩之事倒有“事后诸葛”之见。他认为，明太祖在世时，就应该下令诸藩遣子入侍于京师，并在禁宫内院建“百孙院”，择以淳儒良师对这些小龙崽子们予以教化，既留了“人质”，又传习了藩臣之礼；同时，再派勇臣猛将镇守四方关键之地，坚壁高垒，严防诸藩异动。一俟诸王子弟成年，马上下恩诏裂土分封，使各个小国林立，都没有能力萌发造反不臣之心。

依笔者愚见，谷应泰也是妄自忖度。朱元璋何其残暴之君，他一辈子心思用在防臣、防民、钳制人口、诛戮有功之上，怎么又会有人敢当他在世时提出诸如建“百孙院”的建议呢？即使有人敢于疏奏，老家伙定会追根潮源，追问臣下“所安何心”，稍有不慎，三宗九族，顿成齑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