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大草原的主人

党项羌早期的“奋斗史”

党项，据考是羌族的一个支系，《隋书》上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岩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估计是体健爱跑喜欢爬树什么的。西晋时期，羌族被整治得厉害，“或臣（于）中国（中原王朝），或窜于山野”，跑得远一点儿的就归附了吐谷浑。

唐朝太宗时期，由于吐谷浑为吐蕃所灭，缺怙少依的党项羌请求内附，被大唐徙于松州安置。渐渐地，这些党项羌人形成数个较大的部落族种，有拓跋氏、野利氏、米擒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细封氏等，其中拓跋氏最强大。他们的地盘，大概在今天的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地区。

唐朝开元年间，居于今天青海和甘肃南部的一些党项羌人非常害怕那些嗷嗷乱叫、四处劫杀的吐蕃军队，向唐玄宗求救，被集中迁至庆州。

安史乱起，各地胡人蠢蠢欲动。大英雄郭子仪怕这些异族豺狼聚合在一起搅大事，就建议唐代宗把当时在庆州的拓跋朝光部党项人迁至银州以北和夏州以东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鄂尔多斯的东南。这一地区，正是南北朝时匈奴人赫连勃勃的“大夏”国旧地，当时称平夏。所以这一部拓跋所统率的党项羌人就称“平夏部”。日后西夏皇族，正是源出这一部党项。

当时，唐朝还迁另一个部落（首领拓跋乞梅）于庆州，这一部党项羌人就称“东山部”（因为他们所居的庆州在六盘山以东）。唐僖宗时，平夏的酋长拓跋思恭被朝廷封为夏州节度使。由于赶上唐末大乱，拓跋思恭追随沙陀人李克用，曾一度帮助唐王朝“收复”长安，因功被封为夏国公，并赐皇族姓“李”，夏州地区的党项武装，被称为“定难军”，总括夏、绥、宥、银四州。

由此，以夏州为中心，鄂尔多斯以南的广大地区，皆成为拓跋部的私人领地。

拓跋氏一直争取“保境固守，伺机发展”的策略，完全是墙头草，谁势大就倒向谁，谁称帝就向谁称臣，只要承认他们在夏州一带广大地区的统治地位即可。

五代之始，陕西北部被平夏部拓跋氏纳入版图，又添盐州和延州之地。

五代的后梁时期，平夏部首领李思谏（拓跋思谏，此时已经以“皇唐”的国姓自称）向朱温称臣。后唐灭后梁，当时的平夏部首领李仁福马上“归顺”，得封朔方王，仍旧在原来的地界为霸一方。后来，李仁福病死，其子李彝超继任。后唐趁人之丧，想借机拔掉这个“钉子”，派大军突袭夏州，结果反被早已有准备的平夏部党项羌人打得大败，悻悻而归。按理，后唐是沙陀种，也被唐王朝赐姓李，一笔写不出两个“李”，曾经还是老战友，但这些人利欲熏心，唯利是图，彼此没有任何信义可言。

后晋、后汉、后周几个政权在中原地区走马灯一样换，平夏部党项羌人任谁称皇帝，皆“俯首”称臣，换来的是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无上地位和大笔大笔的金银财宝等“赏赐”。

狼子野心，勃勃欲发。

待到赵匡胤建立宋朝，夏州地区已经在平夏拓跋（部）手中经营了200多年，这里广袤的牧场，不仅养育了无数牛羊，更重要的是出产良种战马。特别是地斤泽地区，处于鄂尔多斯腹地，水草丰美，牛羊马无数，成为党项羌族的肉库和天然马厩。同时，由于与汉族杂居，党项羌人的农耕业也不逊色，与宋交界的七里平等地，满眼皆是西夏的储粮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鄂尔多斯南部还盛产当时可作货币使用的上好青盐，且产量巨大，一年能有1.5万斛左右。有兵有粮有马有盐，天时地利人和，平夏部自然是一方主人。

宋太祖初登基，平夏首领李彝殷立即遣使上贡，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彝兴（赵匡胤之父叫赵弘殷），以“避讳”之举表忠心。宋太祖见这位西北豪酋如此“懂事”，大喜，仍旧承认李氏（拓跋氏）家族对当地的统治权，并诏命党项羌出兵骚扰北汉，以配合宋军作战。

建隆元年，李彝兴献良马300匹，此举如同现在奉献300辆车载火箭一样，正是宋军所急需。宋太祖高兴之下，亲自监制了一条玉带给李彝兴。这位老李是个腰带十围的巨胖，一定耗费了宋廷不少上等美玉。

乾德五年，李彝兴病死，宋太祖“震悼”，赠太师，追封其为夏王，并授其子李光睿为定难军节度使。

得知宋太祖不断削夺方镇大将的权力，又听说仁德的皇帝“杯酒释兵权”，李光睿又惧怕又心存侥幸，遣使入朝献宝献马之余，上表表示自己要入朝觐见宋太祖。

当时，北汉未下，宋太祖还需要李光睿这一方豪酋替他出力，便“优诏不许”，让他出兵助宋军攻北汉。李光睿还没出兵，北汉主刘继元自找倒霉，派军进攻银州，被党项羌击走。

生气之下，李光睿亲率军队出击，配合宋军作战，夺取北汉两座雄关，斩首近千，缴获不少辎重物资。

宋太宗继位，李光睿与其父一样，为避赵光义的名讳，马上改名李克睿，态度诚惶诚恐。太宗高兴，加封他为检校太尉。太平兴国三年，李光睿病死，其子李继筠承袭定难军节度使之职。这位爷命不好，当了两年多节度使就病死，其弟李继捧袭位。

一直以来，李氏一族野心并不大，无非是甘心情愿当一方诸侯，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宋太祖虽然削夺方镇的兵权，对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仍“许之世袭”，各地的大小豪酋们又有厚赏又有世袭官职，孝顺得不行。而且，西北等边疆地区不同于中原、江南、岭南地区那样形势复杂，征讨一无借口，二无必要，因此，施恩取信于人，是当时宋朝最为稳妥的计策。

但是，李继捧继位后，形势赫然出现了变化。